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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传来两声熟悉的咳嗽声，人到绝处，也有欢乐。陈明高兴地从咳嗽声中知道，老丁也在这列车上，就近在隔壁的包房里。陈明有意地也咳嗽了几声，想告诉丁玲，他们又在一起了。

陈明夫妇在秦城监狱坐了五年监牢，出狱后，有一次陈明问丁玲：“我在车上也咳嗽了两声，你听到没有？”丁玲摇摇头：“没听到。”陈明笑着对我说：“老丁就是这么单纯，一个心眼，从不想别的……”

重返北大荒（1）

那些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的北大荒人怎么样了？丁玲怀念他们。

“老丁回来了！”

丁玲和陈明走进场部附近的桦树林，那里有一片杂草丛生的坟包，长眠着当年和他俩一起垦荒的老朋友。他俩希望在桦树林里给他们留个地方，要永远留在北大荒。

1976年金秋，“四人帮”垮台了。

又过去了三年。

1979年7月1日是党的生日。此时发表了丁玲复出后写的第一篇文章《“七一”有感》。这篇文章倾吐了一个赤子20年后重新回到哺养她的伟大母亲怀抱的肺腑之言。她在任何艰难险阻中从来没有一滴眼泪，可现在有多少动情的话儿要向党说啊！她那蕴藏在内心深处对党的怀念之情，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出来。她在文中振臂高呼：“今天，我再生了，我新生了。我充满喜悦的心情回到党的怀抱，我饱含战斗的激情，回到党的行列。”“党呵！母亲，我回来了！”

对党充满深情，对人民也满怀着厚爱。1979年国庆节之际，丁玲回到北京不久，便去河北涿鹿县温泉屯，探望阔别多年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描写过的父老乡亲。而她复出后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是写北大荒人的散文《杜晚香》。

“四人帮”刚刚垮台时，丁玲还被“遣送”幽居在山西嶂头村的深山沟里。她和陈明商量：“乌云散去，天空晴朗了，我献给读者的第一篇作品应该写什么呢？”

陈明说：“你的想法呢？”

丁玲说：“这20多年，我的创伤是很深很深的，这些痛苦，我们对自己的子女都不谈，我不能给读者以哀伤，应该给读者以振奋。”她想来想去，还是想到了在北大荒就写成初稿的《杜晚香》。她说：“我的国家，经历了大乱之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们的国家，正需要像杜晚香这样艰苦奋斗，忘我劳动的先进人物，任何时候都需要杜晚香这样的精神，我送给读者的第一份见面礼，应该是《杜晚香》。”在1979年7月份的《人民文学》上，她在嶂头村重新写出的《杜晚香》和读者见面了。

“杜晚香”现在怎么样了？那些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的北大荒人现在怎么样了？丁玲是多么怀念他们呵！

丁玲回到了“娘家”，她的心，感到比在北京木樨地22号大楼的高级寓所里还舒畅。农场总局大院里挤满了前来欢迎她的北大荒人。阵雨刚过的天空，一片湛蓝，多么辽阔，她感到北大荒的阳光愈发灿烂、明媚，更加充满热力。丁玲在总局只停留一天，这一天她没休息片刻。上午，总局的同志向她介绍纠正了“左”的错误指导思想以后农场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午，她去参观农场兴办的工厂企业。哎哟！北大荒好一派新气象！“穷过渡”的历史结束了，她看到了北大荒在改革、开放中焕发出的勃勃生机。于是，1981年77岁高龄的丁玲在应邀出访美国前夕，毅然和陈明一起重返北大荒，去探望在身处逆境的艰难岁月中，哺养他们的父老乡亲。丁玲的此举也是为了向国外表明：中国的作家，是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在困难的时候，她的心，贴在人民的心上；在胜利的时候，她的心，也是紧紧贴在人民心上的。

丁玲归心似箭，7月15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到达哈尔滨，只在那儿待了一天，就上了直达佳木斯的火车，直往北大荒。正在中国访问的美籍华人梅仪慈女士，任教于密执安大学，是专门研究丁玲创作的学者，已在美国出版了几本研究丁玲的专著，获得博士学位。今年春天，她已跟踪丁玲到过厦门，搜集丁玲的资料，这次听到丁玲去北大荒，她喜出望外，向我国有关部门申请获准，从北京随丁玲、陈明一道到了北大荒。

北大荒人在等待着丁玲。当丁玲平反的喜讯，传到北大荒时，张文豪、胡冬莲等就在一起商量，快给老丁发封电报去祝贺。她们一想，又为难了：不知道老丁在北京的住址，电报往哪发？还是胡冬莲有主意：老丁是天下知名的大作家，就发往北京中国作家协会。胡冬莲后来说，我们就凭在宝泉岭农场扫盲夜校时，跟老丁学来的那点文化水平，写了一份祝贺电，花了9元多的电报费，给老丁拍去了北大荒人对她的满心祝贺。这次，“老丁回来了”的消息比电波还快，迅速飞遍北大荒，飞到了她当年生活过的宝泉岭、汤原。7月19日天刚亮，丁玲和农场总局的同志，就坐上松花江上的小火轮，直奔普阳农场。当年汤原农场的老战友，现在都在这芦苇丛生的蒲鸭河、嘟噜河、敖来河和松花江交汇之处的水洼子上，筑堤开荒，又建成了一个北大荒上的“鱼米之乡”。

重返北大荒（2）

小火轮上的水手和服务员们听说来的是丁玲，热情地把自己的休息室腾出来，让丁玲和陈明休息。轮船逆松花江而上，走了大半天，下午两点来钟，才到达蒲鸭河码头。小火轮还没靠岸，就望见岸上熙熙攘攘，大约有好几十人踮起脚，伸出手臂，朝小火轮招手；有的人还大声呼喊着。轮船一靠岸，陈明就从人群中认出了王俊芬，他禁不住也招手大声喊了起来：“王俊芬，你好哇！”他和丁玲都深深地记着这个山东来支边的姑娘。陈明被派到双鸭山去修复铁路线时，就是她，不怕别人的闲言闲语，不怕“划不清界限”，每天去给丁玲作伴，给丁玲从井台上挑水，像照顾自己的老妈妈一样，照顾着丁玲。

小火轮上的水手，把木板搭到河岸，王俊芬快步走上船来，伸手扶着丁玲上岸。丁玲还没来得及和大伙打招呼，她就第一个紧紧把丁玲抱住，使劲地憋住眼眶里的泪水，一个劲不住地喊“大娘，大娘……”满肚子的话，一句也说不出了。这时站在岸上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一齐围了过来，有的喊“大娘”，有的喊“老丁”，有的喊“丁老”，忙得丁玲不知和那个说话好。丁玲只好握着一只只伸过来的手，一面笑着说：“我和老陈都是这里的老农工，今天是回家来了，干嘛要来这么多人呢，还要开个欢迎会吗？”

普阳农场场长说：“要是开欢迎会，这蒲鸭河的河岸恐怕都站不下人了。他们都在这附近干活，知道你们来了，拦也拦不住，丢下活，都跑到河边来了。十多年不见，你千里迢迢赶到这里来看我们，大伙都想看看你。我要是用大喇叭一通知，全农场的人都得跑来接你了。”说着，人群一阵欢笑。

“这里离农场多远？”丁玲问。

“有五六里。”

丁玲用东北话说：“五六里算个啥？十多年不见面了，咱们一路走一路谈吧！”

场长急了：“那哪行哩，昨天这里下了一场雨，到处是泥水，大伙坐大车，你和陈明坐小吉普走吧！”

快到上车了，王俊芬凑到丁玲耳边轻声地说：“大娘，今晚上你就到我家去吃饭吧。两天前，我便叫孩子们到自留地里摘了好多大娘爱吃的豆角，没想到你们今天才到。”

吉普车一驶入场部招待所，在招待所大院等候的人，一下子拥了过来，大部分是妇女，有的抱着吃奶的孩子，有的扶着老人，都嚷着：“让我来看看老丁。”丁玲刚走进房间，走道上就有人高声嚷起来：“刘三姐来了！”这“刘三姐”两手拉着两个孩子，直向丁玲的房里走去，她一把拉着丁玲，喊了一声“大娘”之后，就把孩子推到丁玲面前，催着说：“快喊丁奶奶。”

丁玲把孩子拉到身边，高兴地说：“孙淑英，我来时你才是个17岁的小姑娘，现在你都成了两个孩子的妈妈啦！”

“大娘，你说错了，哪只两个，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啦！”

有人在一旁开玩笑：“她如今不是刘三姐，是刘三妈！”满屋哄堂大笑。

原来丁玲和陈明在汤原农场帮助职工开展业余文艺活动、辅导排演歌剧《刘三姐》时，丁玲看中了孙淑英那股泼辣劲，选中她扮演刘三姐这个角色。孙淑英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那时候，我跳跳蹦蹦还可以，叫我演戏可作难了，不是忘了唱词，就是唱和舞配不起来，别提有多别扭了！可是，大娘就是耐心，把着手教我，还从思想上开导我。我还真的上台演了刘三姐。到‘文革’，有的大字报提出了一个什么‘丁玲地下俱乐部’，说我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可把我爱人吓坏了。我说：怕什么？我大娘是帮我们农场搞业余文艺活动，演的是革命戏，大娘受这么大的冤屈，在我们面前，连一句牢骚话都没说过，她做的、说的，样样都是老共产党员的样子，凭什么说她搞‘地下俱乐部’？”

在汤原当副业队队长的李永成，上有老人，下有三个孩子，生活十分困难，丁玲就偷偷地接济他。丁玲这次来到农场，他高兴地跑回家去对他娘说：“娘，你知道谁来了？”

“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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