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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笔杆子的大对决：康有为和福泽谕吉（6）

到了晚清，中国的官场已集体堕落到无话可说的地步。“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作为任何一个有思想但无背景的知识分子，在帝王时代惟一的出路，就是通过寒窗苦读、研究章句小楷，以科举考试改变身份地位，然后像蜗牛一样通过官场的阶梯慢慢攀援到一定位置，再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然而待到位极人臣，他们早已被志趣渐颓，精力渐老，年光过尽，锐气尽失，再也没有办事的魄力心情了。

而有没有创新意识，敢不敢创新实践，常常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前途和一个国家的命运。大清僵化的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士大夫们，从不习惯用自己的脑袋思想，对社会每前进一步，朝廷中都曾招来詈责，引起“群相哗骇”，被视为“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也”。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那些冒巨大风险主张变法自强者，反被说成是数典忘祖，置“鬼子”于“祖先”之上的无耻之辈，而那些握有重权的顽固派却以“祖先”的捍卫者自居，不但毫无风险，而且在道德上居于正人君子的优势地位。比如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的变法斥责为“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顽固派主张“治国之道以正人心，厚风俗为先”。美国人对此感到不可思议：“我们从清国人那麻木、呆板的面孔上看不到任何想象力，他的面容没有闪现出丝毫幻想的灵光。他并非弱智，也不乏理性但就是没有创造性。”

康有为的性格使变法成功的希望更加渺茫。不过我们可以反问一个问题，假如康有为不那样感情用事，不那样超凡自信，他能够发动这一场变法运动吗？

在大清王朝如此保守、僵固的文化氛围中，正是康有为那种“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我仆从”的自信，和他那“如大海潮，如狮子吼”的声音，才能给这个“士风极坏，惟利禄是慕”的社会以当头棒喝，才能冲破这个民族长期闭塞专制形成的精神萎缩与文化惰性。然而，这种宗教家似的救世情怀，却在现世中具有“两面刃”的特点，以致于他不能以世俗的理性与求实的态度，冷静面对维新变革如此复杂庞大的现实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梁启超说康有为“出世太早”。他超越时人，而不适宜于现时。他的理想是如此高远，以致“动辄得咎，举国皆敌”，这也是梁启超说他“大刀阔斧，开辟事业”而又“自今未有一成者”的原因。

日本知识分子的自由人格和独立思考传统由来已久。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知识分子开始享有很高的自由度，政党政治开始建立，言论自由得到基本保障，报刊空前繁荣，他们可以自由地批判政府，思想交锋更是盛极一时，既有呼吁征服*的国家主义呐喊，也有重视民生的平*义的呼唤。对于日本的知识分子来说，风起云涌的时代浪潮锻炼出他们敏捷灵活的处世手段，激烈自由的思想交锋也有利于他们修正国家前行的正确航向。他们是时势所造之英雄，更是可以造时之英雄。日本知识分子的这种“变脸”功夫，在著名思想家吉田松荫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作为一名改革开放的提倡者，吉田却坚定地站在“攘夷派”一边，他并非为了反对幕府的开国政策，而只是出于推翻幕府的政治需要：他认为只有先“攘夷”才能削弱幕府，将幕府与西方订立的条约尽行废除，待到国权统一后再实行开国政策。这样灵活大胆的思维观念，远非以“道统”划分敌我阵营的康有为等辈可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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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才是睁眼看世界的人：林则徐渡边华山（1）

谁才是睁眼看世界的人——林则徐为何没有渡边华山看得更远

林则徐是公认的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东邻的渡边华山也被日本人赞誉为“我开国史上的第一人”。然而，这两位首开先河从西方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近年来在各自国家却毁誉不一。相较于渡边华山在日本的声誉鹊起，林则徐定格在中国历史上的伟人地位则受到质疑。有人根据档案资料证明林则徐其实对西方并不真正了解，对中西关系的许多判断是错误狭隘的，甚至有人在网上谩骂林则徐是“民族的罪人”。是后生轻狂厚诬前人，还是我们真的过高地评价了近代史上的林则徐？

林则徐是公认的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东邻的渡边华山也被日本人赞誉为“我开国史上的第一人”。他们处于同一个激烈变荡的转型时代，并分别担当“驭夷”要职，分属本国统治阶级中的开明人物，比别人更早更深刻地认识到西洋诸国的先进性和自我危机的严重性。他们独具慧眼，挺身而出，试图从西方寻求救国之道，为民族振兴尽了最大努力，却又都蒙受极不公正的待遇：林则徐因虎门销烟被革职贬官，壮怀难酬，以衰龄病骨的老迈之身，被蒙冤流放到风雪荒程的万里之外，“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渡边华山以“妄评政治、动摇民心”等罪名被封建幕府逮捕入狱，后被遣送回籍继续软禁。渡边不甘受辱舍身成仁，切腹自杀，毅然横刀向颈率先做了日本的谭嗣同。然而，这两位首开先河从西方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近年来在各自国家却毁誉不一。相较于渡边华山在日本的声誉鹊起，林则徐定格在中国历史上的伟人地位则受到质疑。有人根据档案资料证明林则徐其实对西方并不真正了解，对中西关系的许多判断是错误狭隘的，甚至有人在网上谩骂林则徐是“民族的罪人”——是后生轻狂厚诬前人，还是我们真的过高地评价了近代史上的林则徐？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如果结合生活经历、知识结构、历史机遇等诸多方面，将同一时代的林则徐与渡边华山的西学之路逐一探查比较，或许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深刻的启示。

一　生前屡遭打击，死后光芒万丈

日本天保十二年（1841）10月11日，田原藩，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年迈的母亲前来探望软禁中的渡边华山，她看到沉默的华山忧容满面，憔悴不堪，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乘母亲不注意的时候，华山独自进入里屋，拔出短腰刀切腹自杀，并回刀刺破咽喉，自尽而死——这是日本千百年来标准的武士切腹动作。渡边华山知道，按武士的规矩，既然选择了最崇高的死亡方式，将自己宿于肚腹中的灵魂向世人展示，以保持一个武士的尊严和名誉，就必须把它当作一件非常庄重规范的事情来做，不能有丝毫的偏差与疏忽。渡边华山的自杀报告送达监禁惩罚他的幕府后，幕府派来检尸官，将渡边华山的遗体从石灰缸里取出，确认是武士的漂亮自杀，在场的人都流下了崇敬的热泪。

华山自杀时给长子立下了遗书：

你的祖母活着的时候什么事情都要让他高兴，孝敬她。你的母亲是个不幸的人，也要孝敬她。即使自己饿死也要养活两位上人。不忠不孝之父渡边登。

日本近代史上最明亮的一盏思想之灯，就这样在悲风苦雨中黯然熄灭了。这一年，渡边华山年仅四十八岁。

谁才是睁眼看世界的人：林则徐渡边华山（2）

与渡边华山凄凉悲壮的死相比，林则徐也许略为幸运，却也同样掺杂着英雄末路的辛酸苦涩。他早生于渡边华山八年，晚卒于渡边华山九年，享年六十六岁。清道光三十年（1850），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迅猛崛起，清廷震骇，举国惶惶。咸丰皇帝这才想起居家养病的先朝重臣林则徐，频频下旨要林则徐回京商讨对策。“五更风雨梦千里，半世江湖身而忧”，面对这份“圣眷隆恩”，饱经忧患且病痛缠身的林则徐早已心灰意冷，疲于应诏。他索性采取拖延观望的办法。可是这年的9月13日，道光又接连降旨，任命他为钦差大臣，严令立即“驰赴广西会剿”。这时已逾六十六岁高龄的林则徐，接到这份最后通谍式的“上谕”，不得不于28日抱病“就道”，带病起程。军情紧急，前方催迫不已，他当时只好痛苦呻吟着平躺在轿里，由他儿子林汝舟陪同，每日火速疾行百里，历经闽粤山关来到潮州。林则徐本来身体就极度虚弱，加上日夜兼程，旅途劳累，不料引发心肺疾病，病情急剧恶化，于11月死在广东潮州普宁县。

“可怜万里平戎策，都付萧萧暮雨中”。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位当时分别代表自己国家最先进思想的人物，在世时都饱受打击，毁誉难分，可一旦撒手西去，人们好像顿时恍然大悟，发现了他们宝贵的价值，纷纷给予慷慨褒奖。林则徐之死震动朝野，举国叹惋。咸丰闻讯，不胜惊悼，特地颁发《御祭文》和《御赐碑文》，赠太子太傅衔，谥“文忠”。悲泪难忍之际，年轻皇帝还情不自禁挥起御笔，撰写了一副笔调深沉，感情恳挚的挽联：

答君恩清慎忠勤，数十年尽瘁不遑，解组归来，犹自心存军国；

殚臣力崎岖险阻，六千里出师未捷，骑箕化去，空教泪洒英雄。

而在日本，冬去春来，阴晴圆缺，渡边华山竟然由思想狂悖的幕府“罪人”，一跃成为精忠报国的近代“功臣”，成为日本人心目中光芒万丈的“神”。随着皇国思想的泛滥，至二战时日本战败为止，渡边华山一直被作为“忠君楷模”而编入修身课的教科书，更被作为“勤皇护国烈士”、“大东亚护国之神”而供奉在华山神社，将渡边华山深邃闪光的思想都淹没在皇国思想之下。一生落拓潦倒的渡边先生也许做梦也想不到，他有朝一日会享受如此隆重的“殊荣”吧？

英雄都付浪淘沙，逝者如斯总不归。林则徐与渡边华山的命运缩影，何尝不是中日两国的国运定格？历史好比连续剧，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又来去匆匆。我们用什么标准去评定其是非功过、成败兴亡？当时间的洪流喧嚣渐息，岁月之河雪尽江清之后，我们才得以走近林则徐和渡边华山真切的悲欢际遇，体味他们内心的纷争纠葛，拂去他们身上鲜为人知的尘埃，露其真容；也擦掉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唾沫，还其清白。

二　日本也有个“林则徐”

翻开近代日本史，正是渡边华山登高一呼，第一个拉响了振聋发聩的警报，让日本国民从酣然昏睡中警醒过来。

渡边华山（1793…1841），德川幕府末期集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儒学家、兰学家、画家于一身的百科全书似学者，是近代日本一位学贯东西、慧眼如炬的国宝级人物。他与林则徐一样出身清寒，同属吃苦耐劳且天姿聪颖的人，都是凭个人勤奋努力而留名青史。从文化背景而论，两人都曾研习过儒家文化，只是渡边华山除了儒家文化外，还钻研西洋画艺。正因家境的贫寒，才让渡边华山阴差阳错地通过西洋画艺博览中外，成为沟通东西、洞察今古的一代宗师。　。　想看书来

谁才是睁眼看世界的人：林则徐渡边华山（3）

渡边华山一生命运多舛，其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苦难经历让他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历，并为他后来变革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渡边华山出生之时，正值幕府的宽政改革失败之际，幕府与各藩均处于财政困难时期。华山的父亲定通生下八个孩子，生活贫苦异常。他的弟弟们有的到寺院做活，有的出家为僧。华山八岁时就不得不替藩主的世子做杂勤。至华山二十四五岁时，家里穷到连父亲买药的钱都没有，冬天只盖一条破被，过着忍饥耐寒的生活。在此逆境下，为了生计渡边华山选择了绘画的道路。他对西方的认识，就是从绘画开始的。

而他真正认识西方是从　1832年开始。该年他被任命为田原藩家老与海防挂，即管理藩的财政与海防的官员。处于这一激荡的时代，渡边华山坎坷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其担当海防系的便利条件，让他比别人更深刻更早地认识到了世界局势的变化和日本所面临的险恶国际环境。为日本民族的前途感到深深的忧虑。恰好在这一年，他和高野长英、幡崎鼎等洋学家相识。万花筒般复杂丰富的西方世界立即让渡边华山如痴似狂，他从此致力于洋学研究。他就西洋与　“外国事情”撰写了很多论述，如《外国事情书》、《再稿西洋事情书》、《初稿西洋事情书》、《慎机论》等等。这些著述反映了渡边华山对西方深刻的洞见，以及对日本未来清醒的认知。渡边华山在孜孜勤学的基础上，又将高野长英、小关三英等著名兰学家请到自己周围，日夜切磋，互相砥励，从而形成了一个试图以兰学知识拯救日本内外危机的兰学集团（史称“蛮社”）。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强烈地意识到，日本传统的对外观念以及对外交涉原则已无用武之地，如何迎接来自西方的挑战，成为亟待解决的历史性课题。渡边华山在《外国事情书》中忧心忡忡地说，一个人是否安全，与这个人是否有自知之明相关。而目前我们这些统治者的见识作为，实为井蛙之见而固不足论。即使那些自诩为高明尚古的聪明人，也不过是鼠目寸光，如灯台下之暗影，正如盲者不惧蛇，聋者不避雷，身处险境而不自知。

——“闻风腥而知虎在，听雉鸣而悟地震将至。搜索西洋诸番之事情，实乃今日之急务。”这恐怕也是他后来决定辞去田原藩职务、欲专心研究外国事情的主要原因。他一边阅读当时已经传入日本的西方书籍，一边与荷兰商馆长交流，详细了解有关西方的各种事情。随着西学知识的增多与对西方了解程度的加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西方观。渡边华山说：“西方诸国以学术实践，达于天地四方，以育人，以展国势。方今地球之中，无一地不有欧罗巴诸国，五大洲中，除亚细亚之外，四海大抵皆为洋人领地。”渡边华山的政治实践，使他认识到必须要通过学习西洋才能渡过日本的内外危机。他拥有获得西方知识资源的多种渠道，从而将兰学推向更高的层次，为处于十字路口的近代日本指引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拼得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最终使渡边华山拍案而起振臂一呼，却身陷绝境的，是一艘远道而来的小小商船。

1837年（天保八年），美国商船“马礼逊号”载着七名日本漂流民抵达日本浦贺近海，要求通商。美国人原想以护送日本漂流民回家主动示好，以达成和日本互利通商的目标。不料日本人根本不领情，浦贺奉行太田运八郎按照《异国船驱逐令》下令炮击“马礼逊号”，迫使其仓皇撤离。这一事件剧烈地冲击着渡边华山的忧国之情。他认为，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四周渺然”环海而又无海防的日本，轻率地炮击为送还漂流民而来的西洋船只，其结果只能是为“西洋膻腥之徒”制造侵略日本的借口。对于幕府的这一强硬政策，渡边华山、高野长英分别撰写《慎机论》和《梦物语》，阐述了世界发展大势，并斥幕府措置失当的攘夷政策是“井蛙之见”，主张取消“异国船驱逐令”，并提出“因时变而立政法乃古今之通义”的应对原则。幕府统治者勃然大怒，认为它们是“赞美异国，诽谤我国之邪书”，并因此拘捕了渡边华山、高野长英等多名蛮社成员，史称蛮社之狱。为了进一步显示顽固的锁国政策，幕府决心拿渡边华山等开明的洋学者开刀，杀一儆百，严厉*。　。　想看书来

谁才是睁眼看世界的人：林则徐渡边华山（4）

1839年5月14日，华山被捕。此后二十余人被逮捕。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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