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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3节（第1页）

“有欠谨慎！”——户部尚书司马光的额头上，几乎就差直接刻上这四个大字了。

“若是发行，日后想要多少钱就可以印多少钱……”尚书右仆射吕惠卿心中的想法，也不经意地从嘴角的笑容中流露出来。

而余下的宰辅们，有几位被这前所未有的大胆计划所震撼，脑海中短暂性出现空白的现象；其他尚属清醒的大臣，则在心中反复衡量着韩维提出来的计划的利弊——包括对大宋朝的利弊，也包括对自己利益可能产生的影响，一时之间，竟然难以下出判断。

韩维提出来的计划，表面上真的是充满了诱惑力。

但是抛开派系之间的立场不提，政事堂中许多大臣，还是从这种诱惑当中，直觉的感受到了危险，虽然他们并不清楚究竟会有何危险。

“旁门左道！”司马光心中十分地排斥发行交钞这种危险的想法。他始终相信，真正理财的王道，就是朝廷的君臣厉行节俭，轻徭薄赋，使百姓们种好地，生产出足够的粮食，这样国家自然会上下富足。其他所有的理财方法，在本质上，都是属于歪门邪道——“天下的钱财有限，不在官便在民，官多自然民少！”虽然司马光并不懂得什么叫做“零和游戏”，然而他却固执的保持着这样的信念：其他所谓的“理财之术”，都不过是“零和游戏”而已。

而吕惠卿犹疑的，则是提出这个计划的人——韩维是众所周知的“石党”！他的计划便是脱胎于石越的构想，他有必要替风头正健的石越再添新功吗？石越与高遵裕在陕西取得胜利让朝野为之振奋，一时间誉声如潮，但是真正要为补给、财政操心的，却是他吕惠卿！吕惠卿心中颇觉愤愤不平。

当然，他自动忽略了司马光等人的工作。

吕惠卿望了各怀心事的政事堂宰辅们一眼，似乎感觉过于长久的沉默并非解决问题的办法，便轻轻咳了一声，说道：“诸位大人以为此策如何？”

“某以为不妥！”司马光丝毫不留情面地说道，“无论金、银、铜、钞，皆为无用之物。于世间有用之物，乃是粮食与绢布。天下农夫每岁所耕之地不变，则所产之粮不增多；天下农妇所种之桑麻棉不变，则所织之布不增多。而朝廷却要发行所谓‘交钞’，此是以此无用之物，夺天下农夫农妇所产之粮布，与加税又有何异？”

户部尚书所说的，是一种朴素的经济道理，立时赢得在座大部分人的认同。

但是太府寺卿显然也有他的道理，韩维立时向司马光欠身说道：“非也！某以为，司马公所言，只见其一，不见其二。”

“愿闻其详。”说话的是尚书右仆射吕惠卿。虽然韩维与石越本质上都是他的政敌，但相比而言，他更愿意见到有人让司马光难堪。

自从司马光入朝之后，吕惠卿与司马光之间在皇帝面前公开的互相攻讦，就超过三十次；至于在政事堂的互相批评，更是家常便饭。然而奇怪的是，虽然吕惠卿曾经数次用计，试图激怒司马光，逼性情刚强的司马光主动请辞，但是司马光却似乎颇觉其意，哪怕在政事堂争得面红耳赤，却绝不肯辞职。吕惠卿自然不知道司马光有多重的原因，不敢轻易言退——一方面，因为受到太皇太后的重托，让忠君观念极强的司马光有了一种肩负重任的感觉；另一方面，却是因为当年王安石虽然与司马光政见不合，但是司马光潜意识中，对王安石还有一种信任，怀着一种侥幸认为王安石也未必不能成功，但是对吕惠卿，司马光却是认定了他不过是一个奸佞小人，司马光自认为如果自己离开朝廷，将会成为国家的罪人，因此虽然屈居吕惠卿之下、哪怕与吕惠卿争得怒发冲冠，司马光始终不敢放弃自己的责任。

但是司马光的这些心理，却是吕惠卿所不能理解的。所以吕惠卿始终希望借用一切机会，来拔掉政事堂的这根眼中钉。

韩维并不知道自己此时已经成为吕惠卿打击司马光的工具，他注视司马光，朗声说道：“司马公当知庆历间事，庆历之时，江淮之地便有钱荒，其因便是朝廷需调集铜钱应付西夏元昊之边患。直至熙宁以来，东南钱荒，依然如故。熙宁二年吕相公便曾建议坐仓收购军兵饷粮，而令东南漕运粮改纳现钱，当年司马公曾上章论之，以为如此则会加剧东南钱荒……”他这句话说出来，政事堂中吕惠卿与司马光都表情尴尬，冯京、吴充等人却面露笑容。韩维没有觉察到自己失言，兀自继续说道：“此后朝臣论东南钱荒者甚众，直至熙宁九年夏，张方平相公亦曾言东南六路钱荒，道‘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万商束手。’且言‘人情日急’。是故石越为杭州守牧，便曾上章论之，请朝廷于秋收之时，许农夫纳米不纳钱，以免使农人同时卖米，加剧米贱钱贵，重伤农夫。后其入朝，又数论之，天子恩德，于熙宁九年秋颁诏许之，天下称颂之声，今日尤不绝于道。然则东南钱荒，却并未完全解除。”

韩维说到此处，连司马光都暗暗点起头来，因为韩维提及的，实是宋朝经济领域面临的一个死结！大宋君臣，对此都束手无策。果然，便听韩维继续说道：“天下钱事，一面是东南钱荒，致使米贱伤农，百货不通，万商束手；一面却是铜贵钱贱，铜禁未开之时，天下销钱铸铜器者已不可胜数，自王介甫相公开铜禁后，更是风行天下。盖销镕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即可获利五倍甚至十倍，天下谁不愿为？遂使钱荒愈重。石越论及此事，以为以铜铸钱与以铜铸器，利润相差如此，是铜钱之值贱也！若依常理，则既有钱荒，则当钱贵，钱贵则铸钱监当有重利，而今日之事实，却是各地铸钱监，因铜价贵于钱价，若能不亏，已是万幸。”

韩维说的，的确是当时的怪现象，一方面东南钱荒，流通市场缺少铜钱，导致钱贵米贱，伤害农业；另一方面，却是铜钱的市场价值低于它的实际价值，导致官府铸铜钱不能获利甚至是亏本，而同时，却有大量的铜钱被铸成铜器，以及流出海外——因为宋钱在海外的购买力，数倍于它在本国的购买力！由此更加剧了钱荒的现象。

这是宋朝人难以解释的现象，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当中。他们铸造的铜钱，既是贵的，又是便宜的！哪怕就在缺少铜钱的东南诸路，也是如此，那里的铜钱一方面缺少，一方面却除了伤害到米价之外，并没有导致物价暴跌，甚至是米价，也处于一个相当的水准，所以使得铜钱不断的外流——曾经有来自倭国的商船，一夜之间将一座城市的铜钱全部买走！也有非法的海商，载着满船满船的铜钱出海，去海外购买超过这些铜钱在大宋境内的价格一百倍的货物！

这也许可以解释成宋朝政府在平准物价方面做得多么出色——哪怕是亏本，也在不断的铸造铜钱，使得东南地区虽然看起来永远都在缺钱，但是至少不是不断的缺钱，流入量抵销流出量，从而维持了一种相对的平衡；也可以解释成因为宋朝的经济水准远高于她的邻国，所以宋朝的物价哪怕在缺少铜钱的状况下，依然远高于她的邻国。

但无论如何，对于宋朝来说，这始终是个难题。连石越都无法解释清楚这种现象，更不用说设法解决了。虽然这只是一种局部现象，但是对大宋东南地区的工商业，却有十分大的影响。因为钱荒，导致东南地区的市场被限制在一定的规模之内，无法扩大；又因为钱在大宋境内价贱，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唯有以物易物，才能得到最大的利润——从海外运回铜钱，那是傻子才做的事情，因为哪怕是将铜钱运回来铸成铜器，在算上运输费用之后，其利润相比海外贸易的利润，也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每个商人，都务求将手里的每一文铜钱都换成货物运回大宋。但是东南诸路的市场规模，却无法吸纳这过多的货物，大部分的货物，只能运往汴京。一旦汴京也吸纳不了时，与其降价卖到其他地区，商人们更愿意削减贸易的规模来保证利润。

于是大宋东南地区的发展，就这样被限制了。

整件事情虽然引起了宋朝精英的普遍关注，但是在当时的人们而言，是很难从更深的层次来理解这个问题的。但尽管如此，韩维还是凭借着自己粗浅的理解，以及在太府寺卿任上所得到经验，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法。虽然他的认识并不深刻，考虑的问题也并不周全，但实际上却很可能是有效的。

所谓的“瞎猫撞上死耗子”这种事，有时候也是存在的。

这位太府寺卿在政事堂上继续着他的慷慨陈词：“所以，某以为，目前便有一剂良方，可以解决东南钱荒与铸钱亏损的问题！”

他说到此时，众人都已渐渐明白他的理由。

“某以为，在东南诸路发行二百万贯的交钞，便可以有效的解决东南钱荒，交钞不惧外流，不惧销铸，只要将最新出现的彩色套印技术收归官有，控制住几家最好的造纸坊，那么盗印的问题，也可以抑制在相当小的范围内。而且相比铜钱而言，交钞携带也更为方便。此外，朝廷还可以在川陕发行一百万贯的交钞，其目的一方面是为陕西路兴修水利提供资金；另一方面，则可以在川陕地区，遂步回收铁钱，停止铁钱监铸铁钱导致的亏损。川陕停用铁钱，尚有一个意外的好处，便是可以使墨吏在收税之时，少了用铁钱与铜钱之间的兑率来剥刻百姓的机会，于川陕百姓而言，无疑亦是一大德政。因此，某以为，川陕的交钞，甚至可以发行更小面额的！”

吏部尚书冯京听到韩维兴致勃勃的说完，不由试探着问道：“一旦东南六路与川陕诸路发行成功，交钞是否要推行天下？”他问出了所有人的心声。

“自然要推行天下！”韩维毫不迟疑的说道，“交钞相比铜钱与铁钱，方便而不费。铜矿产量始终有限，诸君皆知日后朝廷尚有一个地方需要大量用铜，若是找不到取代之物，只恐钱荒越来越严重！”众人都知道他说的自然是火炮，当下尽皆默然。

只有司马光依然摇头，道：“以纸为钱，与布为钱，又有何区别？只恐重蹈王莽覆辙。”

“司马公此言差矣！”韩维听到司马光拿他与王莽相比，脸色不由沉了下来，高声辩道：“交钞只需有铜钱为本，可以用来交税，且能抑制盗印，百姓自然信任乐用。岂能言与王莽同？”

“只恐公用意虽佳，终败！”无论韩维说得交钞如何有百利而无一弊，司马光始终相信天下没有这般轻易的事情。只不过，他心中虽然有强烈的不安，但是却怎么也想不出来究竟是为什么，只是隐隐感觉这后面，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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