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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阁楼的房子（第1页）

（画家的故事）

这事发生在六七年前，当时我住在T省某县地主别洛库罗夫的庄园里。别洛库罗夫是个年轻人，早晨起得早，穿一件腰部带褶的外衣，每天晚上都要喝啤酒，老跟我抱怨，说他处处得不到人家的同情。他住在花园里的厢房里，我则住在地主老宅的大厅里。大厅有许多圆柱，除了我睡的一张宽大的长沙发以及我摆纸牌作卦的一张桌子外，再没有别的家具。里面的几个老旧的阿莫索夫壁炉[54]不停地发出嗡嗡声，哪怕晴天也不例外。遇上大雷雨，整座房子便震颤起来，似乎要轰的一声塌下来，粉身碎骨了。特别在夜里，当十扇大窗被闪电照亮时，令人胆战心惊。

我这人生性懒散，万事不管，这也是命运使然。一连几个小时眼望窗外的天空、飞鸟和林荫道，阅读给我邮寄过来的书报，要不就睡觉。有时我外出，找个地方游荡，很晚才回来。

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我无意中走进一处陌生的庄园。太阳躲起来，黄昏的阴影在扬花的黑麦地里伸展开去。两行又高又密的老云杉，像两堵望不断的墙，形成了一条幽暗而美丽的林荫道。我轻松地越过一道栅栏，顺着林荫道走去，地上铺着一俄寸[55]厚的针叶，走起来有点儿打滑。四周寂静、昏暗，只有在高高的树梢上，不时跳动着明亮的金色光芒，在蜘蛛网上变幻出彩虹般的色彩，针叶的气味浓烈得让人透不过气来。我拐了弯，来到一条长长的椴树林荫道。这里同样是一片荒凉而古老的景象。隔年的树叶在脚下哀伤地窸窣作响，暮色中树木阴影幢幢。右侧的一座古老的果园里，一只黄莺懒洋洋地、有气无力地在歌唱，想必它也上了年纪了。到了椴树林荫道的终点，过去便是一幢白色的带凉台和阁楼的房子，眼前忽然出现一座庄园的院落和一个水面宽阔的池塘。池塘四周绿柳成荫，有一座洗澡棚子。池塘对岸有个村庄，还有一座又高又窄的钟楼，在夕阳映照下，上面的十字架金光闪闪，刹那间勾起我一种亲切而又熟悉的醉人回忆——这番景象我似乎早在儿时见过。

院落前有一道白色的石砌大门通向田野，大门古色古香而结实，两侧蹲着一对石狮子。大门口站着两个姑娘。其中一个年长些，身材苗条，脸色苍白，十分漂亮，一头栗色的蓬松浓发，一张小嘴轮廓分明，神态严厉，对我似乎不屑一顾。另一位还很年轻，顶多十七八岁，同样苗条而苍白，嘴巴大些，一双大眼睛吃惊地望着我从一旁走过，说了一句英语，又忸怩起来。我只觉得这两张可爱的脸儿仿佛也是早已熟悉的。我回到住处，恍如做了一场春梦。

此后不久，有一天中午，我和别洛库罗夫在屋外散步，忽听得草地上传来沙沙声，一辆带弹簧座的四轮马车驶进院子，车上坐着那位年长的姑娘。她为遭受火灾的乡民募捐而来，随身带着认捐的单子。她不正眼看我们，极其严肃而详尽地对我们讲起西亚诺沃村烧了多少家房子，有多少男女和儿童无家可归，以及救灾委员会打算初步采取什么措施——她就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她让我们认捐签字，收起单子后即刻离去。

“您完全把我们忘了，彼得·彼得罗维奇，”她向别洛库罗夫伸出手，说，“您来吧，如果monsieurN[56]（她说出我的姓）想看一看崇拜他天才的人是怎样生活的，那么请光临寒舍，妈妈和我将十分荣幸。”

我鞠躬致谢。

她走之后，彼得·彼得罗维奇就讲起她家的情况。据他说，这个姑娘是好人家出身，叫莉季娅·沃尔恰尼诺夫娜，她和母亲、妹妹居住的庄园，连同池塘对岸的村子，都叫舍尔科夫卡。她的父亲当年在莫斯科地位显赫，去世时已是三品文官。尽管家财万贯，沃尔恰尼诺夫的家人一直住在乡间，不论夏天冬天从不离开。莉季娅在舍尔科夫卡的地方自治会办的小学任教，每月领二十五卢布薪水。她就靠这笔收入维持自己的生计，她为能自食其力而感到自豪。

“这个家庭挺有意思，”别洛库罗夫说，“好吧，我们哪天去看看她们。她们会欢迎您的。”

一个节日的午后，我们想起了沃尔恰尼诺夫一家人，便动身到舍尔科夫卡去拜访她们。母亲和两个女儿都在家。母亲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当初想必挺有几分姿色，不过现在身体发胖，精神萎靡不振，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大，还害着哮喘病。她神色忧郁而恍惚，尽量跟我聊绘画方面的话题。事先她从女儿那里得知，我可能会去舍尔科夫卡，她仓促间想起了在莫斯科的画展上曾见过我的两幅风景画。现在她就问我，在这些画里我想表现什么。莉季娅，家里人都叫她丽达，大部分时间在跟别洛库罗夫交谈，很少跟我说话。她神态严肃，不苟言笑，问他为什么不到地方自治机关任职，为什么他至今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地方自治会的会议。

“这样不好，彼得·彼得罗维奇，”她责备说，“不好。该惭愧才是。”

“说得对，丽达说得对，”母亲附和道，“这样不好。”

“我们全县现在是拉巴金一手遮天，”丽达转向我，接着说，“他本人是县地方自治局执行委员会主席，他把县里的所有职位都让他的那些侄儿和女婿占着，自己为所欲为。应当起来斗争才是。青年人应当组成强有力的一派。可是您看到了，我们这儿的青年人是怎么样的。惭愧啊，彼得·彼得罗维奇！”

大家谈论地方自治局的时候，妹妹任妮亚一声不吭。她向来不参加严肃的谈话。家里人还不把她当作大人看待，由于她小，大家叫她蜜修斯[57]，这是因为她小时候称呼她的家庭女教师为蜜斯的缘故。她一直好奇地望着我，当我翻看相册时，她不时为我解释：“这是叔叔……这是教父……”还用纤细的手指点着相片。这时她像孩子般把肩头贴着我，我便在近处看到她那柔弱的尚未发育的胸脯、消瘦的肩膀、发辫和紧束着腰带的苗条身躯。

我们玩槌球，打网球[58]，在花园里散步，喝茶。晚餐时消磨了很长时间。在住惯了又大又空的圆柱大厅之后，来到这幢不大却很舒适的房子里一时还有点儿不适应。这里的四壁没有粗劣的石版画，这里对仆人以“您”相称，这里因为有了丽达和蜜修斯一切都显得年轻而纯洁，到处都呈现出上流社会的氛围。餐桌上，丽达又跟别洛库罗夫谈起县地方自治局、拉巴金和学校图书馆。这是一位充满活力、真诚、有坚定信念的姑娘，听她讲话很有意思，只是她话太多，声调很高——

这大概是她做老师养成的习惯。可是我的那位彼得·彼得罗维奇，从上大学起，就喜欢把普通的谈论引向争论，而且讲起话来枯燥无味、拖沓冗长，总想炫耀自己是个有头脑的进步人士。他做手势的时候，袖子带翻了一碗调味汁，弄得桌布上一摊油渍，可是除了我，好像没有引起谁的注意。

我们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四下里一片寂静。

“良好的教养不在于你不弄翻调味汁、弄脏桌布，而在于别人弄翻了你只当没看见，”别洛库罗夫说完叹了一口气，“是啊，这是个了不起的、有教养的家庭。我跟这些高尚的人很少联系了，我远远落在这些优秀人物之后了！成天忙忙碌碌！忙忙碌碌！”

他讲到，如果你想把农业经营得出色，就必须付出许多辛劳。而我却想：他这人多么迟钝、懒散！每当他谈起什么正经事，就故意拖长声调，哎呀哎呀的，干起事来，跟说话一样——

慢腾腾，拖拖拉拉，错失时机。我对他的办事认真已经不大相信，因为我曾托他去邮局发几封信，他却一连几个星期把信揣在自己的口袋里忘了寄出去。

“最难以忍受的是，”他跟我并排走着，嘟哝道，“最难以忍受的是，你辛辛苦苦地工作，却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得不到丝毫同情！”

二

此后我经常去沃尔恰尼诺夫家。通常我坐在凉台最下一级的台阶上。我心情苦闷，对自己不满，惋惜我的生活匆匆流逝，索然无味。我老想，我的心变得如此沉重，真该把它从胸腔里挖出来才好。这时候凉台上有人说话，响起衣裙的窸窣声和翻书声。我对丽达的活动很快就见怪不怪了：白天她给病人看病，分发书本，经常不戴帽子、打着伞到村子里去；晚上则大声谈论着地方自治局和学校的事。这个苗条、漂亮、神态始终严肃、小嘴轮廓分明的姑娘，只要一谈起正经话题，总是冷冷地对我说：

“您对这种事是不会感兴趣的。”

她对我没有好感。她之所以不喜欢我，是因为我是风景画家，在我的那些画里不反映人民的困苦，而且她觉得，我对她坚信不疑的事业是漠不关心的。我不由得记起一件往事，一次我路过贝加尔湖畔，遇到一个骑在马上、穿一身蓝布裤褂的布里亚特族[59]姑娘。我问她，可否把她的烟袋卖给我。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一直轻蔑地看着我这张欧洲人的脸和我的帽子，不一会儿就懒得搭理我。她一声叱喝，策马离去。丽达也是这样蔑视我，似乎把我当成了异族人。当然，表面上她绝不表露出对我的不满，但我能感觉出来，因此，每当坐在凉台最下一级的台阶上，我总是生着闷气，数落道：自己不是医生却给农民看病，无异于欺骗他们，再者一个人拥有两千俄亩[60]的土地，做个慈善家岂不是举手之劳？

她的妹妹蜜修斯，事事用不着她操心，跟我一样，完全过着闲散的生活。早上起床后，她立即拿过一本书，坐在凉台上深深的圈椅里读起来，两条腿刚够着地。有时她带着书躲到椴树林荫道里，或者干脆跑出大门到田野里去。她整天看书，全神贯注地看。有时她的眼睛看累了，目光变得呆滞，脸色十分苍白，凭着这些迹象才能推测到，阅读使她何等地劳精耗神。每逢我上她的家，她一看到我就有点儿脸红，放下书，两只大眼睛盯着我的脸，容光焕发，对我讲起家里发生的事，比如说下房里的烟囱起火了，或是有个雇工在池塘里捉到一条大鱼。平时她总穿浅色的上衣和深蓝色的裙子。我们一道散步，摘樱桃做果酱，划船。每当她跳起来摘樱桃或划桨时，从她那宽大的袖口里就露出细弱的胳膊。有时我写生，她则站在旁边，欣赏我作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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