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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部分（第1页）

杨如圭为校长，创办“山西航空预备学校”。学员有军官教导团保送而来者；有从山西军官学校挑选而来者；有从社会上招收之中学毕业者，共计60名。校内主要讲授：航空学、无线电学、气象学、测绘学、照相学，以及飞机原理等课程。学校成立时，山西仅有英国造爱佛罗教练机两架，德国造容克运输机一架，又新从法国运回海陆两用飞机两架。学校成立后，又从英国购回毛斯教练机六架。1928年，二次北伐时，只经过一年多训练的“航空预备学校”学员即参加了战斗，担任侦察轰炸任务。次年春，学校正式称为“山西航空学校”，对学员进一步施行高级飞行训练。学校实行淘汰制，到1929年冬，第一期毕业时，原招之60名学员，仅剩32名。第一期学员毕业后，学校即行停办。毕业生全部编入航空大队，随即参加了中原大战。

“第三集团军骑兵教练所”成立于1928年10月1日，主要培养骑兵高级干部。二次北伐胜利之后，阎锡山在领有晋、冀、察、绥四省的同时，收编了这些省区的一批骑兵队伍。这些队伍都是利用“北伐”的机会，招收当地土匪骑兵扩充成军，素质不良，纪律极坏。这些地方骑兵是谁来就拥护谁，只知要粮要饷，不服从调动。阎锡山将这些杂牌骑兵队伍收编，成立骑兵军后，遂听从其骑兵司令赵承绶之建议，在骑兵司令部驻地大同创办“第三集团军骑兵教练所”，以真正掌握这支骑兵队伍，培养基层干部。骑兵教练所之学员分为军官、军士两个队，分别来自赵承绶原辖之步一团和骑兵队伍中选拔的青年军官与兵士。讲授科目，军官队：学科为简要骑兵教程和骑兵典范令，术科为马术和野战教练；军士队：学科为骑兵典范令，术科与军官队同。骑兵教练所两个大队共招收学员320余名，学期不足一年。第一期学员1929年6月间毕业后，即行停办。“毕业后，军官队学员分配到各骑兵团充任准尉特务长，少、中、上尉排长及少校连长等干部；军士队学员少数分配到各骑兵连充任准尉特务长，少、中尉排长，多数任骑兵连的上、中、下士等基层干部，分配不出去的，暂在各师、团、连内充当见习或侯差员。”　阎锡山通过赵承绶，利用骑兵教练所培养的这一批基层干部，从内部控制了关系复杂的骑兵队伍，对其实行了成功的改造，使其成为晋绥军之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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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宣称“保境安民”　联段、联冯与出兵石家庄（1）

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直系以武力自恃，把持*，目空一切。曹锟贿选总统，国人共愤；吴佩孚高唱“武力统一”，受到各军阀势力之抵制。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受到直系严重打击之奉张，遂利用此有利形势，响应孙中山之讨曹宣言，与孙中山先生及皖段结为“反直三角同盟”，共同对付曹、吴。

1924年9月3日，皖系浙督卢永祥与直系苏督齐燮元为争夺上海地盘，爆发了“江浙战争”，揭开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序幕。迷恋于武力统一的吴佩孚，企图以孙传芳从福建进攻广东，并以陈炯明作内应，推倒孙中山革命政府；以齐燮元夺取浙江，消灭卢永祥；自己则秣马厉兵直接对付张作霖。这时，齐燮元、卢永祥之间的矛盾已十分尖锐。卢不但据有浙江，而且控制着上海（卢的部属何丰林继卢之后任淞沪护军使）。齐身为江苏督军兼苏皖赣巡阅使，久想夺取上海，但始终未能如愿。借此机会，苏军首先发难，向浙军发起进攻。战争爆发后，北京政府下令讨卢，孙中山下令*曹、吴，张作霖、段祺瑞通电援卢。随即张于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以援卢为由，派兵入关，向直系宣战。9月中旬，孙传芳军越过仙霞岭进入浙江，卢永祥不得不放弃浙江转赴上海。趁此直军新胜，17日，吴佩孚由洛阳赶赴北京，组织“讨逆军”，自任总司令。第二次直奉战争由此爆发。

第二次直奉战争双方共投入兵力50余万，以山海关等地为主战场，展开激战，堪称北洋军阀混战史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者。奉军将领张学良、郭松龄等部奋力作战，吴佩孚也亲自赶赴滦州督战。正当前线酣战，交战双方相持不下之时，10月23日，受孙中山先生《建国大纲》影响的直军将领冯玉祥乘北京空虚，倒戈回师，发动了北京政变，囚禁了曹锟。次日，冯玉祥迫令曹锟下令停战、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吴佩孚腹背受敌，陷入困境。10月底11月初，奉军大败直军，占领山海关、秦皇岛、唐山等地。冯军（冯玉祥于政变后，组织*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分任第二、三军军长）亦在杨村、北仓一带打败吴军。11月2日，曹锟辞职；3日，吴佩孚率领残部两千余人南下。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吴军主力基本被歼而告结束。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之初，阎锡山表面上仍取观望态度，“于纷乱之中，持保境安民，促缩短战期。不发权利之言，不发夸大之言，不发强硬之言，不发一偏之言。并提倡公平内政，均善外交；改造须本国情，不可偏趋时潮。”　但实际上已经倾向于附段联孙倒直。据南桂馨回忆：

“在三角联盟与新直系对峙及布置之际，孙中山使张继以私人名义，函达阎锡山、赵戴文及南桂馨，大意以同盟会的旧关系，要求晋方协助，使孙中山北伐得到成功。而段方亦派温寿泉回晋联阎倒曹。阎锡山感到京保两派的骄横诡谲，自己受到压迫，实所不甘，已决定附段，于是对张继所请，乐得顺水推舟，慨允如命。但阎不出名回复张，而以赵、南两人名义各复一信。赵函大意：孙先生此次参加北伐，同志无不欢欣，自当尽力相助。南函大意：协助孙先生北伐，乃是北方同志的素愿。山西数年来保境安民，励精图治，模范省之名，中外皆知。而在广东同志，优容反晋分子，疏远起义的旧同志，未免使晋方同志有所寒心等语。两函均阎亲拟，令其秘书缮发，交由张继来使带回。”

二、宣称“保境安民”　联段、联冯与出兵石家庄（2）

尽管如此，战初阎锡山仍不动声色，以表面文章，对双方均虚与应付，并不贸然采取反直行动。

9月21日，直系的苏督齐燮元来电商借子弹百万粒，被阎锡山托词婉拒。

直至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反直的北京政变时，因大局尚不明朗，阎仍仅以“礼让为国”、“化干戈为玉帛”等词为周旋，不作明确表态。

北京政变后，阎锡山本着“认清对面，才能与对面处，了解了周围，才能在中间站”的一贯行事准则，一面暂取中立的姿态，不得罪任何一方，一面暗派台寿铭、田应璜、梁航标，分别到皖、奉、直各方探听情况。台寿铭到京、津后，利用自己与段祺瑞、冯玉祥均是安徽同乡的关系，很快与段、冯取得联系，并了解到段将出山主持国政和冯发动“北京政变”的背景。阎锡山估计到直系军阀要失败，又认为段祺瑞出山对自己大为有利，才在10月下旬决计公开联冯、拥段，出兵石家庄参加倒直军事。

据南桂馨回忆，关于出兵石家庄，阎锡山与段祺瑞有约在先。南说，温寿泉受段之托回晋联系倒曹时，“段对阎的具体要求是出兵石家庄，截堵吴佩孚所部，不使通过石家庄。阎虑兵力单薄，犹豫未定。迄直奉开战前夕，吴佩孚在四照堂点兵后，发表各路出兵番号，阎知洛阳留守部队不多，后继无力，乃允段的要求，始由温寿泉回京复段照办”。

于是当10月26日冯玉祥电请阎“速派劲旅驻扎石庄，以资堵击南来之反对军，则和议可告速成，同力合作，国事攸赖”时，阎便欣然以“敝处军队已自有日起陆续开赴石家庄，惜正太路轨窄车小，全部急切，尚未能悉数到达耳”复之。　并于11月1日正式向石家庄出兵（《阎锡山评传》载出兵时间为10月28日），截断京汉铁路交通，阻止直系援军北上。

出兵石家庄，是晋军自1917年入湘作战失利之后，首次出省作战。它标志着阎锡山几年来一直为之标榜的“保境安民”，晋军不出省一步“宗旨”的终结。

出兵石家庄，是阎锡山经过反复权衡才做出的决定，故而尤其予以重视。最先，以第3混成旅旅长孔繁蔚为总指挥，“所率部队有：第三旅黄金桂部，第四旅谢濂部，第五旅刘树藩部，第七旅龚凤山部共六、七千人（为虚声势，称团为旅）。孔繁蔚到石家庄没有多久，阎锡山怕他威信不足，又改派晋南镇守使张培梅以山西左翼军总司令前往指挥。”

关于出兵石家庄的作战原则，阎锡山在给总指挥张培梅的电文中作了如下规定，“不准我军先开仗，是此次本军之宗旨，已与各方宣布。且本督军现正与各方周旋和议，我军若攻入，则我计穷矣。”　以此为宗旨，阎锡山暗示张培梅，“只可吸取增灶故智，虚张声势使敌望而生畏，不敢北越雷池，即足以应付段方；损兵折将，虽胜不取。”

晋军到达石家庄后，分别布防于定县以南，京汉路沿线附近地区。首先于10月29日在石家庄以南袭击了北上增援的湖北直系军队，并解除了这部直军的武装。紧接着又于11月1日解除了从河南北上增援的一部分直系军队的武装。

开入石家庄前线后，一些部属对总指挥军令有所不从，号令难以统一。总指挥张培梅历来治军严厉，为整肃军纪，决定杀人立威，遂以指挥不力和谎报军情为由，动用军法，将龚凤山、刘树藩两旅长枭首示众。龚、刘皆系晋军中之不学无术之辈，平时多得阎之娇宠。部队到达石家庄时，正值隆冬。张培梅及其卫队均露营野宿，并命龚、刘两部官兵，也下车露营，同时在铁路附近布置阵地，挖掘壕沟，以备应战。龚、刘却对张之命令置之不理，不仅将团部（对外称旅）设于车上，默许士兵暗宿车中，并以天寒地冻，皮衣不全为由，拒绝构筑工事。张培梅素以严厉著称，遇此敢于违令之将，遂采“先斩后奏”之法，先下令将龚、刘斩首，以示惩戒，然后方电阎报告。龚、刘被杀后，一时谣言四起。起初阎锡山对张培梅不经请示，擅杀团长，深表不满，疑张有独立之心，曾动意出兵*。后经派亲信南桂馨前往探听虚实，知张并无异动，方才作罢。此为出兵石家庄的一段小小的插曲。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二、宣称“保境安民”　联段、联冯与出兵石家庄（3）

张培梅杀了龚、刘之后，“令工兵营长杨澄源与阎锡山派往协助计划作战的参谋人员，率工兵在京汉铁路破坏桥梁、水塔，使铁路运输完全失效。张又亲自巡示营垒，并筑‘鹤峰堡’（张字鹤峰）以备自守，表示坚守石家庄的决心，同时宣布‘不准任何客军过境’。当时在冀南的国民三军，北上接应冯玉祥，亦因铁路不通，只好徒步行军。”

晋军驻守石家庄，切断了南北交通线，直军不知虚实，不能北上。牵制直军北上增援之战略目的业已达到。大约在是年12月底，国民军第2军胡景翼部由石家庄过境。其时，石家庄地区部队复杂，市面秩序混乱，难以维持。阎锡山遂准张培梅所请，将晋军悉数撤回娘子关内，部队归还建制。

晋军出兵石家庄，由于阎锡山准确地把握了时机，出兵之时，直军已面临瓦解，故并未发生大的战事，实际上只是作了一个姿态。然而，从另外的意义上讲，它却成为阎锡山的势力向娘子关外发展的一次预演。

在北京政变及其以后一段时间内，阎锡山的政治态度基本上是拥段联冯的，而以拥段的电文至多。

11月4日，阎与张锡元、马福祥等联名发出致段支电，称“民国成立，十有三年，祸结兵联，几无宁岁，推原始乱，固由国家纪纲之不振，实则中央主持之失宜。”“钧座硕德重望，中外共钦。诸将久殷翊戴之诚，国民更切来苏之望。务切俯念大局，慨允出山，即日命驾莅京，主持一切，国民图存，惟公是赖。”请段到京主持政务。

11月8日，致电据守河南彰德之直系李济臣，以“各省拥戴合肥者，截至今日，已有浙、赣、皖、鲁、湘、陕、甘、新、奉、吉、黑、察、热、绥等十余省区，或专电劝驾，或派员晋谒，……人心所归，政局瞬定”，劝李转向拥段，让出彰德。

11月15日，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联名发出“咸电”，云“国是未定，中枢无主。合肥段公，耆勋硕望，国人推戴业经一致从同。合肥尚谦让未遑，然当此改革绝续之交，非暂定一总摄军政责任名称，不足以支变局。拟即公推合肥为‘*临时执政’，即日出山，以济艰危，而资统率。”提出拥护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的主张。

11月17日，阎锡山即复电冯玉祥，表示“请芝老为*临时执政，示国人以根本解决，鄙意极表赞同。”

11月18日，阎又复电张、卢、冯、胡、孙等，说明“政纲解纽，中枢失驭，国事重要，总摄须贤。合肥段公，硕望耆勋，举国推戴，出执大政，名实兼符。循诵荩筹，至深慰佩。已肃电敦促，即日入都就任矣。”

11月19日，阎再电段祺瑞，称“万乞俯允罗请，即日命驾入都就任，艰难宏济，民望甚殷，肃电上陈，伏祈察纳。”再请段入京就职。

在各方表面一致的联合拥戴下，段祺瑞于11月22日入京，11月24日正式就任“*临时执政”，组织“临时执政府”。

阎锡山在拥段的同时，也增加了与孙中山先生的联系。自1912年9月孙中山先生抵并视察以来，阎锡山一直与中山先生疏于直接联系。对此，阎锡山在“国父二次北上之忆述”中作了如下解释：“我了解本党的理论，是在东京的一个短时期。民国之后，因山西处于北洋军阀包围之中，与广东形格势禁，我对总理的言论，则了解不多。总理民国元年莅太原，指示：‘革命虽成，而吾侪不能暇豫，以天下事往往破坏易而建设难也。晋省于民军起义之际，既立此好榜样，则今后于中国建设之事业，亦当为各省模范”。　　故而委曲求全，至致力于省内建设，以等待时机。

然而孙中山先生却一直在关注着山西。1920年9月3日，“中山先生与唐绍仪、伍廷芳等闻北京有更换山西督军之说，大为不平，派张宗海（传系某要人化名）秘密到晋，转示应付之方针。”大意谓“孙等闻中央有换晋督之说，大为不平。如无此举，晋省仍进行内政，为全国保此模范区域，为北方树一革命壁垒，决不令陷入漩涡。如张（作霖）、曹（锟）必不讲公理，则晋、陕等联为一气，不久唐继尧则誓师滇省，甘、陕将联秦州叶荃，仍进凤翔，然后分道内进，等语。”

孙中山与段、张结成“反直三角同盟”后，即让张继以私人名义致函阎等，要求协助北伐成功。此时，阎锡山似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遂默许支持。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于1924年11月10日在广东发表“北上宣言”，主张“速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基础，以谋中国统一与建设，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11月13日，孙中山先生启程北上。辗转于12月4日抵达天津。

在孙中山先生启程北上之后，11月27日，阎锡山即派王宪赴津欢迎先生，“并请训示，奉示在山西试行主义，病愈（其时孙先生已患病）到晋详为面谈”。同时，“策动每县各推举代表二人，一人代表政府，一人代表民间，组成山西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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