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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部分（第1页）

。作为家庭主妇，她自认是“不称职的”。

从发表第一篇小说伊始，菡子一直是一位强烈的“遵命文学”的信奉者，把“……有出息的文学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解放后，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她在农村生活，时时分享着农民丰收的喜悦，分担着人民的忧患。她在那里换而不舍地追求着真，追求着善，追求着美，用自己的眼睛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发现诗，在平凡的生活中提炼着诗意。于是，她的小说和散文有了自己的风格——建立了艺术美。她不善于去揭露阴暗，而喜欢写些美好、光明的事物，好给人以希望和信心。

“种子、肥料是美的，庄稼是美的，劳动的姿态更是美的，克服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则具有无上的美……”（《初晴集·后记》）她创作生活里这种美学观，又使我想起奥古斯特·罗丹的《遗嘱》，菡子是在传统和“自然”中建立、发展自己风格的作家。

菡子说她有苦难的童年、早逝的青春、清晰却也浑沌的中年和晚年。但她是一位追求诗的战士，她还要写自己的反思、鲁钝和局限，也写真理和信仰融化了的心灵。

菡子要创造，为了那种境界和光荣的使命，她沿着自己几十年凿成的“小径”，以毕生的精力追赶时代前面的队伍；她说她要像百鸟齐鸣中的小雀，永远唱属于战士的歌……

1984年初稿

1995年元旦修改

张爱玲

阎纯德

在“血水浸染、烈火升腾”的大海里，中国曾有过一个孤岛——上海。上海孤岛时期，创作力旺盛的张爱玲和苏青，就像文坛上空闪烁的双星，颇为人所关注。苏青也很有成绩，但作品本身却远不能与张爱玲相比。

张爱玲于1952年离开上海，先香港，尔后远走他乡，定居美国。人们看不见云雾中深藏的双星，并不是双星已经陨落。当地球旋转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双星才又露出了光芒，而尤其属于张爱玲的那颗，却越发显得明亮。

1994年末至1995年初，我曾给国内一些资深的中国文学研究家写了一信，并列举三十多位笔者认为本世纪最著名的女作家，然后依据这些作家作品自身在文学史上自然形成的价值与地位、在国内外读者中产生的影响及对中国文学、中国作家的影响，历史、客观、公允地选出十位成就最大者，就此征询研究界朋友的意见和看法。他们都给了我一个满意的答复，于是“20世纪中国十大女作家”，基本上有了一个科学的名单。每一张“答卷”中都有张爱玲。有的研究家还为她们画了序号，排了名次，有把张爱玲排在第二的，也有第三的。

这个“民意”测验具有代表性，也具有权威性。张爱玲终于回归了文学本身，回到文学史上属于她的那个位置。

张爱玲这个名字，在中国姓氏文化里，有着中国人的审美传统，美丽、朴素、普通，城市有，乡村有，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玲”这个名字。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在本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国大陆，除了有一定资历的文学研究者和解放前成名的作家外，普通文化人和读者，能了解张爱玲其人的实在不多。1980年，当我第一次在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教授的大著《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名为《中国近代小说史》）中读到关于张爱玲和钱钟书的评论时，真是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清新。随着历史的演进，张爱玲虽然人在国外，但她的文学精神和影响却早已回归故里，在读者心里和文学教师的眼里及青年作家的认知中，她从名作家，到大作家、杰出作家。这个过程，是张爱玲一生中在文学领域创造的传奇。

一

“我是生在上海的，两岁的时候搬到北方去。”张爱玲在《私语》里这么说。张爱玲祖籍河北丰润，于1921年9月30日生在上海地处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用她的话说，那是一个“乱世”。“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但我们沿着历史的河岸往上走，便可以寻觅到张家那片阀阅世家的天空。

她的祖父张佩纶，是正直的儒生，忧患国事，成了清朝末年同治、光绪时期“清流派”的主要成员，评议朝政、弹劾贪官，力主抵抗外敌，深受朝廷的青睐；后为同治时期的翰林，官至侍讲、署左副都御史；但在他统率清兵抵抗法军的那场著名的“马江之战”中大败而逃，被朝廷问罪流放北疆。李鸿章器重人才，张佩纶刑满归来后即被李鸿章收为幕僚，并以小女李菊耦相许。于是李鸿章的亲女儿成了张爱玲的亲祖母，就是说张爱玲的血管里流淌着“贵族的血液”。关于张佩纶与李鸿章小女的婚姻奇缘，及其宦海沉浮的坎坷与辛酸，可在清末小说名著《孽海花》中钩沉到真真假假的传奇故事，也能听到些许历史的回声。

一个家族也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永久的兴旺，总会由盛变衰，也会由衰变盛的。时至张佩纶的晚年，夕阳已经深深笼罩了张家的深宅大院。到了张爱玲父亲那一辈，家道中落，昔日的辉煌已经所剩无多。

张爱玲两岁时随家到天津。她整天生活在仆人中间，总是由佣人抱着走亲戚看客人，从小生活在封建礼教的熏陶之中。张爱玲在《我的天才梦》里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三岁时，她便能背诵唐诗。她在《私语》里回忆说：“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母亲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她才醒过来总是不快乐的，和我玩了许久方才高兴起来。我开始认字块，就是伏在床边上，每天下午认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绿豆糕。”稍后，她家里为她和弟弟请了私塾先生，算是她的正式教育，从此也开始了她最讨厌的背书生活。那时期她常常为背不出书而苦恼。“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花滚下来。”她回忆说，有一次，“年初一我预先嘱咐阿妈天明就叫我起来看他们迎新年，谁知他们怕我熬夜辛苦了让我多睡一会，醒来时鞭炮已经放过了。我觉得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我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在母亲不在身边——和姑姑张茂渊一起到法国留学去了——的时候，她已经读过了《西游记》等书。她父亲又娶了个新的姨太太，她叫她姨奶奶。姨奶奶不喜欢她和弟弟。

1929年，张爱玲八岁那年，一家人经过“黑海洋绿海洋”回到了上海定居。父亲嗜毒，打吗啡针，一步步走近坟墓。母亲从法国回来，父亲进了医院，表示要痛改前非。他们家也搬进一所花园洋房，“有狗，有花，有童话书”，也有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母亲和胖伯母坐在钢琴凳上模仿电影里的恋爱表演，她在狼皮褥子上笑着滚来滚去。那时家里的一切她都认为是美的顶巅，蓝椅套，玫瑰红地毯，因此“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那一年她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名曰《快乐村》，写的是高原民族因征服苗人有功而得到中国皇帝特许的免征赋税并予自治权；那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持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她还为这部作品绘了多帧插图，“介绍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务、建筑、室内装修，包括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凉亭。”在小学还写过一篇《理想的理想村》，后来又写了纯粹是鸳鸯蝴蝶派式的章回长篇小说《摩登红楼梦》，共计五回，是父亲代她拟的回目。虽然她的这些作品并不成功，但那是丰富想象力的第一次大规模智慧开发。九岁时她便开始向报社投稿，虽然每次都是泥牛入海，没有消息。她喜欢巴赫、莫扎特等古典作曲家，当时她还踌躇着不知是应该选择音乐或美术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看了描写穷困画家的电影后，她哭了一场，并决定要做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张爱玲说，她对于色彩、音符、字眼十分敏感。当她弹钢琴时，便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学写文章，也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看《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那样的年纪，她开始凭着自己的感觉和印象捕捉和选择色彩，她画小人，也喜欢画上红的墙，这样她感到温暖而亲近。除了画画之外，她还学钢琴和英文。她认为生平中只有那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风度的。张爱玲还充满了忧郁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她母亲讲起它的历史，便掉下泪来。

张爱玲受新文学的影响也比较多，那时她便常常读新文学的书籍和杂志。她在《私语》里说：“《小说月报》正登着老舍的《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我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我靠在门框上笑。所以到现在我还是喜欢《二马》，虽然后来老舍的《离婚》、《火车》全比《二马》好得多。”那时她就喜欢张恨水的小说，后来真是有点“嗜之若命”了。

张爱玲的父亲吸毒从改悔到反悔，在家里不时地引发“战争”。“父母终于协议离婚。姑姑和父亲也是一向意见不合的，因此和我母亲一起搬走……他们离婚虽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也惆怅，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维持下去了。”使她感到安慰的是，她可以去看母亲，因为这是条约写明的。但不久她母亲又要去法国。走之前，母亲到她住读的学校同她告别。张爱玲一直目送母亲走出校门，“我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漠然，但渐渐地觉得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抽噎着，哭给自己看。”张爱玲从童年到少女时代，她是在母爱和抚爱稀薄的时空里度过的。也许父母也不能说就不爱自己的女儿，张爱玲也不是不爱自己的父母。张爱玲的母亲不是一般的女性，她追求知识和精神上的高雅满足，再赴法国自然有她内心的痛苦，来向女儿告别，就是母爱行动。张爱玲没有看见母亲的泪水，正像母亲没有看见女儿的泪水一样。母亲走了，但张爱玲还会到姑姑那里感受母亲的情绪，因为在那里可以呼吸到母亲保留下来的空气。而在父亲的家，那里的一切她都看不起：鸦片、教她弟弟做《汉高祖论》的先生、章回小说……她说她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把世界强分两半，光明和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她父亲那一边的必定不好，虽然有时候也喜欢。“我喜欢鸦片的烟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直到现在，大叠的小报仍然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看看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有一天，姑姑告诉她一个最坏的消息：她父亲要结婚了。她哭了，因为她看过太多太多的关于后母的小说，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世界上最坏的事实会落到她头上。她回忆说，当时“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但该发生的都发生了，家又搬回她的降生地——民初式的洋房里。那里有她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那里的太阳使人昏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那房子就像一个阴阳交错的奇怪的世界，她感到一种精神的荒凉和无所依托的空虚。

张爱玲在圣玛利亚女校住读期间很少回家，所以每次回去，父亲总是客客气气。她父亲知道她作文好，也很得意，兴致上来还鼓励她学做诗。张爱玲回忆说，她一共做过三首七绝，第二首咏“夏雨”，其中“声如羯鼓催花发，带雨莲开第一枝”两句被先生浓圈密点，第三首是咏花木兰，以后没有再写。

二

如果说，家庭环境和小学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而中学时代的兴趣培养则是人生达至终极的基础工程。

上海的圣玛利亚女校是著名的美国教会女子中学，同中西女塾同负贵族化声誉。张爱玲的中学时代就是在这所美国圣公会办的学校度过的。在那里她得到了自由发展，自信心日益坚强。她“不合群”、不交友、不苟言笑、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自由性格那时已趋稳定。当时学校的教师主要是美国人和英国人，课程分设英文部和中文部。英文部的课程是主课，包括英文、数、理、西洋历史、地理和《圣经》，用英文讲授；中文部的课程包括国文、中国历史和地理三门，不被重视。1936年秋，学校来了一位名叫汪宏声的老师主持中文部的教务，并兼教高中国文。这位酷爱文学，具有新进作风的汪先生为女校带来了新鲜空气，遂使国文课大为改观。汪先生不仅改变了授课方式，变八股式的满堂灌为自由讨论，更为甚者是他在国文课中大胆增加了中国新文学的内容。他不仅为学生讲解曹禺的剧本、丁玲的小说，还亲自为图书馆大量购置新的中文书籍和报刊、奖励学生课外阅读，“努力为学生争取用本国语言文字发表的机会与活动”。他的构思和努力，就像园丁洒下的汗水，竟为这个学校浇出一片文学的春色。

汪先生为了打破“说立志”“说知心”等八股滥调，第一堂作文课就在黑板上出了两个联系学生生活实际的题目，另外还特别鼓励学生自由命题。学生为汪先生的“革命”之举感到惊喜。张爱玲是全班唯一自己命题的，题曰《看云》。文章精神潇洒，词藻瑰丽，令汪先生吃惊得简直不敢相信。但他那时新来乍到，点名册上的名字和学生还没有联系起来。发文卷时，当他唱到张爱玲时，“便见在最后一排最末一只座位上站起一位瘦骨嶙峋的少女来，不烫发（据我统计，圣校学生不烫发者约占全数五分之一弱，而且大半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或预科生——小学高年级学生），衣饰并不入时，——那时风行窄袖旗袍，而她穿的则是宽袖。”不随俗，不入流，甚至奇装异服，是张爱玲从小就有的“传统”。江老师将她的作文在课堂上朗读了一遍，还加了许多说明，竭力赞扬，大大褒奖她的文章如何如何写得好；面对如此的荣誉，若是一般的学生，一定是喜不自胜，倍受鼓舞；而她一如往常，仍然保持着那种板滞神情。

张爱玲的文名很快在校园里传布开来。教员们在休息室里谈论她，学生在宿舍里谈论她，一时间张爱玲成了这所学校一个温馨的话题。老师们谈论她，还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文章写得好，也常常谈论她常常忘交作业，课堂上不好好听讲，而学习却最优秀：“在教室里总是坐在末一排，不听课，手里的铅笔则不停的在纸上划着，仿佛是很用功地记笔记的样子，可是实际上她在画教师的速写样。教师也不常和她计较，因为她考试的时候是稳拿A或甲的。”（汪宏声：《记张爱玲》）

在汪宏声的组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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