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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史 学（第1页）

自曹魏以降，作史职在著作，而隶于秘书，隋世仍沿其旧，有著作郎一人，佐郎八人。炀帝又于内史省置起居舍人二。《隋书·百官志》。唐贞观二年（628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职于门下，置起居郎二员。显庆中，又置起居舍人，属中书省，与郎分在左右。起居郎掌起居注，以修记事之史；起居舍人修记言之史；皆季终授之国史。著作郎掌修国史，武德亦因隋旧制。贞观三年（629年），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大明宫成，置史馆于门下省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李林甫以中书地切枢密，记事官宜附近，史官尹愔奏移于中书省北。以宰相监修国史，著作郎始罢史职。史官无常员，如有修撰大事，则用他官兼之，事毕日停。监修，贞观后多用宰相，遂成故事。天宝已后，他官兼领史职者，谓之史馆修撰，初入为直馆。元和六年（811年），宰相裴垍奏登朝官领史职者并为修撰，未登朝入馆者为直馆，修撰中以一人官高者判馆事，其余名目，并请不置。从之。

《旧书·职官志》。裴垍事亦见本传。《文宗纪》：大和六年七月，以王彦威、杨汉公、苏涤、裴休并充史馆修撰。故事，史官不过三员，或止两

员，今四人并命，论者非之。薛《史·唐明宗纪》：长兴四年七月，以著作佐郎尹拙为左拾遺，直史馆。国朝旧制，皆以畿、赤尉直史馆，今用谏官，自拙始。从监修李愚奏也。此隋、唐两代史官之大略也。

史事原本，实出左右史。郎所记注，及舍人所编制敕，皆逐日为之。《旧书·职官志》起居郎职云：“凡记事之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必书其朔日甲乙。”起居舍人职云：“录天子之制、诰、德音，如记事之制。”类而次之，谓之日历；修而成之，谓之实录。宋汪藻说。见《宋史·藻传》。《通鉴》：永贞元年九月，监修国史韦执谊奏始令史官撰日历。更据以成纪、传、表、志或编年体之书，则谓之国史。如吴兢、韦述所撰者为纪传体。柳芳所撰《唐历》为编年体，而宣宗命崔龟从续之，则亦以为国史也。皆见下。《新书·隐逸·孔述睿传》：为史馆修撰，重次地理志，本末最详。可见国史亦有志。高宗后，起居郎记注失职，则史事原本，又有所谓时政记者。《新书·百官志》云：贞观初，以给事中、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旧书·杜正伦传》：贞观二年（628年），拜给事中，兼知起居注。每仗下议政事，起居郎一人执笔记录于前，史官随之。其后复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笔随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内阁，则夹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笔，皆即坳处，时号螭头。高宗临朝不决事，有所奏，惟辞免而已。许敬宗、李义府为相，奏请多，畏人之知也，命起居郎、舍人对仗承旨，仗下与百官皆出，不复闻机务矣。长寿中，宰相姚建议：仗下后，宰相一人，录军国政要，为时政记，月送史馆。然率推美让善，事非其实。未几亦罢。而起居郎犹因制敕稍稍笔削，以广国史之阙。起居舍人本记言之职，惟编诏书，不及他事。开元初，复诏修史官非供奉者皆随仗而入，位于起居郎、舍人之次。《旧书·李乂传》：开元初，特令乂与中书侍即苏颋纂集起居注，录其嘉谟昌言司体国经远者，别编奏之。乂时为黄门侍郎。及李林甫专权，又废。大和九年（835年），诏入日，起居郎、舍人具纸笔立螭头下，复贞观故事。案姚请撰时政记，事在长寿二年（693年），见新、旧《书·传》。《旧书·赵憬传》：贞元十二年（796年），憬对延英，上问近日起居注记何事？憬对及时政记。上曰：“君举必书，义存劝戒。既尝有时政记，宰相宜依故事为之。”无何，憬卒，时政记亦不行。《李吉甫传》：元和八年十月，上御延英殿，问时政记记何事？吉甫对云：“姚修之于长寿，及罢而事寝。贾耽、齐抗修之于贞元，及耽、抗罢而事废。”案《新书·宰相表》：赵憬、贾耽，皆以贞元九年五月相。憬十二年八月薨，耽，永贞元年十月薨。抗以贞元十六年九月相，十九年七月罢。盖憬虽受命而事未及行，至耽、抗乃行之也。《吉甫传》又载宪宗问不修之故。吉甫对曰：“面奉德音，未及施行，总谓机密，不可书送史官。其间有谋议出于臣下者，又不可自书以付史官。及已行者，制令昭然，天下皆得闻知，即史官之记，不待书授也。”此为时政记或作或辍之由，亦不尽由于时宰之畏忌也。《穆宗纪》：长庆元年四月，宰臣崔植、杜元颖奏请随日撰录，号圣政记，岁终付史馆。从之。事亦不行。《文宗纪》：大和五年四月，“诏今后宰臣奏事，有关献替，及临时处分，稍涉政刑者，委中书、门下丞一人随时撰录，每季送史馆”。《新书·庾敬休传》：入拜右补阙、起居舍人。建言天子视朝，宰相、群臣以次对言可传后者，承旨宰相示左右起居，则载录，季送史官如故事。诏可。二者似即一事。《传》又云：既而执政以机密有不可露，罢之。则其行之亦未久也。《纪》又载大和九年十二月，“敕左右省起居赍笔砚及纸，于螭头下记言记事”。此事在甘露变后。《冯宿传》：弟定，大和九年（835年），迁谏议大夫。是岁，李训事败。及改元御殿，中尉仇士良请用神策仗卫在殿门，定抗疏论罢，人情危之。又请许左右史随宰臣入延英记事，宰臣不乐。定之意，盖欲借史官以监奄竖？是时宰相方倚公论以自强，不乐者恐别有其人也？《纪》又于开成二年十二月，书阁内对左右史裴素

等。上自开成初复故事，每入，左右史执笔立于螭头之下，君臣论奏，得以备书，故开成政事，最详于前代。《张延赏传》：孙次宗，开成中为起居舍人。文宗复故事，每入，左右史执笔立于螭头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备录。宰臣既退，上召左右史，更质证所奏是非。故开成政事，详于史氏。则竟行其志矣。亦可谓贤矣。《杨嗣复传》：开成四年（839年），上问延英政事，逐日何人记录。监修李珏曰：“是臣职司。”《武宗纪》：会昌元年六月，中书奏“请依姚故事，宰相每月修时政记送史馆”，从之。《新书·裴休传》：大中六年（852年），同平章事。奏言“宰相论政上前，知印者次为时政记。所论非一，详己辞，略他议，事有所缺，史氏莫得详。请宰相人自为记，合付史官”。诏可。是宰相撰录，亦迄未尝废也。此等记注之法，虽五代亦沿之，但不专在宰相耳。薛《史·唐明宗纪》：天成二年八月，史馆修撰赵熙上言：“应内中公事及诏书奏对，不到中书者，请委内臣一人抄录，月终送史馆。”《末帝纪》：清泰元年四月，史馆奏：“凡书诏及处分公事，臣下奉议，望令近臣录付当馆。”诏端明殿学士韩昭允、枢密直学士李专美录送。《晋高祖纪》：天福二年八月，宰臣监修国史赵莹奏：“请循近例，依唐明宗朝，凡有内廷公事及言动之间，委端明殿学士或枢密院学士系日编录，逐季送当馆。其百司公事，亦望逐季送当馆。旋要遍修日历。”从之。四年十一月，史馆奏：“请令宰相一人撰录时政记，逐时以备撰述。”从之。《周世宗纪》：显德元年（954年），十月，监修国史李谷等上言：“今之左右起居郎，即古之左右史也。唐文宗朝，命其官执笔立于殿阶螭头之下，以纪政事。后则明宗朝，命端明殿及枢密直学士皆轮修日历，旋送史官，以备纂修。及近朝，此事皆废，史官惟凭百司报状，馆司但取两省制书，此外虽有访闻，例非端的。欲望别命近臣抄录，每当修撰日历，即令封付史臣。”从之。因命枢密直学士：“起今后，于枢密使处钞录事件，送付史馆。”盖是时相权实不在中书而在枢密，故史臣有此请也。欧《史·王峻传》云：峻已被黜，太祖以峻监修国史，意其所书不实，因召史官，取日历读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惧以漏落为罪。峻贬，李谷监修，因请命近臣录禁中书付史馆。乃命枢密直学士就枢密院录送史馆，自此始。说似揣度失实。

史官随时记注，果其据实而书，安能无所贬损？故准故事，人君不自观史。然徒有此例，不能行也。《旧书·褚遂良传》：贞观十年（636年），自秘书郎迁起居郎。十五年（64年），迁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太宗尝问：“卿知起居，记录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遂良对曰：“今之起居，右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鉴戒。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郑覃传》：弟朗，开成中为起居郎。文宗与宰臣议论，朗执笔螭头下。宰臣退，上谓朗曰：“适所议论，卿记录未？吾试观之。”朗对曰：“臣执笔所记，便名为史，伏准故事，帝王不可取观。昔太宗欲览国史，谏议大夫朱子奢云：史官所述，不隐善恶。或主非上智，饰非护失，见之则致怨。所以义不可观。又褚遂良曰：今之起居郎，古之左右史也。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帝曰：“适来所记，无可否臧，见亦何爽？”乃宣谓宰臣曰：“郑朗引故事，不欲朕见起居注。夫人君之言，善恶必书。朕恐平常闲话，不关理体，垂诸将来，窃以为耻。异日临朝，庶几稍改。何妨一见，以戒丑言？”朗遂进之。《魏谟传》：开成四年（839年），拜谏议大夫，兼起居舍人。紫宸入，遣中使取谟起居注，欲观之。谟执奏曰：“臣以陛下为文皇帝，陛下比臣如褚遂良。”帝又曰：“我尝取观之。”谟曰：“由史官不守职分。臣岂敢陷陛下为非法？陛下一览之后，自此书事须有回避。如此，善恶不直，非史也，遣后代何以取信？”乃止。似太宗纳谏遂不观，文宗一违之，又因魏谟之执奏而止者。案朱子奢，新、旧《书》皆在《儒学传》。《新书》云：帝尝“诏起居纪录臧否，朕欲见之，以知得失，若何？”子奢曰：“陛下所举无过事，虽见无嫌。然以此开后世史官之祸，可惧也。史官全身畏死，则悠悠千载，尚有闻乎？”《旧书》不载此事。《新书》亦不言帝之听否，而《通鉴》贞观十七年七月云：初，上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对曰：“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上曰：“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圣德在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观，殆谓此也。”上不从。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癸巳，书成，上之。上见书六月四日事，杀建成、元吉事。语多微隐。谓玄龄曰：“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即命削去浮辞，直书其事。然则子奢之言，太宗初未尝听也。太宗所观，虽非起居注，然起居注太繁，势不可读，人所读者，非实录则国史耳。干与国史，亦何以异于干与起居注哉？况既取读国史，又安知其不取读起居注？司记注者，又安得不为周身之防乎？人君所不观者，依故事，自以起居注为限，实录国史，皆非所忌。《旧书·宪宗纪》：元和十四年九月，上顾谓宰臣曰：“朕读《玄宗实录》，见开元初锐意求理，至十六年已后，稍似懈倦，开元末又不及中年，何也？”《李绛传》载宪宗在延英之言曰：“朕读《玄宗实录》，见开元致理，天宝召乱。事出一朝，治乱相反，何也？”二者盖即一事？《纪》末载史臣蒋系之言曰：“宪宗嗣位之初，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则所读者初不止玄宗一朝矣。《纪》又载元和二年十一月，上谓宰臣曰“朕览国书，见文皇帝行事，少有过差”云云。所谓国书，当即国史。《魏谟传》：皇族李孝本，坐李训诛，有女没入掖庭。谟谏，帝即日出之，而迁谟右补阙。诏曰：“昔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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