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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三国的权力流氓化（第1页）

翻阅史书，我们有时候会产生一种时间的恍惚，那就是越翻到后来越觉得索然无味。中国的历史人物，大都是越到后世越觉得缺乏光彩。先秦时期，那些敢于舍生取义的武士，到了汉代就褪去了骨子里的豪气干云化为权力集团的附庸。估计他们在趋炎附势的时候，早已忘记他们的前辈们曾经有过一个光芒万丈的政治理想：那就是软禁皇权。

但理想也就是划过天际的一道闪电，转瞬即逝，了无踪迹。

秦汉之后，这个理想也就成了明日黄花。无所禁锢的皇权成了出栏的猛虎，在丛林社会里择肥而食。就连手握特权的士人集团也要避其锋芒，更不要说那些混迹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皇权的威力打着人权天授的旗号，不断挤占着底层民众的自由空间，使全体民众都陷入一种束手束脚的生存困境当中。

大一统的专制皇权很快被士人们发现了一个天大的漏洞，那就是握有无上权力的皇帝，固然可以在权力的占有上凛然不可侵犯，但对于幅员辽阔的天下来说，不是光有想法就能摆平一切的。作为皇帝本人固然有凡事亲力亲为的想法，但皇帝毕竟也是肉身凡胎，累了要睡，渴了要喝。权力所及之处，并不是一个人战斗就可以摆平一切。这样一来，皇帝不得不雇佣大批的官僚来为皇权效劳。虽然说伴君如伴虎，可那些身处社会底层的士人们还是不畏官途险恶，前赴后继。要知道在封建官家社会，能够成为权力系统内在编的政府官员，不光是士人毕生追求的梦想，也是他们改变生存状态的唯一出路。

对于士人阶层来说，魏晋时期可以说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这一时期，“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的科举制还没有隆重登场，士人们也还没有完全被皇家一网打尽，锁入权力的牢笼。说到文人的风骨，我们绕不开魏晋时期的著名诗人陶渊明，这是一个让古今文人都无法回避的人物。因为在中国历史上，能够真正像陶老先生一样做到洁身自好，拒绝权力与仕途的种种诱惑，去“悠然见南山”的士人实在是少得可怜。正因为少得可怜，才越显得珍贵。

如果一个人生活在汉代，他要想进入权力阶层就要通过察举和征辟制，也就是先通过考察推举，然后才能任用。而到了魏晋时期就换做九品中正制。既然说到九品中正制，我们就绕不开那个令人热血沸腾的时代—三国。

三国对于官家定律的形成，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准确地说九品中正制的形成，与三国的枭雄人物曹操有很大的关系。在乱糟糟的三国时代究竟是谁在当家？也就是说权力到底是掌握在哪个集团或者什么人的手里？答案毋庸置疑当然还是地方士族。

东汉时期的地方士族可以说是真正的牛人世家，他们既掌握了大量的土地，又掌握了劳动力，两手都很强硬。在东汉时期人口是可以买卖的，也可以当作礼物随便奉送给别人。据说糜氏嫁给刘备的时候，就陪嫁了四千家丁，可见大户人家的闺女给的嫁妆也是相当阔绰。由此可见作为政府官员如果不能和地方那些豪族势力搞好关系，根本无法在地方站稳脚跟。

还有就是东汉的选才制度也将国家权力交到了士族手中，东汉官场选拔后备干部实行的是孝廉制。意思就是一个人如果人品好、才能高，然后由德高望重的人推荐，他就有资格去做官。这里就产生了两点疑问，第一，那些人品好、才能高的孝廉人选是出身在什么家庭的子弟，答案很明显还是士族。东汉时期国家并不富裕，农民为了求温饱忙着与天斗，哪里还有精力和时间去读书呢？相反那些豪族子弟大多数是富二代或者官二代，生来不差钱，他们有的是时间和精力去读书学习。其二，推荐的人是什么人，很不幸，推荐的人也是豪族子弟。因为不能随便什么人都能去当推荐人，首先他要在地方上有着很高的社会名望。我们无法想象在当时一个整天扛着锄头种地，大字不识的农民能有多高的社会威望。通过排除法，我们可以知晓这些有资格去推荐的人还是豪门士族。东汉官家的权力就掌握在这些豪门手中，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干预皇权。虽然说皇权猛于虎，可当他将权力出租给那些雇佣官员的时候，权力也就随之被分肥。这样一来，皇帝的权力就受到了严重影响。因为皇帝想要拍板一件事的时候，如果官员们觉得皇帝的决定不太靠谱，损害了他们的利益，那么这些豪族官员就会毫不犹豫地说不。如果皇帝执意要这么干，官员们又觉得坚决不能让他干。这时候官员就会拿出一副死谏的架势，与皇帝死磕到底。

官员这种死磕到底的精神，搞得皇帝也很是头大，经过几番博弈，皇帝通常会动摇自己的决心，以做出让步。如果士族家中有一个当了官，那他后代也极有可能当官，因为中国人的官场讲究亲疏远近。官一代、二代、三代，几代下来，权力系统几乎都是士族的人在当官了，这也就是在当时会出现了四世三公的主要原因。而那些埋头干活的平民百姓接近权力的概率接近于零，一是他们没有很好的学习环境，缺乏竞争上岗的资本；二是权力集团无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无人关注，也就无人去推荐。

所以在三国时代，我们会发现有很多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是出身于士族。就连一些地方割据势力的背后，也有当地的士族财团在撑腰，为他们提供军饷，购买武器装备。否则的话，他们根本无法在乱世之中谋得一番事业，更别谈发展壮大了。

曹操是沛国谯县的豪族曹家和夏侯家的子弟。他的对手袁绍则是汝南的豪族，四世三公就是出自他的家族，有四代人都能混到三公这样的中央高官位置上，这样的牛皮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吹的。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袁绍在军阀中的势力最大，声望也是最高的。刘表虽然是皇族，当董卓命他出任荆州刺史，他坐镇荆州干的第一件事不是处理公务，而是梳理出荆州地界的豪绅大户，随后他就娶了当地豪门蔡家的女儿为妻，同时和荆州三大豪族蔡、黄、蒯家都建立姻亲关系。如果不这么做，刘表这个外来户想要坐稳荆州地盘那是不可能的。荆州的军政要员蔡瑁、黄祖、蒯良和蒯越等人就是出自这三大家族，这些人构建起了荆州的权力壁垒。

刘备进入徐州城，也有样学样，通过联姻的方式取得徐州豪族糜家的信任和支持，混了个徐州牧干，最后糜家和刘备一起流亡荆州。江东孙氏也是依仗着豪族的势力才能割据东吴，江东四大家族张陆全朱，张家是张昭，陆家是陆逊，全家是全琮，朱家是朱桓。就连躬耕南阳的诸葛亮也是士族出身，他是山东瑯玡诸葛家的人。翻一翻还有新的发现，当阳桥上一声断喝的莽撞人张飞居然也是士族出身，他在许都的时候，娶了豪门大族夏侯家的女儿为妻，算是夏侯渊的妹夫，士族对豪门，也没跑偏。

权力就这么如陀螺般转来转去，始终在士族手里倒腾。而那个具有原创精神的九品中正制的始作俑者从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曹操，之所以后来这笔账算到他的儿子曹丕头上，是因为到曹丕时才算正式形成制度，并由当时的人事部长陈群具体行文执行。其实曹操的家世挺招人骂的，因为他的干爷爷是—太监。

其实不是所有在宫廷服务的人都能得到太监这个称呼，普通的小角色通常只能称之为苍头，或是黄门，只有其中的佼佼者才有资格称为太监。能主动来干这行的人，基本上都属于那种敢把脸不要的主，再加上能混到一等大太监的人，就更是生猛了，所以曹操的干爷爷名声也就格外差。不过名声差一点并不要紧，曹操的老子倒是托了他干爷爷的福，历任全国最高行政长官与最高军事长官，这为曹操后来的起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由于曹操有着如此独特而“显赫”的出身，当时的士族根本不买他的账，那时候的士人并不需要依附朝廷就能够得到很大的名望，而且他们往往不愁吃不愁穿，有的甚至富甲一方，吃饱了没事做就走街串巷四处骂曹家用来消食，曹操和曹丕也拿他们没办法。

曹操是干事创业的一把好手，在汉末群雄割据、军阀混战的大权力格局中，他首先想到的是人才。他很清醒地认识到汉代的选人制度中存在着软肋，那就是察举不实和过分倚重品德。曹操这个人身上有很多毛病，但同时兼具英雄之质。所以他在用人方面，偏重于“唯才是举”。就是说，他用的人可以像他一样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关键是你要真的有才。将军要有领兵之才，谋士要有权谋之术。

他曾经无数次地向社会发出求贤令：即使是不仁不孝之人，只要有治国用兵的本事，就可以起用他们来治国安邦。这无疑是对当时权力集团用人标准的一次大变革。在这种用人体制下，曹魏帝国迎来了“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从而为建立新的权力格局创造了条件。

曹操之后，他的儿子曹丕采纳了礼部尚书陈群的建议，继续贯彻落实曹操“唯才是举”的方针，九品中正制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选拔官吏的制度。

它的具体做法是：在各郡设置中正官，各州再设大中正官，中正官的职责就是对够资格的人选进行量化打分。也是根据这个人的道德和才能给予一个总的评价，然后再结合他的家世和才德给出一个综合品级。这个品级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和下下共九品。通常情况下，一品是光设不封的，所以二品就成了最高的评价，三品以上的是上品，以下都属于下品。这就是九品刚刚推行时的雏形。

中正评议的结果要上交给司徒府复核批准，然后送吏部存档，作为将来选官的依据。当官职出缺的时候，就在吏部的人事档案里面找人补缺。九品中正制的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做官要依靠个人的名望，要经过当朝大臣们的举手表决，方才有效。名望这玩意是个介乎虚实之间的东西，获得名望的最可依赖和最便捷的方式就是看你是不是出身于高门之家，其他都是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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