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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文明的咒语（第1页）

余秋雨：王懿荣去世了，当时的北京上上下下一片混乱，没有人来思考他留下的甲骨该怎么样处理。王懿荣的儿子叫王崇焕，他必须把这个家撑下去。王懿荣为官清廉，家里本来积蓄不多，在买甲骨的过程中又把值钱的东西典当掉了，他留给儿子真正的财富就是剩下的那一千多块甲骨。王崇焕本身不是甲骨研究者，他想把甲骨出让给真正懂得它们的人，同时换取一定的生活经费。

第一人选是刘鹗，也就是《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是王懿荣的朋友，对王懿荣的死深感悲痛，他本来就想帮助王懿荣的家庭，正好有了这么个机会，他出一个好价钱将甲骨买过来。刘鹗是个文学家，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多方位的学者，对甲骨文也有深入的研究。他在接过王懿荣留下的大多数甲骨以后，自己又从别的地方收购甲骨。最后在1903年，就是他的《老残游记》开始在报刊连载的那一年，他出版了一本书——《铁云藏龟》。这本书是把王懿荣家的甲骨、他自己收集的其他甲骨拼在一起出版。按照中国过去的习惯，甲骨很可能变成宫廷收藏家庭私藏，但是刘鹗这么一来，全社会研究者可以共享了，这个贡献很大。而且，他经过研究已经做出判断，这是殷人的刀笔。这个判断尽管比较简单，但是非常重要，他把人们的目光准确地拉到了那个重要的时代。

但是没有想到，就在五年以后，刘鹗还来不及做出更多的研究，他就被问罪了。问罪的罪名有两个，我认为第一个是把好事说成坏事，第二个是把没事说成有事。结果他被流放新疆，1909年，因脑溢血在新疆去世。不到十年，对甲骨文的发现做出重大贡献的第一功臣和第二功臣都死了。

诸丛瑜：很奇怪，在金字塔发现的过程当中，考古学家也是接二连三地死去。据说古埃及的金字塔里有一个法老的咒语：“如果谁干扰了法老的安宁，死亡必将降临到他的身上。”从1922年到1929年之间，英国考古学家卡特和他的团队前后有22个人都死于非命，那个神秘的咒语一直困扰着很多人。好像还有一个玛雅文明的水晶头骨，研究者中好多人也会离奇地死去。

余秋雨：对于这一批批伟大遗迹发现者的死，医学家们作了种种解释，却都没有能够完全说服人。后来不断有各种新的说法，比较新的说法是这些考古学家遇到了特殊的辐射。

但是，不管研究的结果如何，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当一种沉睡了很久的巨大文明要重新说话的时候，当一个早就遗失的记忆打着哈欠要重新醒来的时候，它会有一股杀气。它好像有一种力量，会把参与者卷入到一种无名的灾难当中。

科学和很多文化的区别就是这样：文化一直保持着自己庄严的神秘性；科学家呢，总是努力地要说明它。但是必然有一些东西永远也说明不了。就像埃及金字塔前那个狮身人面像，它到底在笑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似笑非笑？不知道。你能解答它吗？不知道。

那么，甲骨文也遇到了这样的情景。第一号、第二号人物很快死亡，而且我后面会讲到，甲骨文前期研究的最高峰一一王国维先生也自杀了。在甲骨文的声音要出来之前的这个仪式性祭台上，虽然死的人似乎不是那么多，但是分量足够了，方式足够了，原因也都很神秘。王懿荣的死因是清楚的，但是他内心怎么想、他临终前怎么来与甲骨文的残片告别，我们不清楚；刘鹗的死因表面上也是清楚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奇怪的罪名会突然落在他身上，落到他身上以后会判那么重的罪，会流放到新疆，会得脑溢血？这也很神秘。

当文化的神秘性完全被解释清楚的时候，文化的宏大感、朦胧感、苍凉感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一方面仍然要用科学思维去探索那些奥秘，另一方面还是要尊重天生的神秘性。只有在这两种力量的均衡之中，才能完成我们的文化思考和文化体验。

《草叶集》的作者惠特曼曾经说过，文学的魅力是把昨天、今天和明天连在一起。怎么连在一起？不是靠已获得的结论，而是靠永远的悬念。别林斯基说，我们祖先把解决不了的问题交给我们，我们也解决不了，只能交给后代，这种递交就是文学。文学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在一些永远找不到答案的领域里来体验世界的神秘、人生的壮阔，来体验我们和祖先共同的苦恼惊慌、共同的精神连接。

刘鹗也死了，死得那么早、那么快，也留下了一堆甲骨。他的儿女亲家叫罗振玉（刘鹗的儿子刘大绅娶了罗振玉的女儿），是一个更大的学者。在学识上，他既超过了王懿荣也超过了刘鹗，而且超过很多。他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在每一个领域里都有自己很杰出的贡献。罗振玉在刘鹗家里看到了很多甲骨，他快速地做出判断：王懿荣说这是占卜用的，刘鹗说这是殷人的刀笔，这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它在哪里出土的？因为只有知道在哪里出土，我们才会从整体上准确地判定它的时间和来龙去脉，以及它和整个中国历史的关系。所以罗振玉密切地关注着甲骨真正的出土地。

现在说起来这很简单，但在当时却非常困难。因为甲骨已经被卖得很贵，很多古董商人为了防止别人争夺，千方百计地把出土地点当做了最重要的商业机密。回想起来，王懿荣出的价钱已经不低了，刘鹗钱多一点，收价也贵一点，罗振玉的钱更多，收价更贵，又有很多外国人开始介入，甲骨的价格就更高了。古董商人为了要垄断市场，编造了好几个地方，一会儿说河南汤阴，一会儿说河南卫辉。罗振玉还派自己家里的人去那考察过，刘大绅也去找过，但都没有找到。罗振玉知道这有问题，但是古董商们都定了行规，嘴都很严，谁都不说甲骨到底在哪里出土。后来，他终于从一个喝醉酒的古董商人嘴里听说，出土地好像是河南安阳一个叫小屯的村庄。

对罗振玉这样的大学者来说，只要讲到安阳，他马上就会想到，那是洹水的所在地，由此又联想到《史记》和《史记正义》里面各种各样的记载。罗振玉已经感觉到，甲骨的出土地如果真是在安阳，真是在洹水边上，那么那很可能就是殷商的都城所在。他意识到了问题的重要性，所以先派自己的弟弟过去。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安阳的小屯村在罗振玉弟弟眼前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

王安安：刚才秋雨老师讲到，当时甲骨已经被炒得很热，价格非常高，中国人在收购，外国人也在收购，而这个地方又被古董商人保密着。所以我觉得最可能的就是这个小屯村田地荒芜，大家不做别的事情，都在自己家后院或者田地里刨甲骨。我的眼前呈现出了一个个大坑，村民都在那挖掘着可以创收的宝贝。说不定还有的人已经在着手制作假的甲骨了。

余秋雨：你的设想很合理，你所说的这一切都发生了。所有的人都在挖甲骨，不种地了，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冲突，例如地产所有者和甲骨挖掘者之间的矛盾，产生了械斗。一家人互相保密的情形也发生了。古董商人一来自然就有了集市，大家拿着自己挖掘的甲骨浩浩荡荡都去了，去了以后才发现，原来我的丈夫还有这一麻袋是我不知道的。最奇怪的是那些不太懂事的小孩，在大人已经刨过的地方，他再去挖，挖出一小片一小片的甲骨。甲骨不在于大小，而是在于里面文字的多寡和重要性，因此小孩也可能赚大钱。而且正像你所说的一样，开始出现了假甲骨。

罗振玉的弟弟一天可以收到一千多块甲骨，他后来送到罗振玉眼前的是一万多块。罗振玉对此，既高兴又担忧。高兴的理由很简单，一万多块甲骨，真的可以好好研究了；担忧的是现场被破坏了，一片狼藉。现场的破坏也就是一个与甲骨文有关的古代生态环境的破坏，其严重性可想而知。罗振玉下了决心，必须亲自去看看那个现场环境。1915年的3月，他真的去了小屯村。我曾经讲过，历史上有一些悄悄的脚步会被人们记住。罗振玉那一天的脚步大概也是这样。这是一个高层次中国学者第一次来到田野考察的现场，有人说，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起点。

由于罗振玉的现场到达，甲骨文出现了一个背景性的拓展。它不再是文人书房里一片一片分散的、片段性的存在，而是变成一个整体气场。这个气场，就是殷墟所在地。

中国学者很长时间不到达现场而只顾在书本中爬行的这样一条道路，由此画上了一条界线。遗憾的是，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还不明白田野考察对于人文科学的重要性，以为那是袁隆平先生他们的事。大家还是把尊敬投给那些号称“书斋学者”，也就是凭着古书臆想着种种时空关系的人。

王牧笛：我很喜欢这样一句话，“书斋里的思考在社会上往往以反讽的方式得以实现”。罗振玉这种转向实际上也是对只抱着经典文献死读书的一些书虫的反讽。如果只在书斋里皓首穷经，可能会少了许多“在场”的感觉，也会少了对文化的敏感。罗振玉正是凭着这种文化敏感最终成为这个领域的一代大家。

万小龙：但我觉得，这种精神在中国传统中也并不是没有一种先知式的昭示啊。像顾炎武就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有像陆游所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实际上正是罗振玉以及他所代表的这种实地考察的新学风的历史前奏。

余秋雨：我很高兴你提到顾炎武。在罗振玉之前确实也有像顾炎武这样的人，靠自己的脚去走了很多地方。顾炎武也做过书斋学者，读过很多书，但后来，他把远行考察放到了前面。远行时也带一点书，但不可能多，那就要精选了。我很喜欢他的一句诗——“常把《汉书》挂牛角”，可见他是多么喜欢《汉书》，又知道他是赶着牛行走的。我自己后来在数万里考察时遇到困难，总想起这句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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