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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第1页）

为“革命的启蒙老师”，至今还记着几十年前对他说过的话：“为了党的需要，随时准备牺牲，即使到了悬崖绝壁，要跳，就毫不犹豫地跳下去。”萧乾和杨刚于1929年相识之后，就不断从她那里得到规劝和启示，成为他一生的挚友、益友和畏友。他说：“在帮助一个朋友进步方面，杨刚是一点也不吝惜气力的。我对人生远没有她那么严肃。在她眼中，我不是顽童，就是浪子。但是倘若没有结识她，我这一生弯路走得会更多的。”正是这样，在她的一生中，她总是用自己的火去点燃别人之火，用自己之心去照亮别人之心。

毕业不久，杨刚到了上海，1933年春，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工作中结识了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是年秋，应燕京大学新闻系美籍教授埃德加·斯诺的邀请，回到北平，与萧乾一起协助他编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这是中国新文学被介绍到国外去较早的一个译本。杨刚在斯诺的要求下，用英文写短篇小说《日记拾遗》，收入《活的中国》，署名“失名”。这篇小说是她短篇的代表作，译成中文后易名《肉刑》，于1935年发表在《国闻周报》上。

六

在人类的生活里，友谊不仅可以跨越国界，而且可以超越信仰。在北平学习与工作期间，杨刚与包贵思教授的友谊，就是这种友谊的典范。包贵思笃信宗教，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而杨刚则是忠诚的共产党员，是包贵思的得意门生和朋友。萧乾感叹地说，这是一场“奇特的中美友谊”。这种友谊，从三十年代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杨刚向包贵思解释、阐述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对社会、政治的观点，还为她用英文写了自传。杨刚在她面前，总是大义凛然，旗帜鲜明，从不回避她们彼此信仰上的分歧。但杨刚的坦率，对事业的赤诚深深感动了她，并得到她的同情。这种“奇特”友谊，可从包贵思1952年在美国出版的描写中国的长篇小说《河畔淳颐园》（The　River　Garden　of　PureRepose）看出。小说中出现的那个中国女共产党员柳，是小说的主人公——美国女传教士简·布里斯答德的学生。柳的出身、家庭、学历、经历、思想性格里，都可以看出杨刚真实的影子，实际上有的章节写的就是杨刚，就连杨刚女儿有一段的生活安排都是一样的。小说里，柳把孩子委托给简来抚养。“七七”事变后，杨刚由于要离开即将沦陷的北平参加抗战，曾把刚三岁的女儿郑光迪寄养在包贵思家里两年。包贵思为孩子专门请了保姆，为“她规定了严格的食谱，告诉她吃饭个要有声音……见人问好，进屋之前要先叩门……后来还把她送进燕京大学附属的幼儿园。”这些，在包贵思的小说中都有反映。小说还写到柳被特务打得遍体鳞伤，又遭追捕，简如何想方设法庇护她等等。这一点，又清晰地表现了包贵思对杨刚在政治上寄予的同情。

小说是现实生活的艺术虚构，典型的创造，但包贵思的这部小说却是对中国园林艺术的研究和她真实生活的抄录。因此，在小说里柳和简的一些对话中，是可以找到一些对杨刚认识的佐证的。

出于真诚的友谊，当简问及柳在北方分手后的生活时，柳说：“我没有多少可以告诉你的，有很多事我不想告诉你……你是我的老师，也永远是我的朋友。现在，我尽量像个孩子对母亲那样对待你……你应该看到，由于革命工作，我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我相信上帝，可我心中有我的上帝——那就是几千年来受苦受难，如今才找到一线光明的中国人民。现在，没有人能夺去我们这份希望，这希望给我们一种任何恐怖和腐蚀手段也夺不去的力量。我们将从日本人手中收复失去的江山，战后再从军阀、地主、放高利贷的，以及傲慢的外国人和他们的走狗手里夺过来……所以，你看，我一直在到处飘泊，不是坐牢就是躲在什么角落里。穿得破破烂烂，半饥半饱。但我早已不在乎这些了。和同时代的其他同志相比，我个人受的这点苦难算不了什么。”简说：“听说你的爱人被炸死了，那也不算什么吗？”柳回答：“当我听到那个消息时，我简直活不下去了。但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把死的念头抛到脑后。”简又问：“你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吗？”柳答道：“永远也做不完。我现在认识到这一点了。”简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谈论柳：“我倾听她对我们时代种种罪愆的愤怒谴责，我无可反驳。我留意到那些不公正的事使得她和她的同志们变得冷酷无情，我感到她这个充满活力的人总是处于紧张状态中。她没有一点悠闲的心情，永远也达不到恬静的境地。”读了这些，在柳的名下，我想到了杨刚。

包贵思对杨刚有深刻、准确的了解与认识，所以说她生来就是个叛逆者、探索者。杨刚投身于艰苦、危险事业的勇敢献身精神，使得这位虔诚的教徒十分敬佩。从她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人道精神，进而对中国革命、革命者有了认识、产生同情，这不能不说是杨刚与她共同培植的友谊自然产生的结果。

七

抗战前，杨刚一直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她“在宿舍里，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吃的是干粮和素菜。她只有一件换洗的衬衣，身无长物，一文不名。”这是包贵思留下的见证。

艰苦的生活，忘我的工作，这是杨刚的精神。白色恐怖之下，她毫不悲观。她是一位乐观的现实主义者，也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对她来说，重要的是战斗。文学不是政治，但在那样的时代，正直的作家，总不能把创作当成消遣。杨刚的创作，既不是娱乐自己，更不是消遣别人。但她的作品绝不是廉价的口号，那是艺术的力量唤起的觉醒。离开北平南下抗战前，她在《国闻周报》、《榴花文艺》等刊物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肉刑》、《殉》、《爱香》、《母难》、《翁媳》等，翻译出版了英国女作家恩·奥斯登（今译简·奥斯汀）的著名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些作品，写的是苦难的普通人物、革命者，有的是鞭答的力量、揭露的效果，认识的价值。尽管很惨，尽管窗上爬着黑影，但不久就是黎明。《爱香》写一个年轻的使女，她生活在辛酸和打骂之中。但她不愿自己的命运是一头被拴在磨坊里的驴，使生活磨灭自己。她有自己的意识，倔强地寻求报复。在一次毒打后，她想着自己的身世，推测着自己的前途：“既然生命的本身就是自己的仇敌，那么人类的仇恨哪一辈子能消灭呢？人生在世上的苦恼，哪一世能减轻呢？活着岂不是帮助人磨灭自己么？但是也好，活着吧。倚着这仇恨来活下来，虽然是磨灭自己，但是有眼睛的仇恨，必然会领着自己到底去报复一切该报复的！偏偏要活着，为了仇恨。”

这是力量、希望，也是追求！

这是杨刚创作中的思想境界。

1936年，杨刚与丈夫郑侃一起在北平参加由顾颌刚教授主持的《大众知识》杂志的编辑工作，发表创作及评论。当卢沟桥上炮声响起，便吻别只有三岁的女儿，投入抗战一先后在武汉、上海参加救亡运动。

北平，是我们民族的象征。那时，由于爱她，杨刚必须离开她。但当北平落入敌人的魔掌时，她陷入了无限痛苦的深渊。我十分激动地读着她的抒情诗般的散文《北平呵，我的母亲》，她的痛苦、热爱、愤怒、仇恨、抗战的呐喊，她的身心都在燃烧！

我遗失了，遗失了心的颤跳，眼的光明，遗失了一个存在，全　世界从我空落落的感觉中消逝干净。星月都茫然而飞逝了，日光　惘惘，有如哭泣慈母的孤婴。我的心像秋雨一样湿淋凄晦，我的手，我的脚震颤失次，血流在脉管中嘶鸣！

呵，北平！呵，我的母亲，我用十指尖在砂石里面挖掘，用舌　尖在黄土泥下搜寻。我记得我母亲那温柔甜美的感性，我知道我　一触着，就能认准她是我的母亲。可是，怎样了呢？我的企图是失败了！即令我的十指和舌尖全因摸索而滴下鲜血了，我仍然不　能触到我的北平！北平呵，知道么？我寻觅你，如觅取我自己的身心！

……我听见了北平的太息，那悠长、深厚而无言的大息，那是北平的召唤，是她要她女儿回家的命令！

……中国的皇后被强盗摘去了她尊荣的冕旒，而抛弃在泥　尘里，像一个随营公娼一样蒙受着万骑蹂躏！那是无抵拒的摧　残，那是绝望的强奸！死亡，严重耻辱的死亡，坐在北平头上。北　平，我们庄严华贵的伟大母亲！

……弟兄们，动身吧！……打回北平去！……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后天，在我们有生命的日子里，我们一定　能杀尽敌人，回到家乡。在母亲的怀里，在那长安街的雪白大道上，放下枕头，一觉睡到天亮！

这烈火般的感情，悲壮的声音，必胜的信心，这就是杨刚——一位北平的女儿，赤诚的爱国者！

八

1939年夏天，杨刚到香港，接任萧乾《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当时的《大公报》基本上不为共产党说话，但老板为了拉拢读者，给了副刊一些自由。杨刚就利用这点自由，牢牢“坚守着这块相对独立的阵地，与革命人民同呼吸，团结进步的、革命的作家，以可能的方式同反动派作斗争。”她在《重申（文艺）音诣》一文中表示，要让副刊“披上战袍，环上甲胄”，服务于祖国抗日宣传。

在香港，她结识了云集港岛的许多文化名人，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她与许地山、乔冠华等人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理事。那时期，她创作力旺盛，工作之余还发表了不少“嫉恶如仇，浩气磅礴”的诗歌与散文，人们“经常听到她对国内反动派及其喉舌，对国际法西斯势力的严词谴责。”她的沸腾着强烈爱国主义之情的优秀长篇诗作《我站在地球中央》，就是这时发表、出版的。她的作品是一团烈火；你几乎不能坐下来读，它让你感动、激动、愤怒得坐立不安，让你淌下热泪，与敌人拚搏！由于她的“性格”、作品的“性格”，有的作家给她起了一个“外号”——“浩烈之徒”。四个字，概括了杨刚的一生。

在香港，她兼任岭南大学教授，还和戴望舒等诗人、作家到文协举办的暑期文学讲习会讲课。在《大公报》工作期间，她住在隔海的九龙。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夏威夷群岛的珍珠港，翌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当九龙已在日寇的铁蹄下呻吟，香港也即将落入魔爪的时候，杨刚“一心只想着同志，从不理会自己”，在敌人的炮击下，冒着危险，日夜奔忙，帮助文化界人士及国际友人（如《中国建设》的爱泼斯坦）隐蔽和撤退。最后，同留港的文化人士偷渡惠州，进入东江游击区，住在阳台山上的草寮里，过着艰苦紧张的生活，为青年讲授政治经济学。

不久，杨刚取道韶关、衡阳，到达战时文化城桂林，继续主编《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开展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1942年秋，她作为《大公报》的战地旅行记者，与澳大利亚记者贝却敌（WilsredBurchett）同行，到江西、浙江前线与福建战区采访。沿途多风雨、泥泞，历尽辛苦、坎坷，写了不少通讯，展示了东南半壁江山在敌人铁蹄下的血泪图画，记下了敌人的罪行，前方军民舍生抗敌的热情，以及“万木无声待雨来”的渴盼，预示了敌人的末日，“飒飒秋风，为时不久。”文章结集为《东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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