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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娅普莱斯（第1页）

安哥拉，桑扎蓬博

“很久以前……”阿纳托尔在黑暗中说着，我闭上了眼睛，随着他的故事翩翩飞去。我们都可以说上了年纪，近三十年来，我们一直都在照料小胳膊小腿和嗷嗷待哺的嘴巴，可如今，我们竟能在自己的床上两人独处，这实在让人震惊。塔尼尔到了十岁，就不想和我们睡了，他要自己的小床，而且态度坚决。大多数像他这么大的男孩子仍旧会和一大家子人挤在一块儿睡，但塔尼尔却铁了心：“哥哥们都有自己的床！”（他没意识到他们也都不喜欢孤独——连上大学的马丁都交了个女朋友。）他满头的卷发往前冲着，决心要挺直身子，把这世界一口吞下去。这神态着实让我吃惊不小，他太像露丝·梅了。

在我们这张阿纳托尔所谓的婚姻新共和国的床上，我丈夫会跟我说起世界的历史。通常，我们会从五百年前说起，当时葡萄牙人驾着他们的小木船，试探着驶入刚果河河口。阿纳托尔左顾右盼，模仿葡萄牙人震惊的表情。

“他们看见了什么？”我总是这样问，虽然我早就知道答案。他们看见了非洲人。男男女女黑如夜色，正在明亮的阳光下沿着河岸散步。但没有赤身裸体——正好相反！他们头戴帽子，脚蹬软靴，身上套着一层层异国风情的裙子和长袍，像是不嫌热似的，这是事实。我见过第一批探险者匆忙赶回欧洲后出版的那些素描图册。他们汇报说非洲人活得像国王，甚至穿着王室才穿得起的面料：丝绒，锦缎，织锦。他们的报告只有一点没说对。刚果人是通过捶打某些树木富含纤维的树皮，或从酒椰果实中提取出线来织布，从而做出漂亮布料的。他们做雕刻装饰家里时，用的都是胡桃木和黑檀木。他们锻造铁矿石，将之打造成武器、犁铧、乐器和精致的珠宝。刚果王国在税收和整合政府部门的工作方面效率非常高，葡萄牙人对此惊叹不已。他们虽无书面文字，口述文化却极为丰富，以至于当那些天主教神父用字母来对应刚果语的语汇时，诗歌与故事便如洪水决堤般喷涌而出，印成了丰硕的作品。教士们沮丧地发现，刚果早已有了自己的圣经，数百年来他们已将它深深地烙在了记忆里。

虽然刚果王国给他们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欧洲人却沮丧地发现，这里根本就没有“农贸”的概念，所有食物均是就近消耗。所以这里没有城市，没有巨型种植园，也没有两地间运输货物所必需的道路。王国是由许多条穿越森林、长达数千英里的小径联结而成的，若遇水阻隔，人们便在河上用编织的藤蔓拉起一座静悄悄摇晃的悬索桥。我是根据阿纳托尔的描述构想出这幅画面的：男人和女人身着里三层外三层的裙子，悄无声息地行走于森林的小径上。有时，当我旧疾复发，躺在他的臂弯里时，他就会这样安慰我，给我讲一整夜的故事，不叫我做噩梦。奎宁只能勉强抑制我的疟疾，现在这里已经有抗药菌株了。我发烧时做的噩梦总是千篇一律，这最初的警示表明我离被疟疾击倒已然不远了。那股熟悉的深蓝色绝望侵入了我的睡眠，我正在过河，回首望着乞食儿童那一张张脸：“Cadeaux！Cadeaux！”随后，我就在我们两人的国度里醒来，发现我们正躺在倾斜的蚊帐之下，月光将它染成了银色。这时我总是会想起布隆古，我们最初就是在那里像这样躺在一起的。当我因发热而全身发抖、说着胡话时，阿纳托尔便会搂着我，将我宽恕，使我得到救赎。对我来说，我们的婚姻是一段极其漫长的康复期。

现在，他们正在走回家，贝埃内。挽着一篮子从森林里采的棕榈果和兰花，他们还在唱歌。

唱什么歌？

哦，什么都唱。唱鱼的色彩，还唱着如果他们的孩子是用蜡做的，那他们该有多乖巧。

我笑了。他们是谁呢？有多少人？

就只是路上走着的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他们是夫妻。

他们那些喜欢惹是生非的孩子没和他们在一起？

还没有。他们上个礼拜刚结婚。

哦，明白了。那他们是牵着手的吧。

那当然。

那个地方是什么样？

他们就在河边，在从未被伐光的森林里。这些树都有一千年了。蜥蜴和小猴子一辈子都住在树上，根本就没下来过。它们住在世界的屋顶上。

但我们在下面的小径上，那儿很黑吧？

黑得很舒服。那种黑，你的眼睛会越来越喜欢。现在下起了雨，但大树的枝叶太稠密，只有一丁点水雾透过浓荫落了下来。我们身后新长出的恩比卡藤蔓从地面往上卷曲、攀爬，我们的脚印变成了小水洼。

我们来到河边后，会怎么办？

我们当然要过河。

我笑了。哪有那么简单！要是渡船坏了，另一头也没有电池，该怎么办？

在刚果王国，贝埃内，是没有电池的。没有卡车，没有道路。他们拒绝发明轮子，因为轮子没用，只会陷在泥里，徒惹麻烦。要过河，他们有桥。桥就在那儿，从岸边的这棵绿芯樟搭到了对岸的另一棵树上。

我能看见这对夫妻。我知道他们是真实的，他们真实地生活过。他们攀爬到绿芯樟枝干间搭起的平台上，女人停下来，保持了一下平衡，用一只手握住长裙的裙角，准备步入明亮的天光和大雨中。她摸了摸头发，头发都已编成了粗绳一般的辫子，脖子后面的辫梢用小铃铛系着。准备好后，她便踩到悬于水上的晃悠的藤桥上。我心跳加速，然后跟上了她步伐的节奏，从摇晃的桥面上走过。

“可如果那是一条很宽的河，”我曾经问过他，“就像刚果河那样，肯定要比任何藤蔓所能伸展的范围都宽得多，那又该怎么办呢？”

“这很简单。”他说，“那样的河根本就不该过去。”

要是真有无需渡过的河该有多好。无论对岸有什么，那些生灵都能随心所欲地活着，不被任何人见到，不被任何人改变。但那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葡萄牙人透过树丛，发现衣冠齐整、伶牙俐齿的刚果人既不做买卖，也不搞运输，只在原地安居，有什么吃什么，犹如森林里的野兽。尽管可以吟诗、可以歌唱，衣服也很漂亮，但这样的人定然算不上完整的人——只能是原始人。这个词，葡萄牙人肯定使用过，以安抚自己的良心，去做接下来的事。很快，教士们便在海岸上举办起了大规模的洗礼，将他们的皈依者运上船，载往巴西的甘蔗种植园，使之成为农贸市场这一高级神灵的奴隶。

这世上毫无正义可言。父啊，无论你在哪儿，求你宽恕我。但这世界已让一桩桩邪恶卑鄙之事落到了好人的头上，在我有生之年，是无法见到谦卑人承受什么地土了。我想，这世上还有的，只是那无可避免的趋势，让人类的错误如水般流遍他们的势力范围。这就是我回首往事所能说的全部了。寻求平衡是有可能的。重负虽难以承受，这世界却设法优雅地将其背负了起来。

时至今日，我们在安哥拉已生活了十年，住在桑扎蓬博郊外的一个农业基站。独立之前，葡萄牙人在这儿建了油棕榈种植园，半个世纪前就将原生的丛林砍伐殆尽。我们在活下来的油棕榈下栽起了玉米、甘薯和大豆，还养了猪。每年旱季，人们能外出走动时，我们的合作社便会多几户人家。大多都是小孩子和身上裹着破烂缠腰布的女人，他们悄无声息地自丛林中现身，在长年躲避战乱之后，犹如疲惫的蝴蝶，轻轻地在此落脚。起先，他们根本不说话，接下来，一两个礼拜之后，女人们通常会先开口，语调极为轻柔，却滔滔不绝，直到将背井离乡的那些地方和失去的人一一述尽。我听到的故事往往相差无几。她们这辈子绕了个圈，先是逃离家乡的村子，往城里去，在那儿直面饥饿，如今又返回这座偏远的边境小村落里，希望能在这儿养活自己。我们设法多生产一点棕榈油，拿到罗安达去卖，但我们在这儿种出的大多数作物都是就地消耗。合作社有一辆车，就是我们那辆老式的路虎。（要是它能讲故事的话，那它这辈子经历的沧海桑田也能让它讲出自己的世界史了。）但雨季九月就开始了，路要到四月才会再次通行。一年中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拿自己手头的东西对付一下，就这么凑合着过下去。

我们离边境不远，这里居民的长相和言谈同基兰加一模一样。我们刚到这儿的时候，我竟有一种重回童年的感觉。我一直幻想着会偶遇某个我认识的人：玛玛·姆万扎、内尔森、穿红裤子的塔塔·波安达，或者，最诡异的是，父亲也会现身。显然，刚果与安哥拉的边界只不过是地图上的一条线——是比利时人和葡萄牙人随意划定的。古老的刚果王国曾经绵延整个中非地区，而当它数以百万计的最最健康的臣民被贩卖为奴，王国便土崩瓦解，但它的语言和传统并未丧失。同样跳脱而响亮的“姆博蒂”从房子敞开的窗户外传来，我总是被这声问候叫醒。女人们以同样的方式一遍遍地裹着缠腰布，将收来的油棕果放入玛玛·洛使用的那种装置里压榨。我不时听见幽灵的话语，是帕斯卡语调上扬的嗓音，他在问：贝托恩基图塔萨拉？我们干点什么呢？

但我并不是时常能听到那声音。在我们村，极少有爬树掏鸟窝这般年纪的男孩，也极少看到大模大样走在路上、弟弟或妹妹像大号的破烂娃娃般挂在身边的女孩。我注意到，无论何处，都见不到他们。战争剥夺得最多的，是十岁以下孩子的性命。那庞大而寂静的虚空慢悠悠地升上来，从我们身上穿过。战争留下的孔洞，不似大坝或马路尚能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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