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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战场实习生（第1页）

20世纪80年代，国家正像大病初愈的巨人，一点一点地恢复元气。省公安厅副厅长周荣“文革”期间先是靠边站、挨批斗，然后蹲了两年监狱，还在五七干校劳动了三年，1980年终获平反，官复原职，还是回到他原来的办公室。一天，他整理自己办公室里的档案柜，在拉开一个抽屉时，忽然就像打开了一段被混乱的岁月尘封多年的往事。

“小段，准备一下，明天去松山劳改农场。”他对外间喊。

松山劳改农场还是从前那个模样，只不过劳改的犯人少多了，现在只关刑事犯。大批政治犯都平反释放，当然，政治犯的含义现在已经发生了转变，像阚天雷这样的“文革”造反派，就从劳改干部变成干部劳改了。

公安厅副厅长到了劳改农场，当然是大事。农场的大小领导在大门口列队欢迎，寒暄之后落座吃饭。周荣坐下来就问：

“你们这里还有个叫赵广陵的人吗？”

场长忙回答道：“有。现在是我们农场劳动服务公司的副经理。”

“哦，干得不错嘛，叫他来。”周荣说。

场长犹豫了一下，说：“周副厅长，他是个留队人员。”

周荣面露愠色，“留队人员还不是国家职工？和我们大家是平等的。”

“是，是是是。周副厅长。我马上让人去叫。”

机灵的场长已经揣测出赵广陵和周荣一定有某种特殊的关系，于是开始夸奖赵广陵，说他如何能干，“文革”结束后在农场的支持下办起了服务公司，原来我们以为他只会做木匠，没想到这个同志脑子特别好使，把农场的多种经营搞得风风火火。更没想到的是他文化水平特别高，给我们的劳改干部办文化学习班，编刊物、出报纸，样样都拿得上手。还搞了个英语补习班，好几个干部家属的孩子在他的辅导下都考上了大学，还有一个孩子考上了北大哩。连地方上的人都来请他。这几年保山地区的英语教师搞培训，年年都离不得他。地区教育局还想来调他，但我们怎么能放他走。周副厅长，他是我们松山农场改造出来的人才啊。

“那是人家的底子好。”周荣说。

说话间赵广陵进来了。他的头发更花白了，个子好像矮了一截，但脸膛红润，神色坦然，尽管还显得有些拘谨。周荣站起身，快步走过去，拉住了他的手，使劲摇晃。旁边的人都看得出来，两人眼光里的热度，赛过夏天里的怒江河谷。

晚饭后，周荣让秘书小段把想陪他喝茶打牌的农场领导挡回去，他说要跟赵广陵单独谈谈。招待所那间房间的灯光，通宵未熄。

1941年的深冬，赵岑和他的联大校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同学刘苍璧从成都校区被分到第九战区实习。说是实习，其实就是直接上战场。刘苍璧是学防化防毒的，照理讲不该到第一线。那时中国第一次面对日军的毒气战和细菌战，许多士兵不得不用毛巾，甚至抓把树叶捂在鼻孔上、嚼进嘴里来抵挡日军的各种毒气，根本分不清什么是糜烂型毒气，什么是窒息性毒气，什么是催泪型毒气。防化专业的学员下到部队顶多配属在师一级任防化参谋。但刘苍璧在军校期间组织了个马列主义读书小组，聚集了一批思想左翼的同学。表面上看军校还比较开明，不妨碍学员们的各种课外活动，你在课堂上讨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都没有问题，但到决定学员去向时，思想左翼的学员们就都被“高看三分”了。

赵岑是学员分队的分队长，刘苍璧虽然比他年长，无论是军事技术还是学习成绩都不比他差，但他由于被“另眼相待”，所以只是赵岑手下的队员。他们俩同时被分配到鄱阳湖边的一处基地，学习如何操控一种无人快艇。

那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美国人给中国的援助开始增多了。这种快艇也就比一条舢板稍大点，艇上装满烈性炸药，由无线电控制着去撞日军横行在长江上的军舰，其实就是一枚水面上的鱼雷。中国的海军已基本上打没了，只有采用这种方式去搏击鬼子的军舰。

这种玩意儿虽说是美国货，但技术仍不过硬。无线电遥控器能控制的距离仅有两公里，距离越远操控能力越差。而日本人的舰炮火力威猛，你还没冲到他跟前，就已经把你打爆了。国军试了几次，均未成功。

只剩下两艘无人快艇了。战区长官部下了命令，组建敢死队，采用自杀式攻击，务必击沉日军战舰。两艘无人快艇被改造成有人驾驶，不外乎临时加了个方向舵，焊了两个铁座椅。

实际上这样的敢死队根本无须由军校的学员去充当，国家为培养他们花费了多少银子啊，更不用说他们还都是学有专长的人。但那天师政工部的一个上校主任来到学员分队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们都是党国精英，国家需要你们杀身成仁，我党国军人岂可首鼠两端。刘苍璧，你如何看？

刘苍璧啪地一个立正，高声喊道：“为国家民族而死，正是卑职之荣耀。长官不用多说了，敢死队有我一个。”

赵岑连忙站起来，“报告长官，刘苍璧同学是学防化的，上军校前还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的高才生，国家还有用得着他大才的时候。请长官再斟酌。”

“怎么，大学生就不可以为国赴死吗？”政工部主任训斥道。

“赵分队长，不用多说了。我去！”刘苍璧朗声说。

赵岑回头看了刘苍璧一眼，热血一下就冲到头顶了。他转身请缨：“报告长官，我是分队长，敢死队里应该有我一个！”

四个敢死队员挑选好，赵岑和刘苍璧一个艇，另外一个军校学员和一个中士班长一个艇。刘苍璧找到赵岑说：

“他们要我们这些不听话的学员去送死，你这个优秀学员来凑啥子热闹？”赵岑那时在军校满脑子国家民族、三民主义、抗日杀敌，对政治派别不感兴趣，因此他的各项评分都很高。他能当学员分队的分队长，不是仅靠他身材高大，站在队列前孔武有力、仪表堂堂。

“学长，我就是不满他们公报私仇。大敌当前，还分什么左右。”

“老弟，这可是去送死。不是驾游览船。”刘苍璧虽然是实习分队的队员，但私下里学长就是学长，学弟还是学弟。

“你我从上军校那天起，生死就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了。人家空军能驾机撞向鬼子军舰，我们当陆军的，有这样报国杀敌的机会，岂能错过？再说了，能和学长一起殉国，也是我们联大生的生死缘了。”赵岑悲怆地回答道。他和刘苍璧在1937年从长沙参加“湘黔滇旅行团”徒步到昆明时就认识。那时刘苍璧是大三的学生，也是他们那个学生旅行团的分队长。一路上新生赵岑没少得到他的照料。刘苍璧在三九年本来已经考上曾昭抡教授的研究生了，但他却出人意料地投考了军校。当年和他一起考上研究生的同学，现在已经赴美国深造了。

赵岑对学理工科的同学一向是敬重有加的。中国积弱积贫、老是受列强欺负，跟我们不能靠科学兴国有很大关系。要富国强兵，建设现代化新型国家，没有理工科尖端人才绝对不行。都说西方列强坚船利炮，你得造出自己的来，才不会再挨打。他在联大上学时曾经去理工学院在昆明郊区的实验室找刘苍璧玩，他看见刘苍璧他们在泥地泥土墙茅屋顶的房子里自制蒸馏水搞实验，用搪瓷缸当烧杯。那一刻赵岑才明白西南联大有多刚毅坚卓，自强不息。他们文科学院的学生有老师脑子里的讲义就行了，理工科的学生没有实验室、实验器材，就有点像盲人摸象。刘苍璧说，这有什么，物理系的吴大猷教授还用木架子加一个三棱镜做成了分光仪呢。

刘苍璧是川东人，长江边长大，有巴蜀人的精明、豪爽、吃苦耐劳和坚韧。赵岑记得在联大时他为了挣生活费，跑到昆明防空司令部自行车队打工，这个部门的人在预行警报时，骑着自行车在大街小巷穿梭，摇着小红旗通知人们赶快跑警报，空袭结束后他们又骑着自行车摇着绿旗子告知人们解除警报。这是个人人都往城外跑警报而他们却要顶着炸弹履行职责的活儿，许多人对此还颇有微词，一个联大学生，犯得着去冒这个险吗？赵岑曾经在一次跑警报的途中撞见过刘苍璧，他穿一双张口的布鞋，膝盖上两个大补丁特别耀眼。

那个春寒料峭的赴死之日让刘苍璧和赵岑两人永远难忘。长江上的晨雾像层薄纱般笼罩在江面上，极富诗意，又冷硬刺骨。这却是一个死亡即将降临的早晨，一个凄美得如同和死神共舞的早晨。头天情报说日军的一艘军舰，三艘炮艇将要通过第九战区的防区，长官部命令敢死队驾驶装满炸药的快艇头晚就在江心的一个沙洲边设伏，俟日军舰驶过，以飞蛾扑火之势，与敌舰同归于尽。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赵岑为了驱赶自己的紧张感，下意识地吟诵了一段诗句，他说，我们再没有春江花月夜的生活，再看不到长江上的月亮水了。坐在驾驶舱里的刘苍璧回头望了赵岑一眼，说，你们学文科的就是多愁善感。不过呢，我在大一选修了国文选读，听过朱自清先生和闻一多先生的课，有段时间甚至想转到你们国文系去念。

赵岑为了挑起话头，故意说：“你是为了追我们系的女生吧？”

“你莫说我真的喜欢你们系的一个女生。”赵岑忙问追上没有。刘苍璧说，哪能呢，你们国文系的男生都是些铁公鸡。赵岑说，我们打篮球打不赢你们，女生们的眼光都在你们身上，那种时候我们羞耻啊。他想想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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