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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五章 北上追杀（第1页）

见到这面旗帜后，张献忠的脸色愈凶恶狰狞，他大吼一声，冲过去将这面旗帜狠狠拔出，用力地在膝上一磕，喀嚓一声，折起两断。

“敢灭我定国儿部，狗入的李啸，吾誓取汝命！”张献忠吼声如雷，他扭头向人群中喝道：“可望！这山东单县，却是在哪？！”

一个身材高大，面皮白皙，甚至还颇有些书生气的少年军将，从人群中挤出，向张献忠颤颤地一拱手道：“禀义父，单县在山东南部，好象与河南归德府交界，离庐州却有数千里有余。”

“那我军明天便出，追随那李啸军兵马踪迹，尽快赶往山东单县，抢回定国！”张献忠近乎狂躁地喝喊。脸上愤怒之色，让旁边的一众军将望之心颤。

孙可望脸上闪过一丝微不可见的嫉妒神色，随即拱手应道：“谨遵义父之命。”

很多小说中，总把张献忠写得一个没有人情与理智的恶魔，其实，我认为，这些作者还是低估了人性的复杂。

张献忠对百姓，对手下军兵，甚至对自已的妻妾子女，都可谓是残忍恶毒，相当狠酷。唯独对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这四个义子，却是爱护颇多，相当看重。

明史记载，当了大西皇帝的张献忠，在出川抗清前，曾自行摔死幼儿，砍杀妻妾，把正在旁边观看的孙可望等人吓得面如土色，以为得了失心疯般的张献忠，接下来便要杀自已。却没想到杀妻杀子的张献忠，却用一种郑重的语气对他说道：“此去抗清，生死难料，故除妻妾子女以绝生念耳。若吾死，尔等归明，明朝缺大将，必重用尔等。”

绝境逢生的孙可望等人，听闻张献忠这般话语，方感泣下拜。后面张献忠被清朝英亲王阿济格手下白摆牙喇精兵射杀，孙可望李定国等人，皆遵其之令，最终归降了南明朝廷。

而在这四个义子中，张献忠最为看重的，便是李定国。

李定国武艺出众，有勇有谋，展现了与他年龄极不相称的才华与统率力，李定国的卓越才能，让张献忠极为欣赏，曾有多次，张献忠都打算，若自已死后，便把基业交给李定国统领。

张献忠这名养父，对李定国的偏爱，让四大义子之的孙可望嫉妒不已。

孙李二人的纠葛恩怨，最终在投降南明后全面爆，两人反目成仇，互相攻杀，这两位南明倚国之臣的内斗，终让清朝坐收渔人之利。而南明则一蹶不振，最终走向灭亡。

张献忠只休整了一天，便收拢全部军队，沿着李啸撤退的路线，一路追杀而去。

而李啸军，在返回滁州府后，便再未沿来路去淮安府，而是直接北返，沿临淮、凤阳、宿州、再入河南归德府永城县，再北上夏邑，渡过黄河，便返回单县铁龙城。

李啸选这条线路，却是深思熟虑之结果。

现在李自成、扫地王、太平王等流寇，皆早已返回河南，故整个凤阳府无甚流寇踪迹。而等李啸军进入河南归德府地界时，李自成他们早已到了豫西，故根本不会给自已造成威胁。

在没有威胁的情况下，李啸军才可能尽快地行军返回，从而让后面的跟着自已脚步追杀而来的张献忠部，难于迅赶上。

只是饶是如此，相比李啸军，流寇骑兵众多，行进度更大，如果李啸军没有任何延缓张献忠部前进步伐的方法的话，那么，李啸军到不了河南地界，还是会被张献忠部赶上。

张献忠部还有四万余多兵马，真要与李啸这五千兵马野战的话，李啸十有**还是要打败仗。

李啸的手下也想到了这点了，在快行进的路上，他手下多名将领面带忧色，心事重重。

这些人中，只有李啸知道，虽然自已这般无援无依的匆匆赶路，却有一支兵马，最终会为李啸军赢得宝贵的阻延时间。

这便是穿越者的优势。

因为这支兵马，就是漕运总督兼凤阳巡抚的杨一鹏，从淮安带过来的五千兵马。

当李啸军刚刚从一片残破的凤阳旁经过，北上宿州之时，杨一鹏的兵马，刚刚赶到凤阳。

当时，崇祯依据温体仁的计策，调动杨一鹏的淮安兵马，骆举的睢州兵马，邓玘的信阳兵马，

张国维的应天府兵马，总共四路兵马进援凤阳，结果，因为流寇行进过快，当这四路兵马，均还在路上之时，流贼大军就已攻克并血洗凤阳，让四路明军白跑一趟。

结果，得到凤阳沦陷的消息后，其他三路兵马，皆已退回，只有杨一鹏的兵马，继续向凤阳进军。

杨一鹏没有选择，因为他兼了凤阳巡抚一职，凤阳失守，他绝脱不了干系。现在他能做的，便是继续赶赴凤阳，看看能不能尽可能从这座几乎被烧成白地的城池中，挽回一些损失。

杨一鹏必须这样做。因为在他看来，如果自已能做好善后工作，朝廷将来追究的话，也可以尽可能减少一些罪责。

杨一鹏现在率军赶往凤阳，因为了解到了流寇已经统军南下的消息，他心里没有原先的恐惧，却有了更多的苍凉感觉。

作为凤阳巡抚的杨一鹏，当然深知中都凤阳，在崇祯皇帝心中的份量。

凤阳在明代，乃是太祖“龙兴”之地，朱元璋的父母埋葬在这儿，称为皇陵，而朱元璋自己，因为少年时代在凤阳城外的龙兴寺当过和尚，与这座城池也颇有渊源。因此，凤阳被朱元璋钦定为中都，在政治上享有特殊地位。

只不过，在这凤阳地界，尽管这里有金碧辉煌的宫殿，葱翠雄伟的山陵，养尊处优的守陵太监和地方官员，但对于当地人民来说，却是地地道道的人间地狱。

明朝初年，朱元璋曾下令“复凤阳、临淮二县民徭、赋，世世无所与。”事实上，这些条例，除了朱元璋一朝外，从未得到过真正实施，而到明朝晚期，凤阳当地的境况，更是日渐恶劣。

自从这里出了个朱皇帝后，各种造作、差役多如牛毛，把凤阳的老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以一日一家而当七役，仍且不免于鞭朴。”农民们“竭力一年之耕”，好不容易打下一点粮食，里役就随踵而来，“一不与则系累其颈，再不与则倒悬其躯，三不与而妻子者移易于他室。民即呼九天，而堂上万里，岂能闻此莫愬之小东乎？”而最令人可悲的是，这些普通百姓的疾苦，即便上达天聪，也不会得到朱家皇帝的同情。

崇祯四年十一月，南京礼部右侍郎钱士升奉命祭告凤阳皇陵之后写的奏疏里，就报告了凤阳地区衰败的景象：

“凤阳号称帝乡，……臣入其境，见土地多荒，庐舍寥落，罔陵灌莽，一望萧然。尝咨其故，皆言凤土确瘠，在江北诸郡为下下，民居皆涂茨。一遇水旱，弃如敝屣，挈妻担子，乞活四方。而户口既以流亡，逋赋因之岁积。催征则绝其反顾，招集又疑为空言。有司束于正额，不得不以逋户之丁粮派征于见在之赋长。于是赔累愈多，而见在者又转而之他矣。此田土所以日荒，户口所以日耗，正额所以日亏，宿逋所以日积也。……不意祖宗汤沐之乡，乃有竭泽露根之象，心窃伤之。……今天下赋重政苛，民穷财殚，……而臣谓政施仁，宜先帝乡。即特为蠲减，不过太仓之稊米耳。”

应该说，钱士升的请求并不高，在又有太祖谕令的情况下，蠲减凤阳的赋税，应该是最正常不过，也相当合理的事情。可是，崇祯皇帝却并不同意，反而严词训责钱士升危言耸听，并说自已“其周恤民瘼事情已有屡旨”这类空话。

其实皇帝的真实心思是，他唯恐凤阳开了先例，减免钱粮的话，各地起而效尤，那现在正在拼力搜刮的三饷，可就成了大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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