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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第1页）

学者是常常看不起专家的，比如在场的学者就跟其他功利主义的专家不同。学者说：“这个案例正好是运用本土理论解决本土问题的大好机会。我在日本、台湾等地考察品牌理论两年中了解到东方品牌文化的独特之处。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体系中，运用了太多视觉的、市场的手段和技术；而从东方人文的独特性来看，企业文化理念的树立、与社会主流文化的互动显得是第一位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企业是改制了，但是不是进行了相应价值观的再造工作？我们企业的人员有了一定调整和更新，但相应的文化融合工作有没有做？这些是第一位的问题！试想，当企业文化、品牌文化为每一个员工所熟知时，他们自然成为了企业最忠实的宣传员和执行者。我们企业有几千名职工，每一个人都动起来，在本职工作中体现企业新理念，在生活中传播企业新价值；我们几乎不需要做大量的媒体传播，就可以解决本地的品牌传播问题！这只是一个例子，这样的工作可以落实到细微处，我们在国有企业打天下的时代反而很好地组织过这样的工作，诸如评先进、搞活动，都在树立企业主人翁的积极价值观，但现在很多企业丢掉了这样的传统！倒是日本、台湾这些地方仍然在运用着这些被我们视作落伍的东西。”

姜灿听说过日本、台湾企业被传为美谈的所谓“亲情管理”、“人性化管理”，据说那些企业的员工稳定性是很有点像国有企业的。但似乎这是一个管理上的问题，不在今天的讨论之列。

阿弥也好像体会到这一点，忍不住先说道：“我们讨论的是支持品牌扩张的技术性问题，不是关乎品牌存亡的管理问题！”

但学者马上回应说：“存亡问题尚不得解决，如何考虑扩张？我们讨论问题存在一个术语的约定。大家似乎都在说品牌、品牌，其实很多人讲的只是广告传播的简单问题！我的观点要义在于，东方人的市场要多运用一些潜移默化的理念影响，少考虑虚张声势的宣传。大家知道的一个事实是，美国那种招摇过市的竞选路子，在中国行得通吗？你看看台湾的竞选搞成什么样？”

第九章　戒（9）

姜灿说：“我们还是不要谈到政治上去！”

学者说：“烟草品牌的建设跟政治运作有异曲同工之妙，大家搞好了烟草的品牌建设，也就基本上可以去搞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了。”

阿弥知道所有的创意讨论会，最后很容易开成“政治局常委会”，空得好像讨论着经纬天下的雄才大略！虽然美国的立国之本确实跟烟草有着天然的纠葛，并且美国人的开拓精神多少带有些烟草包涵的特质，但学者的观点不免武断。想到这样的顾问会议也不能幸免于俗，阿弥就感到悲哀。顾问顾问，本来是人家“顾得上才问”的过场游戏；但一切问题遇上知识分子一定变得复杂，文人相轻嘛！不知道姜灿能不能驾御这样的场面，择其善而从之。阿弥很想提醒姜灿，面对这样的局面，最好是本着“集思广益、独断专行”的原则收场！

姜灿不负阿弥的期望，果断地做结：“品牌文化的讨论我们以前进行过，今天重开旧题，今后也不会中断。大家发表了很尖锐的主张，就像我们追求的品牌主张一样，不管对不对，独特和尖锐总是好事；并且今天是一种坐而论道的漫谈方式，观点无所谓对错，都是很好的建议。有关技术性的方案随后也许会涉及到某个专家参与，根据不同的环节需要而定。希望大家保持对我们的关注，保持这样的思考。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看到，我们所做的是一项被人们记在心里的、有意义的工作！”

作为领导，姜灿已经驾轻就熟了。他停一下，又说：“我们给各位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我们的新烟，大家品尝品尝。”

于是每个人得到了两条试制品的高档香烟，大家愉快地接受了，权当参与创造的收获。正是流行“无印良品”的时代，阿弥这种开“烟酒所”的人也会觉得，抽这种白盒试制品烟的人，是酷酷的！

姜灿的总结四平八稳，让阿弥觉得：这家伙已经具备了领导的派头；因为领导是知道在桌上鼓励言论、在桌下做出结论的。

顾问会议之后没有定期召开，但姜灿间断地找过阿弥，并且一次比一次要求具体的方案。阿弥为姜灿的工作激｜情所感染，想方设法调动在“烟酒所”里结识的各路朋友，寻思着为姜灿的工作加分。在不断的碰撞中，姜灿逐渐形成了几个着手推进的利好项目，其中之一就是推动企业和品牌在城市文化建设上的参与。

成都市的文化底蕴当然是无庸置疑地厚重。从三星堆、金沙这样的遗址，可以知其古远；从都江堰、青羊宫这样的活化石，可以知其传承；从武侯祠、杜甫草堂，可以见其古雅；从司马相如的抚琴台、薛涛的望江楼可以遥想其浪漫情操；甚至曾经浣洗蜀锦的浣花溪、至今保存舍利子的大慈寺都流淌着文脉的芳香！也许中原人会小看这里偏安的小气候和混乱的文化收藏，但本地人却一件件视若珍宝！文化的积淀往往是这样，仿佛旋涡的涤荡，那些地处文化中心的纷争，常常随着改朝换代的匆忙，将文明悉数践踏；而边远地区的人们却拣到了些碎片，并用心收藏起来。就像云南边远山区的小镇，常常保有中原古风一样；文化旋涡的边缘，反而留存完整的痕迹。具有厚重文化积淀的成都，并不满足于自己的拥有。消费时代的文化，常常是要为经济服务的。于是人们翻新了“芙蓉城”、“锦官城”这样的称谓；比如说，“东方伊甸园”的提法，更加洋气；而“第四城”的封号也别具蛊惑力。虽然阿弥对于“伊甸园”不大感冒，但不管怎么说，“第四城”如果能够稳稳地落到这里，等于将成都直接推到了北京、上海、广州的位置！倒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

“第四城”是一本杂志慷慨奉送给成都的文化头衔。在20世纪末，没有哪一本杂志能够像这本杂志那样影响了中国人的话语。它为无助的20世纪70年代界定价值，也为彷徨的成都指明了方向—成为中国的第四城！从地理方位上看，西部客观上需要一个代表性的城市。当年，成都与重庆、西安争当西部开发桥头堡的话题搞得沸沸扬扬。从经济增量和城市的突发规模来讲，重庆眼看就形成了特大城市的轮廓；但共享一脉相承的巴蜀文化，重庆很难在归纳和提升上拔得头筹，通常的理解是，火锅这样的东西，也只有到成都才登上大雅之堂！所以成都赢重庆，赢在文化的品位上。西安在文化上是中华正统，但资源的贫瘠，总是拖着后腿；比如说缺水，这个纯资源指标足以影响到人们对于生活文化的乏味联想。成都就是这样的上天宠儿，在地理人文的富足地徜徉着温柔的步履；直到好事者发现，这里是中国的第四城呀！成都仍然在骑墙地寻找着自己的形象定位。

第四城，无论从经济上的投资指向性，还是生活文化的引领性，甚至从传统观念中“四方为大”的神秘暗示，都凸显着这个城市的地位和影响力！但自从抛出这个概念开始，有多少发生的东西未被别人了解、有多少将要发生的东西可以跟别人分享？这样的问题是姜灿和阿弥想着力探讨和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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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戒（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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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弥的意见是：“成都应该大气一点，要做就做几个真正有影响的大项目！”

姜灿关心的是如何大气？

“现在的流行文化中，时尚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一个中心城市，应该是一个时尚的发源地。成都现在的状况，在时尚方面是不及格的，怎么创造时尚、引领流行呢？星巴克没有、宜家没来、星期五餐厅没来、LV专卖店没有，甚至一个像样的音乐厅、剧场都没有！仍是一个二流城市的面貌。”

姜灿说：“那也未必，你不能完全以外来的东西或者小资生活的要件来衡量。成都的茶文化、火锅文化、方言文化；高雅一点的，比如说休闲文化、汽车文化、探险文化都还是有影响力的！你知不知道郭峰、陈琳、王小丫、刘仪伟这些名人都是四川人？流沙河、魏明伦、罗中立、张晓刚这样的文化人也是很有影响的；老一辈的就不说了，什么郭沫若、巴金、艾芜、沙汀等等。”

阿弥反驳道：“你怎么不说苏东坡呢？我不反对这里出人才，自古‘巴蜀比于齐鲁’嘛，现在更是‘巴蜀出鬼才’的时代！况且你说的有些人只能说是四川人，并不完全是成都人，他们的成就有很多是与成都无关的！《死水微澜》以后，成都的形象并没有很好地参与到艺术审美中；就算有，也离时尚很远。你说的汽车文化和探险文化还有些发挥的空间。我知道成都在汽车消费上已经是第三城了；在探险上，无论是长漂还是西藏探险，都大大出过风头！从艺术上，我觉得可以搞‘双年展’这样的形式，既可以推动艺术普及，又可以提升城市形象。我们要寻找的突破口，我以为在这些方面—带有商业上的策动，但具有内涵的形式。”

“双年展？”姜灿问。

“可以认为是前卫艺术的策展活动。源自于国外，应该是推动了一代艺术家的成名和成功。目前北京、上海都有了这样的展览，上海的双年展还非常贴近大众生活—艺术跟生活的结合，常常暗示着品位的提升—这可以理解是商业上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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