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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部分（第1页）

寻找夕阳里的光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和性格，沉樱也一样，她喜欢小东西——小花、小草、小花瓶……她说：“我对于小的东西，有着说不出的偏爱，不但日常生活中，喜欢小动物、小玩艺、小溪、小河、小城、小镇、小楼。小屋……就是读物也是喜欢小诗、小词、小品文……特别爱那采取秋花插满瓶的情趣。”（《关于〈同情的罪〉》）所以连她在头份镇朋友果园中所筑的房子，也名之为“小屋”，并以散文《果园食客》记趣，写尽了那片大自然中的花花草草、风声雨声虫声鸟声，这使得她的“小屋”在台湾女作家的圈子里更加闻名。虽居台北，她却常到周围花木扶疏，四季竞秀的“小屋”里，在清晨和傍晚，在撩人感情的古庙钟声飞翔之后动笔写作。

对沉樱来说，大小创造和劳作都是幸福。她说：“我不找大快乐，因为太难找；我只寻求一些小的快乐。像我爱听音乐，从来没想到做音乐家；我爱画画，从来没想到做画家；我爱种花，从来没想做园艺家；我爱翻译，从来没想到做翻译家。我对什么事只有欣赏的兴趣，没有研究的魄力，更没有创作的热情。”

实际上，她是在创造。她又说：“人生的快乐有两个来源：一是创造，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沉樱的人生哲学。她一直都在凭着自己的力量工作。就在那座“小屋”里，她翻译了《爱丝雅》、《蓓蒂》、《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还编了《散文欣赏》、《观摩文选》等。

沉樱是台湾妇女写作协会的成员，虽然她极少参加活动，却与台湾的著名女作家林海音、潘琦君、钟梅音、刘枋等人过从甚密，同苏雪林、谢冰莹一样，被大家尊为“先生”。

沉樱执著于生活，有一颗不老的童心。她善于布置居室，精雅有致，极富匠心，更会欣赏色彩，爱做摺纸、针包、手帕、椅垫等小玩艺。工艺品。造纸花是她的手工绝技：“一根细丝，几片明艳的绉纹纸，串在一起，用手三抓两抓，就是一朵花。”她的纸花样子和色彩都很奇特：“可以说是花都不像；色彩之鲜，形态之美又比任何花都像花”。做手工艺品不仅是一种野趣，她觉得，在这个机械文明的工业社会中，最伟大的工具——人类的双手，不应该在平凡的劳作中失去尊严。每当她做完一朵花，同译好一本书一样，得到的是完成一件事的满足。1971年春，在台湾女作家的年会上，曾以她的纸花为主，举办了一次“女作家艺文作品展览”——包括各种手工艺品、著作及手稿，而她那姹紫嫣红的富有个性的纸花，是展品中的佼佼者。

七

沉樱的散文不多，但那纯朴、简洁、流畅的文笔，真挚、动人的感情，从不眩惑于奇巧和华丽的词藻等艺术特色和风格，是令人难忘的。1972年，在台湾她自费自售出版了《沉樱散文集》。这本集子分三辑：小品（十四篇）、信札（八篇）和序文（十六篇）。她在《自序》中说，从大陆到台湾，又越洋到美国，她对散文一直怀着敝帚自珍的感情。她散文中的《春的声音》、《我们的海》、《果园食客》等都是读者的难忘之作，先后已选入多种选集。对于散文，她有其追求。她编了三本《散文欣赏》，所收多为世界名家之作（也有中国作家的作品），从三篇序文中，我们可了解她对散文的看法：

这些散文不发议论，没有费解的地方，但轻轻的笔触也会使　你沉思默想，若有所悟；这些散文不重故事在有动人的情节，但　淡淡的意味也能使你会心微笑或掩卷太息。

……题材方面，大部分仍是风花雪月，鸟兽虫鱼，偶而有篇　写生活的，也都是身边琐事。记得这类题材一向为人诟病，仿佛　有卢、难登大雅之堂，尤其在这提倡题材积极化的当儿，更是不合　时宜。但自己喜爱的就是这种闲情逸趣，人有偏好，实在是没有　办法的事。……一篇文学作品的好坏，是在于有无意思。这意思　可分为意义、意味、意境三种。三者之中，如果一无所有、就是空　洞无聊；但有一即可，不必俱备。并且要排列次序的话，应该是意　境第一，意味第二，意义第三。这些文章即使不能说意境如何，至　少可以说意味尚可，至于意义有无，那也全在各人的看法、古人　就说过“无用之用，是乃大用”的话。在这繁忙的工业社会中，提　醒人们注意一下星月的光辉花草的芳香，如能因而陶情冶性，也　未尝不是重大的意义。题材不应加以积极消极化的划分，风花雪　月有写不完的情趣，身边琐事也有说不尽的真理，任何艺术的价　值，都是在于作者的感受心灵和表达手法，而不在于所用的素　材。外国诗人曾说“一粒沙内见世界，一朵花中有天堂”。中国诗　人也说“小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可见美感是不受任　何限制的。我们不应以题材论文章……

沉樱关于散文的这些议论，这里不想作深入评析。不过，我的理解，不仅这是她针对台湾社会而讲的一个大背景，广义而言，颇有些透明的真理。好的散文应当兼有抒情和说理，即所谓阳刚之美阴柔之美的结合。题材，可以上天入地无所不谈，“但是无论说理还是记事或抒情，文学散文不同于一般议论文记事文抒情文的地方，是在于文字表现上，手法的高妙，态度的亲切，意趣的横生。那种娓娓而谈的样子，使人同时得到真善美的感受，浸泳其中而又不自觉。”她的散文，正是她散文理论的实践。

八

文学翻译，是沉樱迄今不停耕耘的园地。她凭着自己的勤奋，先后翻译了英国、美国、奥地利、俄国、意大利、法国、德国、西班牙、匈牙利、希腊等国著名作家及犹太著名作家的优秀作品《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同情的罪》（1982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再版）、《怕》、《女性三部曲》（1982年，重庆出版社再版）、《悠游之歌》、《拉丁学生》、《迷惑》（台湾文星出版社）、《青春梦》（台湾正中出版社）、《车轮下》（台湾道声出版社）、《世界短篇小说选》、《毛姆小说集》（文星出版社）等近二十种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及世界名诗集《一切的峰顶》等，使这块园地开出了灿烂的花朵，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也使她成为台湾以翻译影响着读者的著名翻译家。

她的译作统编为“沉樱译书”、“蒲公英译丛”，再加上她的《沉樱散文集》、《散文欣赏》（一二三集）等，又编为“蒲公英丛书”，并全由自己经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自办出版社，能长久生存者甚少，多数最后总要倾家荡产。但沉樱却是成功的一例。那些译作一版再版，经久不衰，使她意外地得到了经济利益。沉樱的劳动，使那些外国名作跨越国界，在中国的土地上扎下根须，有了新的生命，为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蒲公英译丛”书后，沉樱这样写道：

我喜欢花，尤其是那些有点异国情调的，像曼陀罗、郁金香、　风信子、天竺葵、蒲公英等，单是看看名字也觉有趣。这些花中蒲　公英是卑微的一种，冰雪刚化，它便钻出地面，展开绿叶，挺起黄　花，点缀在枯寂了一冬的地面上，洋溢着一片春天的喜悦。尽管　无人理会，仍然到处盛开，直到万紫千红争奇斗艳的时候，它才　结子变成白头翁，悄然消逝。现在用作我杂乱译书的总名，一方　面是为了这名字的可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那卑微的可取。

这些话，说的是“译丛”，表现的却是她谦虚的美德、她的为人和性格。她与世无争，没有“野心”，她以蒲公英自况，甘作“白头翁”。

以翻译赢得读者是不容易的。但沉樱是一位幸运的成功者。她的译作——奥地利近代大文豪诸威格（Stefan　Zweig）的《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与莫泊桑的《项链》、都德的《最后一课》、斯笃姆的《茵梦湖》、欧亨利的《礼物》并驾齐驱登上世界短篇小说典范宝座，一经发表就轰动了台湾，头一年就印行了十次，后来又印行了二十多次，打破了台湾翻译的记录，至今仍畅销于台湾和海外。

诸威格曾被称为七个伟大的欧洲人之一，他是首先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用在小说创作和传记文学写作上的人。罗曼·罗兰说“他如火如茶地发掘着伟大人的秘密、伟大热情的秘密，以及伟大创作的秘密……”，并以灵魂的钥匙，开启伟大的奥秘。他的作品多是警世之作，有三十国文字的翻译，无不畅销一时。

沉樱由于译作的畅销，精神受到极大的鼓舞，一年内就出版了九种译书。她感到，世界文学名著是有超越时空的不朽价值的，不管人们多么醉心于日新月异的“现代”，也不会忘情于万古常新的“古典”。

有人主张文学作品不能翻，认为一经翻译，原作的完美、文字的光彩，就会受到损坏。但沉樱赞成翻译。译者的成败，就看能否真正做到信、达、雅。她认为，佳酿即使只剩下糟粕，也还留有特殊的芳香呢！沉樱是把翻译当成创作来对待的一位严肃的翻译家，追求的不止是达意，而且还要传神。她译笔潇洒，优美如行云流水，卷舒自如，完全摆脱了一般译作生涩拗口的毛病，作到了“篇篇珠园玉润，浑然无疵”。她对译文字斟句酌，精益求精，既能体会入微，又能曲尽其妙。在翻译中，经过细读深解，她从中得到了无穷的乐趣，她说：“如果体会出一点言外之意，或是表达出一点微妙情调，简直像是自己创作一般得意。”

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沉樱在台北独居的小楼里，寂寞中找到了寄托，通过译作，结交满天下……

“沉樱是继冰心、丁玲之后而为人所瞩目的以文字的秀丽与富有诗意的风格为特点的女作家。”（田仲济《沉樱小传》）就早期她的小说创作而言，这是一个科学的评价。过去，人们只注意她写的恋爱小说，以偏概全，忽略了那些深刻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她小说创作的重要部分。她的散文不多，只有一个集子，但文笔晶莹剔透，风格朴实无华，有些篇章令人叹服，堪与散文大家的传世之作媲美。她的翻译，成绩卓著，应在我国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三十余年，时空把她与醒里梦里思念的乡音隔开，但她终于又拥抱了祖国母亲。回到美国，她在信里说，她越来越热爱生活，还渴望为祖国多多劳作。在北京，由于手颤，她要我代她草拟了一份回国定居的申请。她在河南开封闲居了数月，但始终不能习惯，于是又飞回美国，并写信给我。她真诚地说：“……晚年无几，盖棺之后再来论定较为客观正确。俗语说编筐编篓，全在收口，看人要从头到尾地看，才能看出个所以然来……”（1982年11月24日给笔者的来信）。1988年4月14日沉樱病逝异国他乡。我知道，她的魂一定又搭乘波音飞机回到了祖国。当然，我这篇关于她的文字，不是定论；对于她（像对所有的人），历史会有一个公平的论断……

1984年初稿

1995年1月10日修订

彭慧

穆立立

1907年7月，在安徽的省府安庆，以反对满族贵族的封建专制，建立共和国为宗旨的光复会主要成员徐锡麟因刺杀清巡抚恩铭而被捕。巡警学堂的教官彭麟书目睹这一事件，受到很大的刺激。因为彭与徐意气相投，相交甚笃，正是他把徐推荐到安庆任职的。徐锡麟被清政府杀害时，彭麟书又得到三个妹妹在洞庭湖上遇风浪被溺的消息。在国事家事的双重打击下，他开始神经失常了。也就在这多事的7月，彭麟书的妻子在安庆生下第二个女儿，取名涟清。她就是后来的女作家彭慧。彭涟清属羊，按封建迷信，亲友们都说这个妹子命太硬，克了她父亲，将来自己也不会交好运。

其实，哪里有什么命！个人命运只是祖国命运汪洋中的一颗水滴。命运也只是时代的别名而已。在新中国与旧中国交替，光明与黑暗激烈搏斗的时代里，彭慧既经受过旧社会的苦难，也沐浴到新中国的阳光。在旧社会，她曾为追求到光明而快乐；在新中国，她也曾因一时的乌云而饱受辛酸……

暗淡的童年

彭涟清出生不久，她的父亲彭麟书因病不见好，便辞去官职，回到家乡长沙。数年后病逝，丢下寡妻和四个孤女。当时涟清只有五岁，大姐淑端比她大两岁，三妹三让比她小两岁，四妹运煌仅只一岁。由于彭麟书留下了一点家产，她们的生活还没有失之温饱，却也尝到了世态的炎凉和孤儿寡母的凄楚。

涟清的母亲由于没有儿子，受到彭氏家族的歧视与欺负，以至气郁成疾，长年卧病在床。在涟清童年的记忆里，家里的气氛是凄凉的；母亲的帐子多半垂着，房里光线昏暗，空气中散发着药味。病中的母亲常常流着眼泪指着四个女儿，恨她们不是男孩子。姐妹们平时总是轻声地说话，悄悄地走道，生怕惊搅了她们唯一的亲人。每当母亲精神好转，四姐妹便围坐在她的身旁，要求她给讲故事。母亲略通文墨，又随丈夫到过不少地方，见识颇广。她把传说的故事和自己见到的地方风光揉合到一起，说得绘声绘色。徐锡湖和秋谨的革命事迹，更是她经常向女儿们讲述的。一说到徐锡麟，母亲连他的音容笑貌都一一描述出来。母亲的故事给涟清小小的心灵插上了幻想的翅膀，也种下了对革命者的敬仰。母亲讲故事的夜晚是四姐妹童年生活中最快乐的时刻。阴冷的房间变得温暖了，油灯也显得格外明亮。

然而，这样的欢乐很快就失去了。涟清十一岁时，母亲也病故了。她们姐妹四人便住到外婆家里。外婆家是个大家庭，在庞杂的大家庭中，四个孤女时时都感到自己的处境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于是姐妹四人便紧紧地相依为命，彼此间形成一种超乎一般姐妹的深情。同时，寄人篱下的感受，也使她们产生了对弱小、无权、受欺凌的人们的深厚的同情。

涟清是四姐妹中性格最倔强的一个，没有一般女孩子的乖巧，倒有男孩子的莽撞。她不注意仪容打扮，经常连辫子也顾不得梳光，被人称作疯妹子。她毫不谦和恭顺，经常冒犯长辈，使大姐淑端经常得为她去四处赔小心，说好话。淑端是个极好的姐姐，虽然只比涟清大两岁，但在父母去世后，俨然成了四姐妹中的家长，一手承担起大家庭中里里外外的应酬事项，尽一切努力照应三个妹妹。为了避免闯涡，涟清回到家里，就躲到人们不注意的地方去看书。三妹像个影子似地跟着她。姐妹俩如饥似渴地在父亲和舅舅的书堆中找东西读。民间流传的《天雨花》、《笔生花》、《再生缘》，林琴南根据外国名著改编的《茶花女遗事》、《婀娜小史》等等，她们都看。起初，最使涟清神往的是那些女扮男装的故事。她恨不得自己也像书中主角一样，扮成男子，到外面去做一番顶天立地的事业，抱打人间不平。后来，姐妹俩迷上了《红楼梦》，经常比着背诵书中的诗词歌赋。就是正文，两人也常常一段段背诵出来。有回大年初一，全家十分热闹，小辈们挨着房给长辈磕头拜年，唯独不见涟清和三让。大姐淑端焦急地四处寻找，好不容易在一间僻静的小屋里，发现两个妹妹手捧《红楼梦》，正为黛玉之死在伤心落泪呢！落在书页上的滴滴泪水里，有对黛玉的同情，也有对自家身世的伤感。

走向革命

彭涟清的父亲彭麟书虽是个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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