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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达（第1页）

这么多全靠一辆红色手推车因为雨水而闪光旁边站着一群白色的小鸡。这是一首完整的诗，作者是一个名叫威廉姆·C.威廉姆斯的医生。小鸡白白，水雨旁边站，独轮手推车闪光。全是红色！都要看情况。就这样？

我特别喜欢威廉姆斯·C.威廉姆这个名字。他在等着一个孩子死去的时候，写了这首诗。我觉得如果我能活到成年，那我也应该当个医生诗人。反正，我从没想过自己成为成熟女人后会是什么样。尤其是如今，这似乎是在浪费想象力。但如果当了医生诗人，我就会整天和那些没法从我身边跑开的人待在一起。等我回家后，就会把他们内心的每一种想法都写下来。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目前都在拭目以待。在基兰加，等着一个孩子死去这种事情是写不成诗的——因为等不了多久。几乎每天，都会有一场葬礼。帕斯卡不再过来玩了，因为他哥哥死了，家里需要帕斯卡搭把手。没腿可站的玛玛·姆万扎失去了她的两个最小的孩子。起初这儿让我们震惊的是，每个人都有许多孩子：六个，八个，九个。可现在，突然之间，却发现每一家的孩子都不够。他们把那些小身子包裹在层层叠叠的布头里，像一大块山羊酪，放在房前标示葬礼的一道拱门下。拱门是用棕榈叶和浓香扑鼻的鸡蛋花编成的。所有母亲都膝行而来。她们带着哭腔尖声唱着一首很长、音很高的歌，夹着柔和的颤音，好似啼饥渐亡的婴儿。她们潸然泪下，朝死去的孩子伸出双手，但从来不会触碰到尸体。她们唱完后，男人们就把孩子放在两根棍子撑开的吊床上，抬着走开。女人们紧随其后，仍是哭号着，伸着手。他们沿路经过我们家，然后没入丛林。父亲禁止我们观看。他对尸体似乎不如对未得救的灵魂更关心。在阴间拥挤壮观的账目上，每个亡灵都被算作一个反对他的理由。

照浸信会主日学校老师的说法，这儿的孩子进不了天堂的大门，仅仅是因为他们出生在刚果，而不是佐治亚州北部，因为在那儿就能定期去教堂做礼拜。在我一瘸一拐地走向拯救之途时，这个念头一直萦绕不去：进天堂完全是凭运气。五岁时，我在主日学校举起健康的左手，用了整整一个月的说话配额，以便向贝蒂·纳吉小姐指出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出生时离牧师近这种事完全得靠运气。我们的主难道会是这样粗枝大叶的救世主吗？他难道真的会因为有的孩子偶然出生于异教徒家庭，就要使他们遭受永罚？而那些什么都没干就享有这种优势的人，却要得到奖赏吗？我希望利娅和其他学生都能理解这个非常明显的争议点，全都参与进来，好好地来争一争。让我失望的是，他们没有这么做，连我的双胞胎姐姐也没有。她应该知道这种优势不是靠我们自己挣来的。那是在我和利娅被认为拥有天分之前的事了。当时我就是傻子艾达。动作迟缓、说话刻毒、爱开玩笑的艾达，脑袋上经常会挨敲打的艾达。贝蒂小姐让我在角落里待了一个小时，为我自己的灵魂祈祷，同时还得跪在生米粒上。当我终于带着嵌入膝盖的尖利谷粒站起来时，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再也不信上帝了。其他孩子显然还都信。当我一瘸一拐地回到座位上去时，他们都避而不看我这个罪人膝盖上的点点印痕。他们怎么对自己能蒙受神恩毫不质疑呢？天哪，我还真是缺乏他们的那种自信。毕竟，我需要花比普通孩子更多的时间来思考由偶然出生所致的不幸。

从那天起，我就不再鹦鹉学舌，说什么“哦，上帝！上帝之爱！”①，而是反着念：“恶狗！狗妓！”②

现在，我发现了一种比我自己所用的更愤世嫉俗的语言——在基兰加，恩佐罗这个词至少可以解释为三种不同的意思。它可以指“最最亲爱的”；也可以指那种极适合做鱼饵的肥肥的黄色蛆虫；还可以指某种经常能在集市上见到的小土豆，它们的根须黏结成块，像棉线打的结，所以总是成捆出售。我们会在教堂里声嘶力竭地唱：“塔塔·恩佐罗！”我们这是在召唤什么呢？

我认为在这里召唤的肯定就是小土豆神，而另外一个住在佐治亚州北部的“亲爱的”似乎对基兰加这儿的婴儿不太在意，他们全都奄奄一息，死于咔咔咔咔。这种病会将人的身体变成黑色的小水罐，水罐倒在地上，里面的液体就会泼出来。暴雨裹挟着这疾病，使之顺着小溪与河流而下。最近，我们发现村里每一个人在卫生方面都要比我们懂得多。当我们想要在以前常去的溪流的某一段洗衣服和游泳时，才发现原来有许多规定：洗衣服要在下游，那儿的林中溪水会流入那条有鳄鱼的河；洗澡要在中游；汲取饮用水要在村子前方的上游。在基兰加，这些都是宗教性的规定，必须遵守，相当于这里的洗礼和圣餐，甚至排泄也得由非洲神灵来裁定——我们只能到灌木丛里排泄。塔塔·库伏顿度规定只有那儿可作此用——相信我，他挑选的都是远离饮用水源的灌木丛。我们的茅厕也许可以说是个中立领地，但至于洗澡和洗衣服，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愚昧无知。我们已经以各种各样所能想到的方式触犯了所有古老的神灵。“塔塔·恩佐罗！”我们这么唱着，而我在想，当我们的邻人呼吸困难、食不果腹的时候，我们每天都犯下了什么令人恶心的新罪行，在神圣的无知中高昂着我们的头。

内尔森说正是我们的冒犯，才引来了这场雨季。哦，雨，倾盆而下，就算挪亚见了，也会沮丧消沉。雨季将所有的规则冲决得七零八落。今年的雨季来得很早，持续的时间却很长，而且极为暴烈。栽种木薯的山坡已是一片泽国，藤上的块茎也已腐烂，最终，狂风暴雨给我们带来了咔咔咔咔。毕竟，就算所有人都排泄得当，我们的上游还有村庄。下游也总是在其他人的上游。在后的将要在前。

现在，暴风雨已经停歇。葬礼也像水坑一样慢慢干涸。玛土撒拉这个小不点仍旧端坐于那棵鳄梨树上，眼睛也仍旧来来回回地转动，对新一季势不可当的自由手足无措。贝托恩基图塔萨拉？它有时候会用玛玛·塔塔巴幽灵般的嗓音说：我们做什么呢？这是一个任何人都会提出的问题。置身于这片怪异的静谧之中，我们家也不知所措。

其他人似乎也都一筹莫展地忙碌着，就像暴风雨过后涌入的那些茫无头绪的昆虫。女人们拍打着剑麻靠垫，重新开始在地里栽植，并为已然失去的孩子痛心疾首。阿纳托尔一家家走访了我们的邻居们，吊唁村里去世的学生。我发现他还在为他们准备选举和独立事宜。那将是一场厨房选举——由于谁都不识字，每位候选人都由某个象征性的物品来指代。这些男人都明智地以有用的东西来代表自己——刀子，瓶子，火柴。阿纳托尔已在学校门前摆好了一排大陶碗，旁边依次放上刀子，瓶子，或火柴。选举日那天，基兰加的每个男人都要往里扔一块鹅卵石。女人则一个劲儿地对丈夫说：刀子！瓶子！别忘了我和你说的话！男人虽享有投票的特权，却似乎提不起什么兴趣。老年人说独立这种事适合年轻人，也许这也没错。孩子们好像比谁都兴奋，他们比赛从院子那头往碗里扔鹅卵石，看谁扔得准。每天结束时，阿纳托尔都会把这些鹅卵石倒掉。每当鹅卵石掉落至土地上，形成崭新的星座时，他就会叹气。孩子们闹着玩的投票游戏。选举日结束时，塔塔·恩杜的儿子们会把鹅卵石和代表每位候选人的象征物——刀子，瓶子，火柴——放进不同的袋子里，再驾着独木船溯河而上一直到班宁维尔。那一天，刚果全境的鹅卵石都会溯河而上。没错，大地也会移动。载着这么重的分量，独木船就像一只脆弱的鸟儿。

特罗尔塞克阿·本埃，埃本·阿克塞尔罗特也在旅行。他可不会浪费时间。这些天里，他飞了许多趟，上至奎卢河，下至南方的任何一个地方。加丹加省，开赛省——都是有许多矿井的地方，他的无线电里就是这么说的。每个礼拜，他都会在我们这个村子停留足够长的时间，以便能够几乎不花一文地换取她们的木薯和大蕉，惹得她们像参加葬礼的人那样号啕哀哭。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把袋子塞满，他就会尽快飞走。在我的想象中，经营橡胶种植园和铜矿的比利时人和美国人都是用大袋子装东西的。

我认为我们村的医生诗人就是恩甘噶库伏顿度。奇葩坚果，是父亲对他的称呼，一种需要砸碎的种子。他们俩可算得是彼此彼此。眼下，恩甘噶库伏顿度正单独为我们写诗，究竟写什么取决于葫芦碗里的白色鸡骨，碗就被放在我们家门外积雨的水坑里。

我看见他把碗留在了那里。当时我正朝窗外看，他在那一瞬间正好回头，直直地洞穿了我的眼睛。我发现他的眼神里透着和蔼，便相信他这么做是想保护我们，真的。通过将我们赶走，来保护我们免受愤怒的神灵、我们自己蠢行的伤害。

邦果，班果，宾果。如今在美国流传的刚果故事就是：食人魔的传说。我很清楚这种类型的故事——孤独的人鄙视饿肚子的人，饿肚子的人鄙视快要饿死的人。有罪的指责遭罪的。那些装腔作势的所谓正义之士都在谈论着食人魔、邪佞小人、罪人和遭天谴的人。如此一来，每个人心里都会好过一些。所以，才会流传赫鲁晓夫要到这儿来和吃人肉的土著跳热舞，教他们憎恨美国人和比利时人的说法。这话肯定没错，因为可怜的刚果人怎么会懂得去憎恨美国人和比利时人呢？毕竟，我们拥有这么亮白的皮肤。我们在自己家的大房子里吃他们的食物，然后把骨头扔出去。扔满骨头的草地一片狼藉，从中或可窥见我们自己的命运。那个刚果人为什么要来读出我们的厄运呢？毕竟，我们拿他们的孩子去喂鳄鱼，为的就是让他们懂得什么叫王国、权力和荣耀。

美国的所有眼睛都知道刚果人长什么样。皮肤和骨头会跳舞，嘴唇上翻像牡蛎壳，一无是处的男人们在满头的发辫里插着根大腿骨。

恩甘噶库伏顿度一身白衣，发辫里没插骨头，就那样站在我们家院子的围栏之外。他有十一个脚趾头。他一遍又一遍地复述自己名字的末尾音节：顿度。顿度指的是某种羚羊，或是斑鸠菊属的某一种小花，或是一座小山包，或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么多意思全靠说话的语调来区分。其中一个意思就是指我们家将要付出代价。③我们这些来自佐治亚州浸信会的耳朵永远也不会明白其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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