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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裳（第1页）

1919—2012

黄裳，山东益都人，著名记者、散文作家。青年时代曾就学于天津南开中学、上海中学及上海交通大学。30年代末开始散文创作，集有《锦帆集》等，70年代后的写作主要以文史学术随笔为主，有《榆下说书》等专集多种。

谈“题跋”

一向喜欢读藏书题跋，买旧书时遇到书后有前人跋文的尤为高兴，辑录跋文的专集也搜罗得不少，好象对这个题目很有些话可说。可是稍稍过细一想，就感到要谈出些较有系统的意见还是很不容易的，例如题跋与后记之类应该怎样区分就不大说得清楚；又如“四库全书”的“提要”，事实上也是一些题跋的汇编，不过它是“钦定”的，过去的读书人一向对之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即使发现了其中有错误，也不敢指出；斗胆想提些意见，一开始也还是得先写上“伏读……”再进行声述，这可不是“百家争鸣”应有的气氛。因此，谁也不敢把《提要》当作题跋来考虑。此外，题跋本身也是五花八门，内容多样，有涉及考证、校勘的，有广告性的，有杂记琐事有如日记的，……总之，大别之不外两类，即学术性的与文学性的两大类。我所喜欢的则是后者。

题跋小文，是从宋人才开始注意并大量写作的。影响最大的应数苏轼和黄庭坚。他们所写也还不是书籍的跋文，过去一向被视为散文小品，这是与他们集中的大篇正宗文字对比而言的。此外，欧阳修、叶石林等也都写题跋，陆放翁更是此中名手。他们的流风余韵可以说一直延续到晚近也还不曾消歇。南北宋之交的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所写的《金石录后序》更是突出的作品。这并非小品，而是她为丈夫赵明诚的三十卷学术著作所写的跋文。《后序》详细记录了他们夫妇从青年时代起辛勤收集古文物书籍的经过，以及靖康之变转徙流离中藏物损失的过程。李清照是文学家，《后序》的文学性也特别强烈，是写尽了家国身世之感的名作。《后序》留下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影响主要不是表现在学术性，而是在文学性方面。

长夏理书，随手翻得一些实物例证，现在就依次引录，少加说明，也许可以对题跋这一品种，略窥涯略。

《陕西四镇军马数》一卷，后附《会兵御虏》，明嘉靖刻本。收藏有季振宜三印，又“姑苏吴岫家藏”印。这是一册官书，也就是当时官刻的一种内部文件，应该算是机密的。因此流传不多，好象只在“近古堂”、“绛云楼”、“传是楼”的书目中有记录，那名目也多少有些不同。这是难怪的。推想此书一定不只刻过一次，每换一任主管官员大约都要重刻几次。那些见于旧目的本子也都找不到了，无从对校。这本书是明代苏州著名藏书家吴方山（岫）的藏书。在吴岫看来，这并非古书，而是崭新的出版物。但他却在卷中留下了五行手跋：

陕西设总制，自石淙杨公始。嘉靖七年春召归。晋溪公王琼继之，撰为此书。公由谪所起用，一平吐蕃，再平套虏。实以兵马素练，钱粮敷足，根本已固故也。下有会御事宜，乃其经略，故并刊焉。继其政者，当珍藏检阅勿忽。姑苏末学吴岫题。

此书原不著撰人，从吴岫跋中可以知道作者是王琼。所谓陕西四镇是“陕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和“甘肃镇”。书中详记各镇所属卫、所、堡设官及兵马数量，陕西一省民屯夏粮秋粮数目，以及《会兵御虏图》等，后面所附贴、札付等文件则是嘉靖七年冬至八年夏所发出。吴蚰的跋算不上什么考据，这在他看来原不过是一本新书。但从他的看重此书，可以知道明朝中叶的藏书家还是重视当代文献的，并不象清初的常熟派藏书家，一味地追求古。其实也难怪，清初的政治气候已经不允许读书人留心当代政治、经济、军事等等事物，他们的一头钻进古书堆里，是应予原谅的。

《老子全抄》一册，竹纸绿格写本。版心上有“聊尔编”三字。书衣有墨笔跋：

此先夷度府君手自点阅之书也。计其时尚为诸生。先人手泽，子孙当世珍焉。不肖男骏佳谨识。时辛亥孟春，已七十八岁矣。

夷度是祁承?，明代浙江著名藏书家澹生堂的主人。祁骏佳是他的长子，彪佳的哥哥。辛亥是康熙十年。乙酉清兵下江南，祁彪佳自沉死。祁家诸子图谋兴复故国，组织抗敌力量，被人告发，破家。澹生堂的藏书就在此时散佚了。那详情在黄梨洲和全谢山等人的著作中都有记载。祁氏诸子佞佛，骏佳尤甚，常常把家藏书籍随意送给和尚。不过一些先世手泽还珍重保藏在家里。这一本《老子全抄》和另一本《易测》，就因为是承?少年时的读本，保存下来了。这两书写手都极精，不象是抄书人的手笔，应是万历以前写本。卷中有朱笔、蓝笔圈点，是出于祁承?之手的。八千卷楼曾有澹生堂抄本《蝶庵道人清梦录》一卷，卷首有“旷翁（承?）题，男骏佳书”的跋语，就都是这一类的“澹生堂抄本”书。

这两行跋语，中间隐藏着一段残酷的斗争故事，但跋文本身却一些都不曾透露，这是当时政治情势下必然的产物。祁骏佳不象李清照，虽然逃来逃去，到底还在南宋的版图之内，所以还能畅所欲言地发挥家国之痛；这在祁氏诸子就不可能，他们只能“寄沉痛于悠闲”，说两句“淡话”。

清代著名藏书家留下的题跋是很多的。如何义门、吴尺凫、鲍以文、黄荛圃、顾千里、吴兔床、陈仲鱼、钱竹汀……，这里只是随手拈来，自然还有很多漏略。不过由于上面所说的原因，他们都已将兴趣集中在版本、校勘上面，学术性的成份在他们的跋文中空前增大了。他们的劳绩是值得重视的。至今，在涉及版本目录之学时还不能不时时求教于他们的著作。这中间自然也有一二位是别有特色的。如鲍以文，他平生收藏、刊刻了大量的古书，但他并非完全是书呆子，他爱刻宋元人集，如汪水云的诗，这中间并不是毫无用意的。他也是个有风趣的人物，我有他所校的元人集，不只是卷中朱墨杂下，在每卷之后，还记下了何时、何地校毕此卷，还随手记下了气候、风物、人事……，是很有文学意味的随笔，较早的严虞惇也喜欢这样做，他在川江舟中读苏诗，每卷后的跋文，几乎就是一篇小小的游记，集在一起，就是一卷很好的出蜀日录。

黄荛圃也喜欢在题跋里记琐事，买书经过，书肆、书估、书价、藏家……，包括日常生活，都随手记在跋文里。虽然有些学者很不以这样的作风为然，加以讥笑，但我却喜欢读这样的题跋。他的题跋已经被搜辑汇刻为厚厚一叠，他曾经跋过的书的身价也被抬高到不可思议的荒谬高度。不管是怎样的破书，只要有他一两行题跋，就会身价百倍（其实百倍也不止），这则是很没有道理的。

我记起了二十几年前偶然得到一部《王注苏诗》，是万历刻本，是很普通的书，印本也很不好。不过这是翁同龢的批校本，从常熟翁家散出的，书中有许多跋语特别有趣，曾随手抄下，也至今不忘。这书先有虞山钱简臣的批语，翁常熟又借得严思庵的评本，用紫笔过录下来。翁的题跋是这样的：

光绪庚子四月朔，邑子翁同龢获观。

评点极矜慎，而于鄙意未尽合者。余粗疏任气，老将至而未知所裁也。雍正辛亥距今百六十六年，展卷兴感。龢记。光绪庚子五月。

光绪庚子首夏，得此书于邑中书估。有雍正九年钱公简臣批点，丹黄烂然，颇极矜慎。是年六月汪柳门侍郎由吴门寄示严思庵先生手批本，前后数过，最后为康熙五十年辛卯，则又在此评本之前廿年矣。钱公于严先生为乡里后进，而手眼各别，因以紫色笔移写严评并圈点于册内，以证吾虞诗派之同异。

思庵先生古人之狷者也。其罢官居京师时，至于绝粮，得人馈青钱二千始济，非其人必不受也。余削籍归田，生计日迫，然犹有书画数箧、墓庐一区，仰愧先生多矣。龢记。

批本中题记，往往涂抹过半，意当日文字之禁严耶？卷末有味闲居士婆者，先生长子也。

庚子六月，北方有警，讹言纷然，回望神京，魂神飞越。此岂吾读书时耶？然舍读书又何为也。嗟乎，嗟乎！以庸流参大计，以华士谈诗书，以沾沾格律绳古仙之奇作，同一憾事！是月望，松禅。

自十六以后，无雨。几于流金烁石矣。余假箓卿侄舍以居，书室如斗，蚊雷轰然，临圈点毕，因记。六月廿九日。

在这十册书中，翁同龢用紫笔过录了严思庵的全部圈批，还在每一卷尾过录了有时长达数百千字的跋语，一色小行楷，这是翁氏晚年书法极好的代表作品。在这一切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几段题跋中透露出来他的内心活动。

翁同龢是光绪帝的师傅，人所共知的“帝党”。康有为就是经他的保荐得到重用的。一般都把他看做戊戌政变的重要人物。其实他在四月二十七日就被罢斥了，而变法的诏书是五月初一日才颁布的。翁罢相后并未出京，在西太后重新垂帘“训政”，杀了六君子以后，才来追究他保荐康有为的罪案，终于被驱逐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懿旨”中并有“毋许滋生事端”字样。据马叙伦记，“常熟循故事，月具文投地方官云，‘具禀奉旨驱逐回籍严加管束原任协办大学士翁同龢禀知：本月同标在籍并未滋生事端’云云，皆亲笔”（《石屋余渖》）。这大约就是“四人帮”横行时“思想汇报”之类花样的先河，不过比起清朝故事来，后者可是要严厉、紧张得多了。翁同龢幸而早生七十年，不但可以虚应故事地交差，还敢在旧书上白纸黑字大发牢骚，看样子他是并不担心抄家或追查“黑材料”的。翁同龢在乡下读苏东坡诗集时，正好是义和团起事的庚子年（1900）。他虽久已退归林下，可是还念念不忘“神京”，并痛骂“参大计”的“庸流”（我不相信这是他的自我批判），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他自己是否就不是“庸流”，在当时却是有争论的。他的同乡曾孟朴就在《孽海花》里为他绘制了大体上颇为传神的画像。他和李鸿章是政敌，甲午之役，他是主战派的首领，与主和的李鸿章是对立的。不过他也并非什么值得佩服的政治家，并没有什么远见。充其量不过是平庸的“状元宰相”而已，不只是书生论政的典型，也是将派别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的人物。这在同时人的评论中是可以找到不少记录的。不过即使如此，他的那些题跋，依旧不失为有意义的文献。他的关心国事，自然也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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