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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空虚的迷惑 后共产主义时代他们立刻变成了另一种人（第1页）

柳德米拉·马利克娃，技术员，四十七岁

女儿的故事

那个时代，所有人生活都一样糟

你熟悉莫斯科吗？昆采夫斯基区……我们就住在那里的一个五层楼上，是一套三居室的公寓，我们和外婆团聚时就搬过去了。外公去世后，外婆独自住了很长时间，眼见她的身体越来越弱，我们决定搬过去，全家人生活在一起。对此我很高兴，我爱外婆。我和她一起去滑雪、下棋。外婆真棒！爸爸……还有爸爸，但是爸爸和我们一起的时间总是很短。他很任性，在家里和哥们儿一起大喝特喝，妈妈就赶他出去……他在封闭的军工厂工作。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爸爸会在周末给我们买来礼物，糖果、水果，他总是想弄来最大的鸭梨和苹果给我一个惊喜：“闭上你的眼睛，尤列奇卡。好了，睁开吧！”爸爸笑得真好看，直到有一天，他失踪了……离开我们之后，他和一个女人同居了，那人是我母亲的朋友。后来她也受够了他酗酒，把他赶走了。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但如果他还活着，他应该会来找我……

在我十四岁之前，家里人生活得很开心。那是改革之前，生活很正常。直到资本主义开始，电视上大谈“市场化”。对于这一切，大家都不太明白，但也没有人解释。一切都是从人们可以痛骂列宁、斯大林开始的。年轻人咒骂，老年人沉默。如果听到有人骂苏联共产党，他们就从无轨电车上下去。我们学校一个年轻的数学老师反对共产党，而另一个年长的历史老师则支持共产党。外婆在家里说：“现在是投机倒把的人取代了共产党。”妈妈不同意这个看法：“不是的，”她说，“我们将拥有一个公平美好的社会。”她经常去参加集会，兴奋地向我们转述叶利钦的讲话。但是我们的外婆没有被她说服：“把社会主义拿去换了香蕉，换了口香糖……”她们一大早就开始争论，直到妈妈出门上班，晚上下班回来又会继续争。电视里一出现叶利钦，妈妈就立刻坐到椅子上去看：“一个伟人啊！”外婆就不断地画十字：“罪人啊，上帝宽恕他吧。”她从骨子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所以她投票给久加诺夫[1]。

后来每个人都去教堂，外婆也跟着去，开始画十字、吃斋，但她只信共产主义……（沉默）外婆喜欢给我讲战争的故事。那年她十七岁，主动申请上前线，在那里她和外公坠入爱河。她梦想做一个电话接线员，但她参加的那个部队需要一个炊事员，于是她就当了一名炊事员。我外公也是炊事员。他们一同在医院里照顾伤员。伤员们会疯狂地尖叫：“冲啊！冲啊！前进！”她给我讲了很多故事，可惜的是，我只记得一些片段……护士总是备着漂白粉，药片和药粉用完的时候，她们就用漂白粉做成药丸哄骗伤员们，免得伤员们骂人，用拐杖打她们……那个时候没有电视，谁都没见过斯大林，但所有人都盼望看到斯大林。我外婆也是一样，直到去世，她都很崇拜斯大林：“如果没有斯大林，我们就得去给德国人舔屁股。”她还说粗话呢。妈妈就不喜欢斯大林，她叫他“小人”和“凶手”……如果说我对这个问题很有思考，那是骗人话。我的生活，就是想着快乐，还有初恋……

妈妈是地球物理研究所的一名技术员。我们的关系就和朋友一样，我会和她分享自己所有的秘密，即使是别的孩子不会和母亲讲的事情，我也会和妈妈讲。在我眼里，她不是一个成年人，而像是一个大姐姐。她喜欢读书，喜欢音乐，喜欢这样子生活。外婆才是我们家的“领导”……妈妈回忆说，我小时候非常听话，她从来不需要哄我，劝我。真的，我爱妈妈……我喜欢自己长得像她，而且越来越像，几乎就是一模一样。我喜欢这样……（沉默）我们并不富裕，但是生活不错。周围全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妈妈的朋友来了，大家就一起聊天、唱歌，很开心。我从小就会唱奥库扎瓦的歌：“一个士兵生活在世界上美丽而勇敢但他是一个孩子的玩具其实是纸做的士兵……”外婆会烤好美味的饼子，端到桌子上。很多男人追求妈妈，他们都给她送花，给我买冰激凌，甚至有一次她问我：“我能结婚吗？”我当然不反对，因为我妈妈那么漂亮，我不愿意她孤独一人，我希望有一个幸福的母亲。她在街上总是引人注目，引来一个又一个男人回头。“他们这是干啥啊？”我小时候总要问。“我们走！加油！”妈妈笑了，笑得很不寻常。真的，我们过得很好。后来我一个人回到我们住过的街道上，看着我们旧房子的窗户。有一次我忍不住就去按了门铃，那里已经住着一个格鲁吉亚家庭。我猜他们以为我是乞丐，想给我一点儿钱和食物。我哭着跑走了……

不久，外婆病倒了，她这个病总是想吃东西，每隔五分钟就跳起来到楼梯上大喊大叫，敲打墙壁，说我们要把她饿死。妈妈带她去过一个特殊的诊所，但最后还是决定自己照顾她，她很爱外婆。外婆经常从橱柜里拿出战争时候的照片，一边看一边流泪。照片里有一个年轻的女孩，不像外婆，但确实是她。她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就是这样的，是的……直到去世，外婆都在坚持看报纸，她对政治很感兴趣。但生病时，她的床头只放了一本《圣经》。她叫我一起念：“尘归尘，土归土，灵魂归于赐灵的神……”她不断地思考死亡：“我这样太辛苦了，孙女。太无聊了。”

那是个周末，我们都在家。我走进外婆的房间，发现她的情况很差，只能躺着，已经不能走路了。她呆呆地望着窗外。我给她喂水喝。过了一会儿，我再去看她，叫她，她不答应，我抓住她的手，冷冰冰的，眼睛依然睁着，盯着窗外。我之前从来没有面对过死亡，被吓哭了。妈妈跑过来，马上大哭起来，她合上了外婆的眼睛。必须打电话叫救护车……他们很快就到了，可是大夫问妈妈要钱，否则不开死亡证明，也不送外婆去太平间。“你们想怎么样呢？这就是市场经济！”我们家里已经没钱了，妈妈早就被上一个老板辞退了，找了两个月工作，还是没有找到，无论哪里招工她都跑去应聘，但是那些地方早就已经排上长队了。妈妈毕业于技术学院，有红色的毕业证书。她本来希望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但这个愿望甚至难以启齿，因为有大学文凭的人们都在做售货员、洗碗工、打扫办公室。一切都变了……街上都是我不认识的人，大家身上似乎都裹着一层灰色，没有别的颜色。“这都是你的叶利钦、你的盖达尔干的好事……”外婆说，当时她还活着，“瞧瞧他们都对我们做了什么？战争差点儿就要爆发了。”妈妈沉默不语，出乎我的意料，她竟然不反驳了。我们总是这样看着家里的每一件东西：它能不能卖些钱？后来都没什么可卖的了……外婆的退休金是我们唯一的生活来源。我们只吃得起一种灰色的通心粉……外婆一辈子攒了五千卢布，存在银行里，在过去这是很大一笔钱，用她的话说，可以活到死，还够送葬的。可是一夜之间，这些钱只够买一张电车票、一盒火柴。他们欺诈了人民……外婆最怕的就是我们随便把她的遗体装进塑料袋或者用报纸裹住，草草埋了。但是棺材是天价，人们下葬时用的容器五花八门……外婆的女友费妮亚奶奶过去是一名前线护士，她去世的时候，女儿就用一张旧报纸把她裹起来埋了，军功章也一起这样子埋了……她女儿是个残疾人，靠捡垃圾过活。一切都是那么不公平！有一次，我和女友们去购物，看到商场里的香肠都有漂亮的包装。在学校里，穿连裤袜的同学嘲笑那些买不起连裤袜的。她们就这样嘲弄我……（沉默）但是妈妈已经答应过外婆，一定要用棺材为她送葬。妈妈发过誓。

那个女医生看到我们没有钱，扭头就招呼急救车开走了，只留下外婆和我们……

我们和外婆的遗体在一间屋子里待了整整一个星期……妈妈每天用高锰酸钾擦洗外婆，把湿床单盖在她的遗体上，关闭了所有的窗户和通风口，用湿被子掖住门缝。这些事都是她一个人做的，我害怕去外婆的房间，总是飞快地跑到厨房，然后马上就回来。慢慢地，遗体开始发臭……真的，说起来真是罪过，我们还算幸运：外婆生病后消瘦得厉害，浑身只剩一把骨头……我们打电话找亲戚帮忙……我们有很多亲戚，半个莫斯科都是，但突然就找不到人了。他们都没有拒绝——拿来了大罐的腌洋葱、黄瓜和果酱，但没有人拿钱来。他们过来坐坐，哭一场，就离开了。我记得，没有人留下现金。妈妈的堂弟在工厂工作，厂里用罐头当工资发，他就给我们送来了罐头。有什么办法呢……当时，这些都被视为正常现象。生日礼物就送一块肥皂、一管牙膏……以前我们的邻居都很好，确实都很好。安娜阿姨和她的丈夫……他们收拾东西，搬到乡下父母那里，孩子早就送过去了，他们帮不到我们。瓦利亚大妈……怎么能找她帮忙呢？她的丈夫和儿子都酗酒。我妈妈有很多朋友……但他们也是如此，家里除了书，什么都没有。他们中有一半人都没有工作……电话也掐断了，我们联系不上他们。共产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形同陌路。大家都在紧闭的门内生活……（沉默）我希望这只是一场梦，我只是睡着了，早上醒来，外婆还在。

那个时代，匪帮走在大街上甚至不必把枪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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