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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第1页）

在星期一的晚餐桌上，城里人议论纷纷，但谈论得更多的不是克里斯默斯是如何逃跑的，而是他逃脱后干吗要去那个地方躲藏；他准知道人们会追到那儿去的，而到最后那个时刻他干吗既不投降又不抵抗。看来他像是横了心，周密地计划了这次听其自然的自杀行动。

他最后为什么要逃往海托华的住宅，众说纷纭，看法不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呗，”心直口快、不动脑筋的人这样说，同时忆起往日那些关于牧师的传闻。有的人则认为那纯属偶然；还有的人说，这是那家伙聪明的表现，谁也不会怀疑他去了牧师家，要不是有人看见他穿过牧师的后院跑进了厨房。

加文·史蒂文斯的见解与众不同。他是地方检察官，哈佛大学毕业生，该学府的优秀生联谊会的成员，个儿高高的，动作灵活，老在抽旱烟袋，一头散乱的铁灰色头发，常常穿着松垮垮的没熨平的暗灰色衣服。他出生在杰弗生镇上的一个古老家族，前辈拥有奴隶，他祖父认识伯顿小姐的祖父和哥哥（同时也憎恨他们，曾为他们的死去公开向沙多里斯上校表示祝贺）。他以一种随和缄默的方式与乡里人、选民和陪审团成员相处，常常可以看见他在那些乡村小店的门廊上蹲在穿工装的人们中间，哪怕是夏日炎炎也一蹲就是一整下午，以他们惯用的言语同他们瞎扯闲谈。

就在这个星期一晚上九点钟，从南行列车走下一位大学教授，他是史蒂文斯的哈佛同学，现在邻近的一所州立大学执教，专程来同老朋友一起度几天假。他一下火车就看见自己的朋友。他相信史蒂文斯是到车站来迎接他的，却见他正同一对模样古怪的年老夫妇谈话，招呼他们上车。教授打量着他们，见那老头儿肮脏瘦小，蓄着短短的山羊胡，仿佛陷入了强制性昏厥；老妇人准是他妻子，身形矮胖，她的面孔在一根不断晃动的弄脏的白羽毛下边像堆生面团，身穿一件式样过时的丝绸衣裙，不成个形体，颜色怪诞得不伦不类。教授一时不胜惊奇，停步看见史蒂文斯将两张火车票递到女人手里，像递给一个小孩；他继续走近，仍未被朋友瞧见；车站司旗工把老两口扶上车厢连廊时，教授偶然听见史蒂文斯最后讲的几句话。“是的，是的，”史蒂文斯说，安抚地扼要重述，“他会由明天上午的火车运到。我负责安排。你只管回去安排葬礼和坟地。你照顾好这老头儿回家，让他上床休息。我保证把那孩子载上明天的早班火车。”

这时火车开始启动了，史蒂文斯转过身来才看见教授。一坐上进城的车，他就开始讲述这个故事，等他讲完时他俩早已坐在史蒂文斯家的阳台上，他把来龙去脉简要地告诉了教授。“我想我知道他最后逃往海托华家躲起来的原因。我认为原因在他外祖母身上。他们再次押他回法院之前，她恰好去过他的牢房：她和他的外祖父——那个疯狂的老头子想把他处以私刑——从摩兹镇专程赶来。我不认为老妇人来时抱有任何搭救他的希望，任何具体的想法。我相信她的愿望只是要他死得‘体面’，用她的话来说。体面地按法规、由警察当局绞死，而不是被烧死，乱棒打死或者活活地被什么东西拖死。我想她来这儿的目的只是监视老头儿，怕他煽风点火把事闹大，所以她不敢让他走开一步。你明白吗，并不是她怀疑克里斯默斯是她的外孙。她只是没抱希望，不知道该如何指望。我猜想，过了整整三十年，产生希望的机制不是二十四小时内就能重新启动、再次运转的。

“但是我相信，一旦被那老头儿的疯狂和愚顽的浪潮推动，她也不知不觉地卷了进去。于是他俩一起到了这儿。星期天早上大约三点钟乘早班车到的。她没设法去见克里斯默斯，也许是由于她一直在监视老头儿。可是我不这么想。我认为那时产生希望的机器还未开动。启动的时刻直等到今天早上婴儿出生在小木屋的时候，可以说就生在她的面前，而且也是个男孩。这之前她从未见过这位年轻的母亲，完全不知道婴儿的父亲；她的外孙长成人后她也从未见过。当孩子呱呱坠地时，那往昔的三十个年头便被抹掉了，不再存在。

“这一切对于她来得太突然了。这一切活生生的现实摆在她面前，使她眼花缭乱手足无措，而她的手和眼不能证实的这一切她又必须视为当然；许许多多无法说明的东西都突然一起要她不分青红皂白地接受和相信。整整过了三十年，这仿佛是一个人突然独自撞进了一个房间，里面挤满了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大家一齐嘁嘁喳喳，她茫然若失，左顾右盼，急于采取某种她能办到的合乎逻辑的行动，以保持自己的理智，而对于这行动她得深信自己具有实践的能力。直到那婴儿出世，她仿佛才找到独自站住脚跟的地面，才像一个可以机械发声的模拟人，在邦奇的操纵指挥下说话行动，正像昨天晚上的情形，邦奇领她去见海托华博士，让她把整个故事讲给他听。

“你明白吗，她还在摸索，还在努力寻找三十年来她那颗显然没大活动的心所能相信的东西，能够承认的东西，具体而又真实的东西。我认为她在那儿找到了，在海托华那儿，而且是第一次：一个她能对之倾诉的人，能倾听她的倾诉的人。很可能那是她第一次将往事倾吐。她多半发现自己与海托华同在一个时候首次真切地看清了过去的一切。因此我不感到奇怪，她不仅把婴儿而且把婴儿的父母都搞混淆了，因为在那间小木屋里，过去的三十年已不复存在——这婴儿和她从未见过的婴儿的父亲，她的同样只在婴孩时见过的外孙和外孙那对于她来说从不存在的父亲，那些都搅到一块儿了。于是，当希望开始在她心里萌动，她自然立即带着自己庄重的无限的信赖转向牧师，转向那些自愿献身上帝、誓为人们祈祷效劳的奴仆。

“今天在牢房里她就是这样对克里斯默斯说的。老头儿趁她去探监的机会溜了出来，等她跟着找到城里，发现他又站在街角，活像个疯子，声音完全嘶哑了，还在一个劲儿地鼓吹私刑，告诉人们他是那畜生的外祖父，养了个魔鬼的后代，一直监管到今天。也许这情景是她离开小木屋去监狱探望的路上遇见的。总之，当她发现听众只是在看热闹而并未受到鼓动时，她立即撇下他去找警长。警长刚用过午餐回来，一时不明白她的用意。她的声音在他听来准是十分古怪，还有她讲起的那一串事情，穿的那身故作高雅的节日盛装，那副筹划越狱的神气。不过，警长还是准许她探监，派了一个人监护。到了监狱，她同他呆在牢房里的时候，我相信她谈起了海托华，告诉他海托华可以救他，正打算救他。

“当然我不知道她究竟对他讲了些什么。我相信那一场对话谁也编造不出来。我不认为她心里明白自己在说什么，或者事先计划过，因为那些话早在她生他母亲的那天晚上就为她一字一句地预备好了，而那时离现在如此久远，纵然在遗忘中再现，她也忘记了那些话语。也许就是这个缘故，他立即毫无疑问地听信了她。我是说她不用顾及自己讲的话在他听来是不是可行、可能或可信。总之，那个被世人遗弃的老牧师，他的形象或者他的存在以及有关他的一切，都被说成一座圣殿，不仅官吏和暴民会感到神圣不可侵犯，无可挽回的往昔也会变得圣洁；因此无论是什么罪恶铸成了或决定了克里斯默斯的遭遇，以致最后被打入高墙铁栏的牢房，他的周围已出现即将执法的刽子手，无论如何他都可以到那儿去寻找庇护。

“而且他对她深信不疑。我想这与其说是给了他勇气不如说是给了他坚韧自持的听任自然的耐心，使他发现并利用了一个逃跑的机会：在他戴着手铐穿过拥挤的广场途中。但是，同他一起奔跑的东西太多了，步步紧随着他。不是追逐者，而是他自身：逝去的岁月，往日的行为，忽略的和承担的事情，都一齐紧跟着他，同一脚步，和着呼吸，同一心跳，共用一个心脏。她不仅不知道那三十个年头，而且不知道三十年里前前后后发生的一切事情，直到发生那桩使他的白人血液或者黑人血液变污的事，那桩要了他性命的事。可是他总有一阵子是抱着信念在逃跑，至少是怀着希望。然而他的血不能平静，要他去拯救它。但无论是他的白人血液或黑人血液都救不了他，他只有靠自身才能解救自己。因为首先是黑人血液驱使他到黑人小木屋去。接着白人血液又把他从那儿赶出来，正像黑人血液叫他抓起手枪，而白人血液却不让他开火。催送他去牧师家的是白人血液，那是它最后一次在他体内升起，使他违背了一切理智和现实，进入了幻想的怀抱，进入了对《圣经》里说的某种东西的盲从。然后，我相信白人血液又暂时把他抛弃，只那么一秒钟，一眨眼，允许黑人血液最后升起一瞬间，使他背弃自己要求获得拯救的希望。是黑人血液以他希冀不得到任何人帮助的愿望席卷了他，使他为摆脱黑暗的丛林而狂喜，在那片丛林，他的心脏还未停止跳动，生命却已止息，死亡成了期望和圆满的实现。然后，黑人血液再次消退，正如在他一生中的所有的危急时刻，总是这样。他没有杀害牧师，只用手枪揍了他，又继续跑，钻到那张桌子后面，最后一次向黑人血液挑战，像他三十年来一直进行反抗那样。他蹲在那张被推翻的桌子背后，任他们开枪射击结果他性命，而他手里一直握着那把上膛的手枪却没有扳响。”

当时城里住着一个名叫珀西·格雷姆的年轻人，大约二十五岁，州国民警卫队的队长。他出生在这个城镇，除了夏季野营的日子，长这么大从未离开过。他太年轻，未能参加欧战。但迟至1921年或1922年他才意识到这个事实，为此绝不饶恕父母。他父亲是个五金商人，不明白这点。他认为这孩子只是懒惰而已，很可能成为无用之徒，可实际上孩子却在经历一场可怕的悲剧——他出生太晚，但又未晚到能逃脱对那段错过的他该是个成人而不是个小孩的时间的直接了解。然而到了现在，战争的歇斯底里过去了，即使在歇斯底里中吵嚷得最厉害的人，甚至那些身受其苦、立功受奖的英雄，也开始相互侧目而视，疑惑起来。他没有人可以与之交谈，吐诉自己的衷肠。事实上，他的第一次严重的冲突正是同一位退伍老兵殴斗，当时那老兵讲了这样的话：要是有可能重新来一次，这回他愿意站在德国一边攻打法国。格雷姆立即接过话头说道：“也攻打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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