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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第1页）

元叔的聪明、勤劳和与世无争，本身就体现了一种高贵的人格。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寨子里大多数人不仅没有歧视他，倒很尊重他，同情他。到了80年代以后，随着他家的小日子越过越好，又乐于助人，大家更加高看他了。渐渐地，自卑的元叔成了寨子里一些群众的主心骨，许多人对种什么庄稼，做什么生意，都要找到元叔“论证”一下，做起来才感到踏实。就连谁家两口子生气了，也请元叔去劝导，元叔说出去的道理，人们信服。一来二去，元叔成了寨子里举足轻重的人物。

人们最佩服的，自然是元叔高超的医术。尤其是那次看好了刘继宗的怪病，在寨子里越传越邪乎，差不多成神医了。刘臭蛋说，元叔看病很有洋味道，诊断病情很准，是因为他在理论上有一套。打那以后，寨子里常见的疑难杂症，那几个略懂“岐黄”的赤脚医生，常常在束手无策的时候，让位于元叔处理。老话说，“同行是冤家”，他们开始是排挤元叔的，认为他不过是个自己摸索出来的医生，没有老师传授，缺乏理论功底儿，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随着元叔在群众中的声望越来越高，他们不得不默认了元叔的客观存在，默认了元叔作为医生的价值。自己实在看不了的疾病，他们自觉地与病人家属商量：“不行，你们去请孙丙元来看看？”元叔到场与他们共同会诊，总是谦虚地请他们讲自己的看法，把他们说对的地方予以充分肯定，然后再作出处理。这几个医生受到抬举，没有不赞成元叔的。

到了后来，一般地说，只要谁家的大人小孩生了病，总是直奔元叔这里，请他去看。元叔挺责己，若是病人或者得病的孩子亲自到了，就认真地给予检查，在自己孩子的作业本子上，写个处方，告诉人家哪些注意事项，让他们到卫生所抓药，这些人就非常满意。小药铺里照样扣处方钱，却从来没有给元叔提过一分。在其他的情况下，元叔就把他们推给了村卫生所的医生。这是因为元叔虽然没有了阶级成分，却一直没有行医资格。人们理解元叔的苦衷，即使不给他们看病，也没有人抱怨他见死不救的。

大家都劝元叔自己开一个小药铺，干脆坐堂行医，元叔当然不敢冒这种风险。在他与孙二孬合伙开豆腐坊两年以后，有了点积蓄，他就把主房前边的院墙拆了，盖了三间房子，一间当做过道，另外两间办起了一个小杂货铺。开始时，元叔对进哪些货，虽然动了不少脑筋，并不全都适销对路，一年下来，利润差不多都变成了积压商品。

元叔琢磨出一套办法，就是在乡亲们来买东西时，若是没有的商品，他就赶紧记下来，及时补充货源。这是一种很好的社会调查方法，非常直接，立竿见影。比如啤酒这种饮料，那玩意儿像马尿一样，喝下去，苦苦的有一种怪味，远不如烧酒喝着痛快淋漓。谁也没有料到这种小孩们称作“尿酒”的东西，后来竟然会兴盛起来。元叔的小杂货铺，当然没有进过这种货。年轻人赶时髦，追着元叔要买啤酒喝，元叔就进了几件，一试销路很好，洋口味占领土嘴巴，几乎没有过渡过程。到了麦季，家家户户都要在元叔这里买走几捆啤酒，到麦地里干活时当茶喝，当“液体面包”吃。一瓶啤酒下到肚子里以后，当饥当渴，喝得晕晕的，割麦的速度能够加快，并且不感到腰疼。时间久了，元叔的商品越来越丰富，小杂货铺办得很兴旺，盖过了双代点。双代点倒是年年亏损，终于办不下去了，高楼乡供销社就把它承包给了自己的职工，生意反而能够继续做下去了。

元叔从来不计较蝇头小利，在他站柜台时，给来买东西的人，足顶实数，几乎没有差价。四川女人才认为这样下去实在“要不得”，一般不让他在前边做买卖，自己和两个女儿当营业员。开始，她算账不很在行，小女儿总是能把价钱一口说出来，她才开始跟着元叔学习打算盘，粗通了算账记账的方法，没有多久就能独当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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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2）

寨子里许多人在元叔的小杂货铺开业的时候，曾经嘲笑过他，说“山里人，有出息，穷死也不做生意”，很瞧不起元叔率先起步的举动。几个在外当工人的人回来说，县里领导们搞起了“星期日经济”。到了星期天，县委、县政府大院里的领导和一般干部都上街摆摊做生意，才让人感到眼热起来。那些临街的住户，有心做买卖，却没有这种胆量，羞羞答答的。他们没有仿效元叔做买卖，却首先仿效了元叔重新改造住房的办法，把院墙和大门统统拆掉，盖起了这种一间过道两间门面的房子。这种改造果然有用，不二年的光景，寨子里的各种生意兴旺起来，有的办起了电焊修理铺，有的办起了蒸馍组，有的办起了打面房。

杜思宝的叔叔杜凤梧，办起了一个木工房，主要产品仍然是做棺材。他的后院比较宽大，买了一台山东潍坊产的木工刨床，体力活得到了解放。因为地里的农活，不像在生产队那样，大家出勤不出力，出力不出汗，整天要挣工分，干不完的活儿。现在到自己的农田里耕作，有了活儿，自然抓得很紧，很快就能做完。农忙时间也有许多闲暇工夫，剩下很多的时间，就做他最拿手的“老屋”。前边的两间房子摆不下了，就摆在当街里。死人的速度当然赶不上他做棺材的速度，这东西又不能以销定产，在大街上摆满了棺材，很不雅观。发旺哥说：“凤梧啊，你做这么多棺材，卖不出去，敢情是留着自己用吧？”杜凤梧并不生气，他说，棺材是人人离不了的，你挑一口结实的，要是你今年去见阎王爷了，我不要一分钱，白送给你。发旺哥连说，骚气，骚气，朝着在当街里晒得龇牙咧嘴的棺材“呸”了一口。

高恩典没有资金，做不了大买卖，他的房子又不临街，从内蒙古回来以后，操起了在那里干过的老本行，到周围村子里收破烂。这东西很脏，一般人不愿意干。谁也没有想到，小生意里潜在着大利润，回收破纸板子、破塑料袋子、啤酒瓶子、白酒瓶子，有对半以上的利润。有些人不稀罕钱，干脆白送给他，这利润就是百分之百了。没有几年，高恩典盖起的小楼比干部家里的还好一些，人们才恍然大悟，称高恩典为“破烂王”，许多没有钱扎本的人，都效法起来，山里出现了一群收破烂的队伍，大家一窝蜂上来后，造成资源枯竭，收上一自行车破烂，要跑很远的地方。

大家越来越往钱眼里钻。过去，人们相互之间帮忙，是不计较报酬的，只要有劣质烟卷抽，有白面馒头吃，招待一下就行了。现在，慢慢没有了帮忙的说法，凡是能够央到的帮忙人，首先商定给多少报酬。只有在哪一家死了人这一点上，才真心实意地去帮忙，不再计较那么多，还保存着乡亲们之间美好的情意。老学究孙乃社家里翻修房子，儿子说，大工每天给人家十块钱，小工每天给人家五块钱，叫孙乃社感到既心疼，又惋惜，文绉绉地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

饭铺（1）

就这部书的作者平心而论，县委书记痛批孙乃社的那首诗，一点也没有错，算不得没有水平。要是所有人都是孙乃社那个心态，整个大中国就会永远停留在农业社会。好在像孙乃社那样的人实在不多，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可爱的乡亲们正在试摸着一切向钱看了。向钱看，未必是坏事。人的善恶之分，只能从挣钱的手段去辨别，不能从挣钱的欲望去判断。欲望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然而，人的欲望确实是无止境的，吃饱肚子想挣钱，当了皇帝想成仙。好多人深刻地意识到，仅仅指望扒拉那几亩土坷垃，肯定不能发家致富。

就说刘臭蛋吧，他在开萤石矿之前，为了圆自己的发财梦，曾经在高楼街开过两年饭铺。

刘臭蛋名字虽臭，做出来的饭菜却很香。他和杜思宝一道上学，上到初中毕业后，没有再去上高中，他爹让他跟他舅学习厨子的手艺。开始，刘臭蛋很不愿意学这种手艺，说是束条水裙，像个娘儿们，丢人现眼的。他爹说，你懂个屁，家有万贯，不如薄技在身。咱是饿怕的人，学了这门手艺，啥时候都用得上，隔三差五的，谁家请客时不央你？饿死客人饿不死厨子，你肚里肯定比别人有油水，要不是你舅会这一门手艺，别人还不一定教你哩。刘臭蛋想想也是这个道理，就开始跟着他舅学习刀工的本领。办了几次酒席后，很快爱上了这个职业。当然，开始的动机，纯粹是为了能够吃上大鱼大肉，到了后来，站在锅台前，油气都给熏饱了，反而吃不下去了，再也不眼馋大鱼大肉了。他宁愿在客人走后，吃上一个小蒸馍，喝一碗油花花的粉条汤。做这种活儿真是养人，没有多久，刘臭蛋裸露的肚脐眼深深地陷了下去，脸蛋圆了起来，脑门子上经常冒出一层油汗。

看到孙二孬和马玉花办了小砖瓦窑场，刘臭蛋想，老子不干则已，要干就干大的。他跑到高楼街，选中了计生办楼下的那几间房子，通过协商，给抓计生工作的副乡长和计生办主任送了烟酒，用很低的价格租赁过来。租赁费也没有立即拿出来，计生办主任说，你管我们吃喝抵账吧，这事情办得异乎寻常的顺利。那时候，上级提倡发展个体经济，有许多优惠政策，其他手续办下来，也不太复杂，头头们只要见了一条“白河桥”烟，两瓶“夜郎村”酒，办事的工作效率很高，不几天，刘臭蛋盘好了锅灶就放鞭炮开张了。

饭铺的生意一开始就很火爆，天天到了中午和晚上，十张桌子坐得满满的。刘臭蛋在村里带去了一个女孩，一个男孩，让他们端盘子洗碗，每月分别给两个孩子开三百块钱工资。这两个孩子白天干活很卖力气，就是晚上瞌睡大，刘臭蛋两口子觉得都是自己村里的孩子，把人家累坏了，对不起他们父母，就不忍心让两个孩子打夜作。发面、过油等备料活儿，都是自己干的，两口子天天忙活到深夜。他女人说，他爹，再这样干下去，我都熬不住了。刘臭蛋拿着算盘，“噼里啪啦”地一算账，这些天盈利不少，真是“生意做遍，不如卖饭”啊，噌噌上升的数字，能让他女人的精神立刻抖擞起来。

我说是数字，就是说，不是现金。刘臭蛋扎本儿投进去的两万多块现钱日渐减少。都消耗到购买时令鲜菜、猪牛羊肉、油盐酱醋、味精调料、烟酒纸巾上了。他堂叔刘庆典为他拉了不少客户，都是乡直部门的干部，这些人吃喝是记账的。另外，街上的几个　　　　痞烂杆子，到刘臭蛋的饭铺吃饭，也要记账。刘臭蛋是从山沟里来的，知道做生意要活套一些，离不开这些地头蛇，不敢得罪他们，只得赔着笑脸，让他们在账单上签字。

最让人可气的是，这些　　　　痞烂杆子，在喝酒以后，对刘臭蛋带来的女孩动手动脚的，弄得小妮哭了几次，说啥也不干了。刘臭蛋好言相劝，偷偷地给这个女孩加了一百块钱工钱，女孩才坚持下来。到了后来，这女孩的脸皮渐渐地磨厚了，所有的粗话、脏话当成了耳旁风，对付伸出来的脏爪子，有一套既不得罪客人，又巧妙地婉拒的经验，客人们反而不怎么敢欺负她了。

乡干部们在吃饭喝酒前，没有那些　　　　痞烂杆子那样放肆。喝了酒以后，一样不老实，对着女孩说一些放肆的浑话儿，有时手脚也不牢稳。刘臭蛋看见了，上前对人家说：“对不起领导，这是我侄女，你们不要跟她一般见识。”这些人就很知趣，说话收敛一些，动作的幅度降低一些，到底比粗糙人文明一些。时间长了，刘臭蛋解释不及，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再管那么多了。

开饭铺不让记账就没有多少生意，拉不到大客户。记账了一时收不上来，就得往里边贴现钱。刘臭蛋自己的现金贴进去以后，在亲戚家、朋友家和老同学们家里，转转借借，又在信用社贷了小额贷款，保持了资金正常流动，保持了饭铺的兴旺势头。

街上卖肉、卖菜的商贩，也不怕他赊账。刘臭蛋知道，长时间给菜贩们打白条肯定不行，人家也是做生意的，给你的肉、菜，已经比在街上买的价格低了许多，再不给人家结账，实在说不过去。隔一段时间，他就想办法付给人家一部分，不让人家亏本。这些卖肉、菜的小贩，知道刘臭蛋性子直，为人正派，不是赖账的人，乐意跟他打交道。有几家菜贩，干脆专门给刘臭蛋送菜上门，让刘臭蛋心里整天充满感激，感激这些商贩，感激来吃饭的领导们。但他留了一个心眼，知道部门记账肯定偿还得不及时，就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看人下菜碟”，对那些较穷的部门，像教办室、物价所那样的单位，脸色不好看些，对营业所、信用社这些财大气粗的单位，热情备至。对乡里的领导们和工商税务部门更是不敢得罪，怕他们一脚把自己的生意踢飞了。二是他把记账单位的利息加了进去，好在这些领导吃饱了，喝足了，非常大气，花公家的钱谁也不心疼，往往连账单上的数目看都不看一眼，大笔一挥，名字就在纸上熟练地龙飞凤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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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铺（2）

到年底时，刘臭蛋搂了一下底子，舍去那几个　　　　痞烂杆子欠的几千块钱账，净赚了三万多块。这仍然是个账面数字，现金基本上扯平，略有剩余。计生办兑账后，还欠他一些钱，及时地还了，有钱的部门也都把钱还了。欠钱的大头在乡政府，只是乡政府的账不好要。乡长说，年底日子不好过，给你五千块钱，余下的两万多块钱，到年后再给你。乡领导确实没有埋没刘臭蛋的功劳，到过罢年在全乡的“三级干部会议”上，让刘臭蛋披红戴花，发了一张“致富能手”的奖状。

第二年，街上的小饭铺多了起来，并没有影响到刘臭蛋的生意。到了秋天，“小洞天”酒店开业，大客户呼啦一下子撤了过去，刘臭蛋的生意立刻清淡起来。刘臭蛋打听了一下，人家那里比他这里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高多了，仅是人家从外地招聘过来的几个如花似玉的小姐，就是绝招儿。这几个小姐非常开放，对自己身上的敏感器官没有当成宝贝，客人想怎么办就让他们怎么办，客人们在那里享受到无穷的乐趣。上级来客，也要高标准接待，乡里的领导们嫌刘臭蛋的饭铺太土气，就不怎么来记账了。刘臭蛋不顾女人的强烈反对，也在门外写了“急招女服务员”　的广告，真有几个妮们来报名。一问都是本地人，一个也没法用。他女人说，他爹，咱就是不做这生意，也不能昧着良心害人，干那些缺德事儿，让乡亲们捣咱们的脊梁筋。刘臭蛋忽然觉得，开饭铺真他妈的太累，辛辛苦苦干了两年，落了一把白条子，就决定不再继续干下去了。于是，他一边讨债，一边做一些大路饭维持着，虽然赚钱不多，不赊账了，倒比以前好过一些。生意一走下坡路，送菜的变成了要账的，弄得刘臭蛋焦头烂额，疲于应付。

又到了年底，只剩下乡政府的三万多块钱要不过来，刘臭蛋捉襟见肘，急得恨不能抢银行。刘臭蛋亲自去找书记、乡长，书记乡长正为发不下来工资发愁，哪里有闲钱打发他？连五千块钱也给不了。当然，你整天赶着要账，“致富能手”也不能让你当了。

不到年底，刘臭蛋就回到马寨，卖菜的那一群人寻上门来大吵大闹，发旺哥又说起了风凉话：“看看，生成的舅子命，一辈子当不了姐夫，刘臭蛋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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