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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罗拉多的寒冬里，他们开着反铲挖土机，掘开地层的冰冻线，掏出大块大块的冻土，以开凿一个墓穴。我的哥哥被葬在博尔德城的绿山纪念公墓里，距离我们小时候住的宅子不到一英里。我们在孩提时代，每次去肖托夸公园参加夏令营远足时，都会驶过这片公墓。

匆匆路过这里时，我们从未留意过那些石碑，一次都没有，也从未想过这墓园的方寸之间就会是我们的最后归宿。而现在，它成了肖恩的最后归宿。

高大的绿山耸立在墓园中，就像一座巨大的祭坛，将聚在肖恩坟茔旁的这一小簇人衬得更加渺小。赖莉当然在场，还有她的父亲与母亲，以及我的父亲与母亲。出席葬礼的还有韦克斯勒、圣路易斯和另外十来个警察，还有一些无论肖恩、我或者赖莉都不曾保持联系的高中时期的朋友，最后，还有我。

这不是官方为警员举办的那种慷慨激昂、浓墨重彩的葬礼，那种规格只属于那些因公殉职的警察。虽然可以争辩说肖恩同样死于工作，但警察局并不这么认为。所以肖恩没有得到风光大葬，而局里的大多数警察也没有来参加葬礼。在以“细蓝线”[1]自居的警察行当里，很多人觉得自杀是具有传染性的。

我是抬棺人之一，跟我的父亲一起抬前杠。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两位警察担起了中杠，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也隶属于肖恩所在的人身侵害调查组。韦克斯勒和圣路易斯负责抬后杠。圣路易斯身材过于高大，韦克斯勒又未免太过小巧。唉，就跟马特和杰夫一模一样。于是我们扶灵抬棺的这一路，灵柩的后半部分总是斜斜的，我估计这画面会令人感到有些怪异。我们颇为费力地抬着灵柩，我却有些神思恍惚，总觉得肖恩的身体似乎正在棺材里摇来晃去。

肖恩下葬的那一天，我并没有跟父母说太多话，虽然我跟他们、赖莉和赖莉的父母同乘一辆高级轿车。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过有实质内容的交谈了，就连肖恩的死亡也不能打破我们之间的隔膜。二十年前，我姐姐萨拉死后，他们对我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他们似乎怀疑：我，作为那次事故的生还者，是故意做出那些事导致姐姐死亡的。呵，就是因为我活了下来。而且我非常确定，从那以后，我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令他们无比失望。我觉得那一次又一次微小的失望，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日积月累，就像银行账户里的存款利率一样，日息微薄得懒得结算，到最后却发现足够人们舒舒服服地靠着利息享受退休生活。我们就是陌生人，我只在那几个避不过的节日里才去跟他们见上一面，因而那天我们之间实在没什么话可说。除了赖莉偶尔发出像受伤小动物一般的哀泣，偌大的车厢就像肖恩的棺材一样，安静得可怕。

葬礼结束后，我请了两周假，加上报社允许的一周丧假，一个人开车去了落基山区。在我眼里，落基山脉永远那么气势恢宏，这里是能让我的伤痛最快愈合的心安之处。

我沿着七十号州际公路一路西行，穿过拉夫兰隘口，越过山岭，驶向大章克申市。我开得很慢，这一段路足足开了三天。有的时候，我停下来滑滑雪；有的时候，我只是将车停在避车道上，默默想着事情。驶过大章克申市后，我转道向南，拐去特柳赖德，第二天就到了。我的切诺基一路上都保持着全时四驱模式。我在西尔弗顿住了下来，因为这里的住宿费更便宜。我每天都滑雪，就这么过了一个星期。到了晚上，我要么在旅店客房里整宿喝圣鹿利口酒，要么就在某个滑雪小屋里靠着壁炉继续喝。我想方设法地耗尽身体机能，希望能让头脑也随之放空，但总是不成功。肖恩，肖恩，我脑子里全是肖恩。游离于空间之外，超脱时间之际——他最后留下的这句话就像一个谜语，我怎么都无法丢开不想。

出于某种原因，我哥哥从事的这份崇高事业辜负了他，甚至要了他的命。这个简单的结论给我带来的悲恸一直都无法消退。我一次次飞速滑下山坡，寒风仍能穿透我的太阳镜，把我的眼睛刺得泪流不止。

我不再质疑官方结论了，但并不是韦克斯勒或者圣路易斯说服了我，是我自己说服了自己。我的决心在时间与现实面前日益被侵蚀。某种程度上，每过一天，我会更相信甚至更能接受肖恩自杀了这个可怕的事实。而我停止质疑的另一个原因是赖莉。在那个可怕的晚上的第二天，她告诉了我一件就连韦克斯勒和圣路易斯都不知道的事：肖恩一直在看心理医生，每周一次。虽然警察局也向警员提供这类心理咨询，但肖恩选择用自己的秘密渠道，因为他不希望局里出现流言，影响他的地位。

我意识到，肖恩开始看心理医生，正是我去找他说我想报道洛夫顿一案的时候。我猜那时候他大概是想把我从这案子的旋涡里推出去，以免我陷入跟他一样的苦痛。我愿意这么想，告诉自己这就是他所想的。在山里的那些天，我就紧攫着这个念头自我安慰。

有天晚上，灌了许多酒之后，我站在旅店房间的镜子前，思忖着应该刮掉胡子，再把头发剪短，这样我就跟肖恩生前几乎一样了。我们是同卵双胞胎，有着一样的淡褐色眸子、一样的浅棕色头发、一样的纤长体格——但是很多人不会意识到这些。因为一直以来，我俩都不遗余力地打造与彼此截然不同的形象。肖恩戴隐形眼镜，举杠铃练出一身的肌肉。我则戴普通眼镜，大学时就蓄起了胡子，离开高中篮球队后再也没碰过杠铃。我脸上还有那道疤痕，就是布雷肯里奇事件中的那个未婚妻给我留下的，那是我的战斗勋章。

肖恩高中毕业后就去服了兵役，退役后当了警察，这一路一直留着短寸头。后来他上了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在职课程，成功拿到了学位。在警察局里，有文凭才能升上去。我毕业后则在纽约和巴黎瞎混了几年，后来才走上念全日制大学的路子。我的梦想是当个作家，最后却成了记者。我暗暗告诉自己，这只是权宜之计。我已经这样告诉自己十年了，也许还要一直自我鼓励下去。

就在那个晚上，在旅店房间里，我久久凝视着镜中的自己，但最后我既没有刮掉胡子，也没有剪短头发。我不住地想着躺在冰冷地下的肖恩，愁肠百结。我决定了，到我死的时候一定要火葬，我不要在地下受苦。

最令我牵肠挂肚的就是那句遗言。警方的说法是这样的：我的哥哥离开斯坦利酒店，驱车穿过埃斯蒂斯公园小镇，来到贝尔湖。他停下了警车，却没有熄灭引擎，而是让发动机继续突突地转了一会儿。他没有关暖风，等热气凝在挡风玻璃上，蒙上一层雾气后，他起身用戴着手套的手指在玻璃上写下了那句话。他是反着写的，所以在车外就可以直接读出来。这就是他留给这个世界——还有他的父母、妻子和双胞胎兄弟——的遗言：

游离于空间之外，超脱时间之际。

我无法理解。什么时间？什么空间？他得出了某种令他绝望的结论，却从不跟我们探讨一下。他既没有伸手向我求助，也没有去找我们的父母，或者赖莉。是不是我们应当率先向他伸出双手，即便在我们不知晓他隐秘的创伤之前？我独行的这一路上，得出了结论：这是不可能的。他本就应该先向我们求助，他理当先做出尝试，因为他没有这么做，他剥夺了我们援救他的机会，令我们陷入痛苦与内疚的深渊无法自拔。我意识到我的悲恸中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怨恨。我怨恨他，怨恨我的双胞胎哥哥，因为他居然这样对我。

但是对亡者怀恨在心太难了。我没办法一直生肖恩的气，而唯一能稍稍消减怒火的方法就是质疑警方的说辞。于是，我就陷入这种循环：否定，接受，愤怒；否定，接受，愤怒。一次又一次，周而复始。

在特柳赖德的最后一天，我给韦克斯勒打了个电话。我听得出来，他并不乐意接到我的电话。

“你们找到那个提供消息的线人了吗？跟肖恩在斯坦利见面的那个？”

“没有，杰克，没那个运气。我向你保证过，一旦这事有进展就一定会告诉你。”

“我记着呢，我只是还有些疑问。难道你就没有吗？”

“放手吧，杰克。让过去的就这么过去吧，这样我们大家都会好过些。”

“特别调查组呢，他们怎么说？还是他们已经就这么放过去了？案子结了？”

“差不多吧。这星期我还没跟他们谈过。”

“那你为什么也还在查那个线人？”

“我有我的疑问，跟你一样，就是有些地方还没弄清楚。”

“你对肖恩的看法改变了？”

“不，我只是习惯把所有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我想知道他跟那个线人谈了什么，或者说他们是不是真的碰头了。你知道，洛夫顿一案还在侦办中。我倒是想把这个钉子案给破了，为了肖恩。”

我注意到他不再称呼肖恩为麦克。肖恩，已经不再是警察圈子的一员。

接下来的星期一，我回到报社，重新开始工作。走进新闻编辑部时，我感到有好几道目光落在我身上，不过这没什么不寻常的。每次走进来时，总有那么几个人会打量我，我能感觉得到。我有一份编辑部里人人羡慕的好差事。没有每天的例行苦差，没有当日截稿时限的逼迫，我可以在整个落基山区自由自在地游荡，只用撰写一个主题：凶杀案。所有人都喜欢精彩的谋杀故事。有时，我把一桩枪击案拆解成几个专题，追述凶犯和受害者的生平，描述他们命运相交的致命一刻。有时，我又会写一桩发生在樱桃山上流社会的谋杀案，或者莱德维尔小镇的一起酒吧枪击案。贩夫走卒的案子，鸿儒雅士的案子；毛毛雨一样的小案子，骇人听闻的重大凶案，我哥哥是对的，只要写得好，报纸就会大卖特卖。而我就是干这个的，我就擅长从容不迫地讲故事，并且把它们讲得娓娓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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