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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第1页）

马丁·温德伯格的邻居奥丝娜特傍晚前来看他。她手上端着一个托盘，里面放着一只用盘子盖着的盘子和一个用茶托盖着的杯子。马丁一个人住，常年抽烟，呼吸道出了问题。下午时分，他会坐在小小的门廊上看报纸，偶尔通过连着氧气箱的氧气罩吸氧，因为他的肺功能正在衰减。他有时夜里也戴上氧气罩。然而，只要有力气，他就会早晨六点起床，到修鞋店里工作三四个小时。他坚信我们必须忠诚于体力劳动的原则。“劳动，”他说，“在道义和精神上都很重要。”

“我从食堂给你带了一点吃的。把报纸放下，吃一点怎么样？”

“谢谢你。我不饿。”

“你得吃东西。就是鸡蛋饼和沙拉。”

“也许过一会儿再说。”

“过一会儿蛋饼就凉了，沙拉就不新鲜了。”

“我也已经凉了，不新鲜了。谢谢，奥丝娜特，你真的不必关心我了。”

“那谁关心你呢？”

自从布阿兹弃她而去，与阿丽埃拉·巴拉什同居，这几个月来，奥丝娜特一直独自住在隔壁。每天傍晚，她都用托盘给马丁端来晚餐，因为上坡去食堂对马丁来说太困难，让他喘不上气。他独自一人来自另一个基布兹，那里住的都是荷兰人。他离开他们是因为观点不同：他们允许大屠杀幸存者把德国人的部分赔款存到私人账户，而马丁也是大屠杀幸存者，他认为财产就是原罪，而德国人的赔款等于不义之财。

这是一个固执、武断的人。他身材瘦削，灰色卷发硬得像钢丝绒，两只乌黑的小眼睛富有穿透力，眉毛浓密，脸颊塌陷，肩背佝偻。他患有肺气肿，呼吸声沉重刺耳。尽管生着病，他有时也会抽上半支香烟，气喘吁吁的，却不肯戒烟。他年轻时在鹿特丹教世界语，但1949年来到以色列之后，就没有机会使用那种非凡的语言。他曾想在耶克哈特基布兹开一门小课，教世界语。他相信国家会被消灭，没有了民族界限之后，国际和平主义者兄弟会将代替国家。他来到我们这里时想学修鞋，不但把我们的鞋子修得很好，而且自己做童鞋和凉鞋。我们管他叫制鞋博士。

在基布兹，他被视为道德模范。在全体大会上，他经常提醒我们为什么发起基布兹运动，基布兹的最初理想是什么。然而也有人认为他古怪，因为他和我们在一起后，从没有误一天工。要是生病了，得在床上躺一两天，他就会在周六给大家修鞋，把耽误的工期补上。他相信整个世界很快便会觉醒，彻底消灭金钱，因为钱是万恶之源，是连绵不断的战争、冲突和剥削的起因。尤为重要的是，他还是个素食主义者。喜剧演员罗尼·辛德林称他是耶克哈特基布兹的甘地。两年前，罗尼扮成马丁·温德伯格的模样前来参加我们的普珥节[6]化装晚会。他披了条白色床单，身后拖了只山羊，山羊脖子上挂着世界语标记，上面写着：我也是人。

奥丝娜特说：

“要是你吃饭，我就陪你待一会儿。我在你睡觉前给你放三首歌。”

“我不饿。”

“要是你吃至少半个蛋饼，我就给你放一首歌；要是你吃半个蛋饼和一些酸奶，我就给你放两首；要是你把沙拉和面包也吃了，你可以给我做简短的讲座。”

“你可以离开。走吧。外面有音乐，有许多小伙子，他们在跳舞。去吧。”

但过了一会儿，他变得温和起来：

“好吧。好吧。你赢了。我吃一点。你自己看着。我吃了。”

奥丝娜特随身带来一台简易录音机，我们给小孩子用的那种。他吃饭时，她就播放《在加利利湖畔》和《据说有一片土地》。马丁吃了几口鸡蛋饼和一点酸奶，做个了鬼脸，碰都没碰沙拉，也没碰面包，但是让奥丝娜特帮忙，抿了几口她从食堂为他端来的杯子里那温吞吞的茶水。他基本上不在房间里放私用水壶或茶杯：聚敛财富是人类社会的祸根；财富慢慢统治灵魂，奴役它，此乃自然法则。马丁也不相信家庭结构，因为一个家庭单位因其本身性质之故，在家庭与社会之间制造了不必要的障碍。他相信应该由共同体，而不是亲生父母来养育孩子：这里的一切都属于我们大家，我们互相拥有，孩子也归我们共同所有。

马丁·温德伯格的房间陈设如同苦行僧的一般简朴：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只蒙着帘子的大板条箱里挂着他的衣服，另一只放在铁架子上的板条箱用作书架，上面放着用六种语言写成的关于哲学和学术研究的著作，四五本德语、荷兰语和世界语小说，几本诗集和字典，以及一部收有古斯塔夫·多尔绘画的《圣经》。墙上挂着世界语创立者柴门霍夫的一张照片，有朝一日，五大洲的人都会讲世界语，因此个人与民族之间的界限会消除，世界会回归巴别塔咒语之前的状态。

奥丝娜特把马丁扶上床，轻轻抚摸他的额头。她关掉顶灯，留他床头的小灯开着。马丁没有躺下，而是坐在那里，用枕头支撑着头和肩膀，以减轻呼吸的痛苦。每天夜里，他会那样坐在床上等候时断时续的短暂睡眠。奥丝娜特用氧气罩罩住他的鼻子和嘴巴，下面露出塌陷双颊上的灰白胡楂。她抻平毯子，问马丁是否需要别的东西。马丁隔着氧气罩说：

“不要。谢谢。你是天使。”

接着他摘下氧气罩说：

“马丁天性善良慷慨。只是由于社会的不公将其置于自私与残酷之中。”

又说：

“我们都得变得像孩子那样纯真无瑕。”

奥丝娜特站在门口说：

“孩子都被宠坏了，残酷，自私。像我们一样。”

然而，因为他们都没有孩子，也因为他们不想让晚上在争论中结束，两人都没有进一步阐释自己的不同意见，只是互道晚安。她走了以后，马丁床边的小灯依然亮着。他从枕头底下拿出一包香烟，利用奥丝娜特离开的机会，抽了半支，在烟灰缸里把烟头掐灭，喘着粗气，而后把氧气罩放到自己的脸上，呼吸急促而微弱。他倚靠在枕头上，看一个著名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写的一本书，这个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权威以及屈从于权威乃是对人性的背离。而后他半坐着打了个盹儿，透明的氧气罩挡住了下半边脸，灯依然亮着，在他床头一直亮到天明，纵然马丁相信浪费是一种榨取，节约是道德需要，但是黑暗令他恐惧。

奥丝娜特临走时拿走了托盘，然而绝大多数食物还剩着。她把托盘放在门廊的台阶上，第二天早晨去洗衣房上班时拿到基布兹厨房。而后她在柏树林里的大路上散了会儿步，花园里的灯把大路照得通明。自从布阿兹弃她而去跟阿丽埃拉同居以来，奥丝娜特变得对周围的一切尤其敏感，注意路人的说话、鸟鸣和狗叫。散步时，她觉得自己听到了马丁叫她回去，但她意识到那只是她的想象，因为即便马丁叫她，她在这么远的地方也不可能听见。

斯拉娃奶奶独自坐在这条柏树大路中间的长凳上，身穿一条宽松的棉布裙、开口凉鞋，露出粗糙、弯曲、发红的脚趾。她既是寡妇，又是失去孩子的母亲。基布兹人一律怕她，他们叫她巫婆，叫她妖怪，因为她总是数落人，如果有人惹她生气就会当面发难。奥丝娜特跟她打招呼说晚上好，斯拉娃奶奶用一种嘲弄苦涩的腔调问：“怎么回事，究竟是什么使这个炎热潮湿的晚上这么美好？”

奥丝娜特回到她的住处，给自己倒了一杯加了柠檬露的冷水，脱掉凉鞋。她光脚站在敞开的窗子前，自言自语，似乎多数人需要的温暖与温情比别人所能给予的多，基布兹委员会的人无法弥补供求之间的赤字。她想，基布兹在社会秩序方面有些微改变，但是人难以满足的天性没有改变。委员会表决将永远无法根除嫉妒、狭隘与贪婪。

她洗净杯子，把它倒放在干燥架上，脱衣上床。她家和马丁家只隔了一道薄墙，她知道要是他咳嗽或气喘的话，自己会立即醒来，穿上睡袍，急忙到隔壁帮忙。她睡觉很浅；耳朵可以听见黑暗中的声声犬吠，夜鸟的声声尖叫，浓密丛林中风儿的声声叹息。但是夜晚静静地过去，只听得夜风吹过无花果树。黎明前夕，草坪上落下浓浓的露水，月光洒向万物，照亮了晶莹剔透的淡银色露珠。

鸽子像平时一样在六点之前便把奥丝娜特唤醒。她洗澡，穿衣，敲敲马丁家的房门看看他身体如何，收起昨天的托盘，去往洗衣房。马丁从床上起来，慢慢地穿上衣服，弯腰穿鞋。一用力，他便喘不上气。他喝了些水，用基布兹健康委员会分配给他的一辆旧婴儿车推上他的氧气箱，去修鞋铺。他走路缓慢，费劲儿地拖动双脚，因为觉得呼吸困难，尤其是上坡时。在电工房附近，他碰见了电工纳胡姆·阿塞洛夫，两人一起谈论了一些政治问题，还有本-古里安政府。纳胡姆说政府正在用报复性的突袭惹怒整个世界，马丁回答说，任何政府都是多余的，毫无例外，我们的政府更是双倍多余，因为犹太人已经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没有政府的民族可在精神上和社会上生存，甚至兴旺达数千年之久。马丁一边说话，一边点燃一支香烟，但是没抽上两口，又被呛到了。他把烟掐灭，把烟头放回衣兜里。

纳胡姆·阿塞洛夫说：

“别抽了，马丁。你不该抽烟。”

“我们不该告诉别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马丁说，“我们生来都是自由的，但是我们用自己的双手给对方戴上镣铐。”

“我们相互提防。”纳胡姆叹了口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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