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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回到酒店后，索妮娅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平价酒店的客房就是这样，白天太暗，晚上太亮。室外的一线灯光透过没有层叠褶皱的单薄窗帘，照亮了天花板上一个容易引起幻觉的米色旋儿。在咖啡因的刺激下，她思绪翻滚。即使没有灯光和咖啡，薄薄的床垫也让人难以入眠。

索妮娅反复揣摩着自己在这座城市中找到的欢乐。旁边床上，玛吉有节奏的呼吸离她只有几英寸远，令她异样地舒适。她彻夜沉思，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回避朋友提出的问题。不管自己说什么，玛吉迟早都能找到真相，说再多，她也能一眼看出个中究竟。如果玛吉问别人：“你好吗？”她只需看看对方回答时脸上一闪而过的阴影，就可以知道答案。这就是詹姆斯以及很多男人都不喜欢她的原因。对男人她洞若观火，而且太喜欢批判，从不让他们敷衍着蒙混过关。

正像玛吉仁慈的描述那样，詹姆斯“干巴巴”的，不单指年龄，还有举止。可能从摇篮时期开始，乏味的感觉就在他身上扎根了。

在詹姆斯照着罗曼史课本对她展开一系列追求之后，他们五年前举行婚礼，那是一幕精心设计的童话般完美的情景。躺在这张坚硬狭窄、与她洞房之夜睡的奢华铺张的有四根帷柱的婚床截然不同的单人床上，索妮娅的思绪回到了詹姆斯出现在生命中的那一天。

他们相遇时，索妮娅二十七岁，而詹姆斯的四十岁生日快到了。他是一家小型私人银行的初级合伙人，在职业生涯的最初十五年中，他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雄心勃勃地沿着职场的阶梯向上攀登。负责某项交易时，一个电话打来，他可能就得在办公室待上二十四小时。他偶尔将酒吧里的女人带回去过夜，但从不打算带她们去见父母。有一两次，他与银行里那些穿着细高跟鞋向他献媚的前台接待发生了关系。可这些艳遇都毫无结果，这些女孩迟早会悄然离去——通常是到另一家银行去做私人助理。

在四十岁生日前的几个星期里，按照银行的美国老板们的说法，詹姆斯开始“将此事提到第一议程上”。他需要一个人，能带着一起去看歌剧，参加宴会，为他生儿育女——换种说法，他想结婚了。索妮娅几年后终于意识到，她恰逢其时地完成了他记事本上“该做的事”中的一项。

索妮娅清晰地记得他们初次见面的情景。詹姆斯的老板伯克曼·怀尔德那时兼并了另一家银行，委托她所在的公关咨询公司进行品牌重组。索妮娅参加金融机构的会议时总是穿得很热辣，她知道在城市银行工作的男人通常有这种品位。她一出现在银行董事会的会议室，詹姆斯便发现了她的魅力。金发美人，娇小袅娜，紧身裙完美地勾勒出翘臀，透过丝绸外衣隐约可见蕾丝胸罩上那朵优雅的杯形花——她满足了男性的多种幻想。詹姆斯盯着她，目光几乎令她不舒服。

“像水蜜桃一样。”午餐时分，詹姆斯对一个同事这样描述索妮娅，“而且明艳照人。”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她回来参加另一场会议时，他邀请她一起吃工作餐；后来，又请她在酒吧里喝酒。一周之内他们就完成了詹姆斯口中的“一项”。索妮娅迅速坠入爱河，飘飘然游离在真实之外。他不仅相貌英俊，慷慨大方，还填补了她生活中的每一个空缺。他出身于一户庞大的纯英伦式的乡间望族。这种坚实的基础正是索妮娅的生活所缺乏的，这些让她感到安全。二十多岁时经历的两段恋爱令她伤心欲绝。两位前男友，一个是音乐家，另一个是意大利摄影师。他们都对她不忠，而詹姆斯的魅力就在于他的可靠以及公立学校背景带来的稳健。

“他比你大那么多！”她的朋友都反对。

“年纪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吗？”索妮娅反问。

也许正是年龄的差距给了他挥霍无度地向她示爱的资本。情人节，他没有送她一打红玫瑰，而是送了一百四十四朵，她在斯特雷特姆的小公寓几乎装不下。生日那天，她在一杯香槟的杯底发现一只两克拉的钻戒。她从未享受过这般宠爱，也真的从未体会过这样的幸福。“我愿意。”这是她唯一可能的回答。

索妮娅没有放弃她喜爱的工作，但詹姆斯仍为她提供了长期的安全感。作为回报，她带来的嫁妆就是生儿育女的可能和对婆婆的容忍——在这位婆婆眼中，谁也配不上她儿子。

躺在格拉纳达这间窄小的酒店客房里，索妮娅想起了他们光彩夺目的白色婚礼。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他们还录了一盘专业的录像带，偶尔拿出来重温。婚礼在他们相识两年后举行，地点是格洛斯特郡詹姆斯老家附近的一个村庄。索妮娅在南伦敦一个邋遢的地区长大，那里无法为婚礼提供诗情画意的背景。宾客人数显然不均衡：新娘家的客人明显比新郎家的少得多。新郎家客人爆满，包括詹姆斯的远房兄弟姐妹、成群的小孩和他父母的朋友。但索妮娅这边，唯一值得注意的是她母亲的缺席——她知道父亲也感觉到了。除了这一点，一切都完美无瑕。结成花环的小苍兰从教堂的四壁垂散下来，空气中弥漫着清香。当父亲挽着索妮娅的手，陪她走过白玫瑰围成的拱门时，美丽的一切让她大吃一惊。索妮娅穿的婚纱几乎覆盖了过道，她飘然而至，朝地毯对面的新郎走去。她戴着鲜花花冠，阳光在她头上映出一圈光环。家里墙上的银框照片仍会让她想起，那一天，她看上去是半透明的，有着梦幻般的美丽。

婚礼宴会有四道大餐，三百人参加，在粉红色的糖果条纹大帐篷下举行。结束后，詹姆斯和索妮娅坐着宾利车去克莱夫登。第二天上午十一点，他们就踏上了去毛里求斯的旅途。开头十分完美。

很长一段时间里，索妮娅都喜欢被宠爱、被照顾的感觉。她喜欢詹姆斯为她开门，喜欢他去罗马出差为她带回来的装在丝饰小盒中的绸缎内衣，从巴黎带回来的像俄罗斯套娃一样装在一层层小盒中的香水，从机场买的不太适合她的香奈儿和爱马仕的丝巾。打扮她，为她选择香水，这是詹姆斯从父亲身上沿袭的习惯之一。索妮娅的公婆理查德和戴安娜共同生活了将近五十年，因此这一手法女人一定喜欢。詹姆斯显然是这样推断的。

他们都有自己感兴趣的事业。索妮娅换到一家年轻的小公司，致力于制造业企业的公关事务，而非为城市银行的金融机构服务。她觉得私人生活中的银行家和律师已经够多了。但她不介意詹姆斯懒得改变工作形态。无论日夜，他随时都可能被电话打扰或处理伦敦、东京和纽约间的国际电话会议，这就是银行家为高薪付出的个人成本。索妮娅完全理解，从不介意他每周几次与客户吃饭。晚上在家时，除了读一读《投资人纪事报》或茫然地看几眼电视之外，他几乎没有精力做别的，极少的例外是偶尔去看电影，以及和索妮娅一起举办或参加的定期宴会。

一切看上去都很美。他们拥有一切：工作都很不错，在旺兹沃思拥有一套稳定升值的房子，还有足够的空间养育孩子。他们之间的关系貌似很稳定，就像他们的房子和居住的街区一样。生活的下个阶段显然是当父母，但让詹姆斯恼火的是，索妮娅总是推三阻四。她开始找借口，为自己，也为詹姆斯。通常她会说现在不是好时机，不能让事业出现断层。但她不得不对自己承认，真正的原因没这么简单。

记不清从哪天起，丈夫的酗酒成了问题。也许没有确切的时刻。某一杯酒，某个酒吧，或詹姆斯回家的某一夜，都让她感觉他“喝得太多了”。也许是一场商务宴会或一个聚餐派对，也许就是他们上个星期举办的那次宴会，那时他们在巨大的桃花心木餐桌上摆出最好的瓷器和雕花玻璃杯，这些都是他们五年前举办婚礼收到的礼物。

她可以描绘出那幅情景：客人们站在他们冰蓝色画室中令人舒适的阴影里，一边端着细长的酒杯啜饮香槟，一边按照惯常的模式随意闲谈。男人们都穿得很正式，西装革履。女人们也有严格的穿衣准则：飘逸的裙摆、矮跟鞋，还有总是同时穿的“两件套”——戴上钻石首饰和一套叮当作响的手镯才合乎社交礼节。她们这代人优雅而随意的着装风格是柔美的，有些风情，却绝不风尘。

索妮娅想起交谈通常遵循的模式：先讨论何时能为孩子在幼儿园报上名，再说两句房地产价格又在下跌，还有听说社区最近新开了一家熟食店，接着简单说说附近街道上一桩可怕的车祸，然后男人们开始讲网上流行的黄色笑话，让气氛轻松起来。每次面对这种听到上句就能猜到下句的中产阶级的谈话，她都乏味得想要尖叫。她与这些人没有任何共同点。

那天晚上，像往常一样，詹姆斯迫切地想炫耀他收藏的大批古董葡萄酒。男人们在城里工作了长长的一周，早已疲惫，他们享受着那几瓶一九七八年的勃艮第葡萄酒。才喝了一两杯，他们的妻子就投来不满的目光，因为她们知道一会儿得亲自开车回家。

半夜时分，雪茄终于来了。

“来，来。”詹姆斯劝着，将一盒纯正的哈瓦那雪茄分给大家，“保证每一支雪茄都在处女的大腿中间揉过！”

尽管这句话男人们早已听过上千次，他们还是爆发出一阵大笑。

对于四十六岁的詹姆斯这样的保守银行家来说，这样的夜晚十分完美：安全、受尊敬，与父母享受过的夜晚完全相同。事实上，的确与老卡梅伦夫妇举办的宴会没什么不同。詹姆斯曾有一次对索妮娅说，他还记得小时候坐在楼梯平台上，从扶手之间窥视。他能听到从餐厅飘来的谈话片段和偶尔爆发的大笑。房门打开又关上，母亲匆忙走进厨房，又匆匆走出，将几碗汤或肉汁烩菜慷慨地放入餐车。这种窥探往往在客人离开前就结束了，宴会的欢乐都描绘在他的想象中。有时，索妮娅想知道，他父母是否会为夜宴后的残羹而吵嘴，或者他母亲会有多少次在凌晨两点才精疲力竭地爬到床上，在鼾声如雷的丈夫身边睡下。

上个星期，半夜过后客人们才全部离开。面对着令人沮丧的宴会残局，詹姆斯显得异常烦躁，索妮娅大吃一惊，因为与平时一样，在家里宴请城市银行的同事和他们爱尖叫的妻子，是他的决定。她不喜欢也不善于处理那些不能用洗碗机烘干的娇贵玻璃杯、盛满烟头的烟灰缸、沾满绿色水泥般残羹的碗、因洒上葡萄酒而污迹斑斑的桌布以及染上唇形口红印的白色亚麻餐巾。有人将咖啡洒在了地毯上，但没吱声，还有一把白色的扶手椅被泼了一摊红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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