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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1页）

拉丁美洲的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叶前后的崛起，使同时代的西方文学黯然失色。然而，说起拉美文学与西方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关系，即便在拉美的文学界，亦有不少的争议。这种争议有些类似于中国一度嚷喧不休，至今余波未定的民族性与世界关系之诘辩。不过，在博尔赫斯看来，争论本身并没有多少价值。他在《阿根廷作家与传统》一文中指出，那种担心向西方学习从而丢掉本民族的“地方特色”的忧虑，其实是荒谬的，因为真正土生土长的东西是不需要任何地方色彩的。他举例说，英国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写的是斯堪的纳维亚题材，而法国的拉辛则往往从希腊、罗马的史诗中汲取灵感。民族主义者貌似尊重民族或地方特色，而结果却只能使创造力陷入自我封闭，窒息以至衰竭。在另一个场合，他不无调侃地检讨自己的“错误”：“我一度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阿根廷人，却忘了自己本来就是。”作为一个“宇宙主义”者，博尔赫斯的这一观点也许不难理解，他本人的创作与欧洲大陆的文学传统（尤其是英国、法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题材则涉及阿拉伯，印度和中国。

阿莱霍·卡彭铁尔在谈到拉美文学的辉煌成就时，曾不无自豪地宣称，当代所有的拉美作家都具有世界眼光。他本人的创作即是从超现实主义开始的，而阿里斯图亚斯、巴尔加斯·略萨、胡安·鲁尔弗、富恩特斯、科塔萨尔等作家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现代主义的叙事方式。这固然与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影响不无关系，但更为重要的，叙事方式的变革，形式的创新也是真实表现拉丁美洲现实的内在要求。也就是说，并非作家人为地制造荒诞与神奇，拉丁美洲的现实本身就是荒诞与神奇的。这块有着不同的种族、血统、信仰的新大陆所构建的光怪陆离、荒诞不经的现实，也在呼唤着别具一格的新的表现方式。在《百年孤独》中，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将火车描述成一个“行进中的村庄”，电影演员主演不同的电影被描述成“死人复活”，用“凉得烫手”来形容机器制造的冰块时，他只不过是说出了一种拉丁美洲人司空见惯的真实而已。因为西方现代文明的介入不是渐近的，而是像刀子一样直接切入的，欧洲现代发达的科技文明与印第安部落的古老的认知能力杂陈一处，所谓的荒诞，或者马尔克斯说的那种“拉丁美洲的孤独”就自然产生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曾说：“现实是最伟大的作家。我们的任务，也许可以说是如何努力以谦卑的态度和尽可能完美的方法去贴近现实。”客观地说，拉美作家在借鉴西方的现代主义叙事系统的同时，也极大地丰富甚至是改造了这一系统。无论是魔幻现实主义，还是结构现实主义，实际上与欧洲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现代主义小说叙事相比，已经有了极大的不同。

加西亚·马尔克斯曾说，拉美的现实向文学提出的最为严肃的课题，就是语言的贫乏。马尔克斯对语言问题的关注，在拉丁美洲作家中并非个别现象。实际上，一代又一代的拉美作家一直在致力于寻找并创造一种有效的叙事语言，用来描述拉美的独特现实。大部分拉美作家都用西班牙语（也有人使用法语）写作，但拉美的西班牙语是融合了印第安语、黑人土语并在历史的延续中发生着重要变异的泛美语言。一个墨西哥人能够理解古巴方言，而一个古巴人对于委内瑞拉俚语也能耳熟能详。正是西班牙语自身的灵活性，可以使不同国家地区的作家随时对它加以改造：拆解并重组它的结构，改变词性和修辞方法，甚至重新创造出新的词汇，而这种“语言的游戏”却不会妨碍交流与理解，这的确是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不过，里维拉的《漩涡》却是一个极端的尝试，作者醉心于用方言写作，其结果是读者如不查阅词汇表，小说几乎难以卒读。拉美作家似乎很少去关注语言的纯正性和规范化，他们迷恋的是语言在表达上的力量、无拘无束的有效性，不管怎么说，拉美的西班牙语与早期的卡斯蒂利语、当代的西班牙语已经有了惊人的差异。我一直认为，叙事语言的成熟是拉美文学爆炸得以产生的前提之一。

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关注的语言问题，除了文字本身以外，更为重要的也许是“形式”。也就是语言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他觉得有必要创造一套全新的叙事话语来适应拉美的现实。这一说法与詹姆斯·乔伊斯在倡导形式革命时的宣言如出一辙。不过，马尔克斯所师承的欧美现代主义叙事大师，既不是詹姆斯·乔伊斯，也不是马塞尔·普鲁斯特，而是弗兰茨·卡夫卡、弗吉尼亚·沃尔芙、威廉·福克纳、海明威、胡安·鲁尔弗。卡夫卡教会了他如何通过寓言的方式把握现代生活的精髓，并帮助他重新理解了《一千零一夜》的神话模式，打开了一直禁锢他想象力和写作自由的所罗门瓶子。威廉·福克纳则给他提供了写作长篇小说的大部分技巧，福克纳的那些描写美国南方生活的小说充满阴郁、神秘的哥特式情调，坚定了马尔克斯重返根源的信心；而且福克纳那庞大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也在刺激着他的野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在追随福克纳，甚至还按照他的教导，尝试在妓院中写作。直到他有一天读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之后，福克纳的影响才有所抵消。马尔克斯在阅读这部作品时所受到的震撼是显而易见的，他忘记了四十度炎热的气候，“犹如拉响了一根爆破筒”，海明威用简单、清晰的结构和语言把握复杂深邃的现实生活的天才使他获益匪浅。《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从叙事上可以看出海明威风格的直接影响。弗吉尼亚·沃尔芙同样对马尔克斯意义重大。马尔克斯本人在回忆自己阅读《达洛卫夫人》的经验时承认，这部作品开头对于马贡多镇的缔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但是（轿车）里面确实坐着一位大人物；大人物正从这里路过，她隐身遮面，与平民之隔伸手可及，这些百姓或许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英王陛下，即国家永不磨灭的象征近在咫尺；这个国家将来会被辛勤的考古工作者在时间废墟的挖掘中发现，当伦敦变成一条长满野草的小径的时候，当所有那些在这个星期三的上午匆匆行进于人行道上的人都变成白骨，白骨里剩下的几枚结婚戒指埋没于自身尸体化作的泥土和无数个镶过牙齿的金质外壳之中的时候，轿车里的那张脸将大白于天下。”（转引自《追根溯源》第九章）

这段文字彻底改变了马尔克斯的时间感，使他“在一瞬间预见到马贡多镇崩溃的整个过程及其最终的结局”。更为主要的是，马尔克斯理清了历史、传说、家族生活三重时间的关系，这对《百年孤独》、《家长的没落》的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追根溯源》所记述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其说是一名作者或游历者，还不如说是一个贪婪的读者。无论他走到哪里，阅读从未停止。从《一千零一夜》、《安提戈涅》到《白鲸》、《变形记》，一切文学经典都成了他学习，借鉴，甚至模仿的对象。如果说，游历使他获得一个重新审视拉丁美洲的地理上的视角，那么与异域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相遇则帮助他进一步确定了自身的特性。殖民地文化也好，欧洲强势语言也罢，马尔克斯的准则首先是了解和学习，然后才谈得上击败、摧毁和重建。在文学上，他有着数不清的先驱者和导师，却没有顶礼膜拜的偶像，巴尔加斯·略萨把马尔克斯称为“拉丁美洲的弑神者”，所指的不仅仅是他介入现实的政治热情，也许还有蔑视一切权威与定规的勇气。

T.S.艾略特曾说，我们所有的探寻的终结，将来到我们的出发之地。卡彭铁尔在临终前亦留下了“回到种子”的神秘遗言，马尔克斯的文学经历似乎也向我们勾勒出了“向外探寻”和“向种子回归”的过程。然而，僵死的、一成不变的、纯粹的传统只是一个神话，因为现实本身就是传统的变异和延伸，我们既不能复制一个传统，实际也不可能回到它的母腹。回到种子，首先意味着创造，只有在不断的创造中，传统的精髓才能够在发展中得以存留，并被重新赋予生命。这也许就是《追根溯源》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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