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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五卷书（第1页）

印度人民是十分富于幻想力的。从很古的时代起，他们就创造了不少既有栩栩如生的幻想又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的神话、寓言和童话。

在最初，这些寓言和童话大概都是口头创作，长期流传在人民中间。人民喜爱这些东西，辗转讲述，难免有一些增减，因而产生了分化。每一个宗教，每一个学派，都想利用老百姓所喜爱的这些故事，来达到宣传自己教义的目的，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因此，同一个故事可以见于佛教的经典，也可以见于耆那教的经典，还可以见于其他书籍。佛教徒把它说成是释迦牟尼前生的故事，耆那教徒把它说成是大雄前生的故事，其他的人又各自根据自己的信仰把它应用到其他人身上。

此外，还有一些专门搜集这样的寓言和童话的书籍，比如月天的《故事海》、安主的《大故事花束》等等，都是很著名的，都是一直到今天还为人民所喜爱的，也都流传很广，被译成了许多语言。

但是，其中最著名的、流传最广的却不能不说是《五卷书》。

按照印度传统说法，《五卷书》是《统治论》的一种。它的目的是通过一些故事，把统治人民的法术传授给皇太子们，好让他们能够继承衣钵，把人民统治得更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皇帝们就让人把人民大众创造出来的寓言和童话加以改造，加以增删，编纂起来，教给太子们读。《五卷书》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因为时代久，流传广，《五卷书》的本子很多。原本是什么样子，现在已经无法推断。在印度，在尼泊尔，都有不同的本子。西方梵文学者根据本子的繁简，还分了“简明本”、“修饰本”、“扩大本”等等。所谓“修饰本”是1199年一个耆那教的和尚补哩那婆多罗受大臣苏摩之命根据已有的一些本子编纂成的。补哩那婆多罗虽然自称“逐音节、逐字、逐句、根据每一个故事、根据每一首诗”把《五卷书》校阅了一遍，但是，事实上，他增添了不少的新东西。这个本子流传很广，影响很大。我们现在的这一部汉译本就是根据这个本子译成的。

在《五卷书》的新改编的本子中，最著名的应该说是《益世嘉言集》，作者自称是那罗衍那。在开场诗里面，作者说，他这一部书是根据《五卷书》和其他的书籍写成的。实际上，这里面增加了不少的新故事，几乎等于一部新作。这一部书很早就为欧洲人所知，被译成了不少的欧洲语言。德国诗人海岱和吕克特都曾利用过其中的材料。

在印度本国，《五卷书》和《益世嘉言集》都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译了许多方言。11世纪到过印度的阿拉伯旅行家阿尔·贝鲁尼就已经看到一部古代印地文的《五卷书》。古扎拉提语、德鲁古语、加那勒斯语、泰米尔语、马拉雅兰语、莫底语和其他通行较广的现代印度语言，都有《五卷书》的译本。

在国外，通过了6世纪译成的一个帕荷里维语的本子，《五卷书》传到了欧洲和阿拉伯国家。在一千多年的时间内，它辗转被译成了阿拉伯文、古代叙利亚文、德文、希腊文、意大利文、拉丁文和多种斯拉夫语言，其中包括捷克文、俄文等等，还有古代希伯来文、法文、丹麦文、冰岛文、荷兰文、西班牙文、英文、波斯文、土耳其文、察合台文、乔治亚文、格鲁斯文、瑞典文、匈牙利文、古代西班牙文、暹罗文、老挝文、蒙文等等。四十多年前，在1914年，曾有人算过一笔账：《五卷书》共译成了十五种印度语言、十五种其他亚洲语言、两种非洲语言、二十二种欧洲语言。而且很多语言还并不是只有一个译本，英文、德文、法文都有十种以上的本子。从1914年到现在，又过了将近五十年了，世界上又不知道出现了多少新的译本。

只是从译本的数目上，也就可以看出《五卷书》在世界上影响之大。它的影响还表现在深入人心上。《五卷书》里面的许多故事，已经进入欧洲中世纪许多为人所喜爱的故事集里去，像《罗马事迹》和法国寓言等等；许多著名的擅长讲故事的作家，也袭取了《五卷书》里的一些故事，像薄伽丘的《十日谈》、斯特拉帕罗拉的《滑稽之夜》、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拉·封丹的《寓言》等等都是。甚至在格林兄弟的童话里，也可以找到印度故事。在亚洲、非洲和欧洲许多国家的口头流传的民间故事里，也有从《五卷书》借来的故事。

这一部书为什么在印度国内外这样流行这样受到欢迎呢？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进行一些深入细致的分析。

大体上分析起来，这一部书包括两部分：散文与诗歌。说故事的任务由散文担负，而诗歌（除了一个是例外）是分插在散文里面的。因此，这一部书既是一部寓言童话集，又是一部格言谚语集。从两者的内容上来看，从《五卷书》各种异本衍变的历史上来看，用诗歌形式写成的格言谚语这一部分大概是后加进来的。一方面，因为阿拉伯文译本根本没有诗歌；另一方面，也因为从内容上来看，诗歌这一部分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很多都不是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与那些寓言童话有相当大的距离。

我们分析这一部书的时候，应该把散文部分与诗歌部分分别对待，而以散文部分的寓言和童话为主要的分析对象。

我们并不否认，在诗歌部分里，也有很好的东西，很健康的东西，是印度思想中的精华。但是，一般说起来，这里面的诗歌不是出自老百姓之手，而是文人学士的作品。在所有的故事中，只有一个是用诗歌体来叙述的（第三卷第八个故事），而恰恰这个故事表现了极不健康的宣传牺牲、宣传逆来顺受、宣传自焚殉夫的野蛮风俗的情况，这是耐人寻味的。

在这一部书里，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道德教训，有一个伦理的意义。但是这一个道德教训与故事本身是不是有必然的联系呢？根据我自己的看法，是没有的。当初老百姓创造这些故事的时候，他们可能是想通过一定的故事，说明一定的问题。但是，到了后来，出现在不同的书里的同一个故事，有时候竟然有迥乎不同的伦理的意义。这就说明，道德教训与故事本身是没有必然的联系的，它只是根据编纂者目的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因此，我们现在对这些寓言和童话进行分析，应该根据故事本身，而不应该根据编纂者强加到这些故事上的那些伦理意义。

在这些故事里，印度古代社会上各阶层的人物几乎都出现了：国王、帝师、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商人、农民、法官、苦行者、猎人、渔夫、小偷等等，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但是这还不是本书的特点，本书的特点是，在这些故事里，出现了各种的鸟兽虫鱼：狮子、老虎、大象、猴子、兔子、豹子、豺狼、驴、牛、羊、猫、狗、麻雀、白鸻、乌鸦、猫头鹰、埃及檬、乌龟、蛤蟆、鱼、苍蝇等等都上了场，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这些鸟兽虫鱼，虽然基本上还保留了原有的性格，比如狐狸和豺狼狡猾，驴子愚笨；虽然还没有脱掉鸟兽虫鱼的样子，没有像《西游记》和《聊斋志异》上那样，摇身一变变成了人；可是它们说的话都是人的话，它们的举动是人的举动，而思想感情也都是人的思想感情。因此，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些鸟兽虫鱼实际上就是人的化身，它们的所作所为也就是人类社会里的一些事情。

既然这些鸟兽虫鱼是人的化身，它们的思想感情是人的思想感情，那么这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里什么样的人的思想感情呢？

这些故事，除了经过文人学士的删改、或者出自他们之手的那一小部分以外，都是长期流行民间的，最初都是口头创作。创作者除了人民以外，不会是什么别的人。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故事里的鸟兽虫鱼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基本上都是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

谈到什么样的社会，那就牵涉到这些故事产生的时代。从什么时代起，就有了这些寓言和童话，现在很难确说。在公元前6世纪写成的古希腊的《伊索寓言》里，已经有了印度产的故事。这就说明，最老的故事至迟在公元前6世纪已经存在了。《五卷书》的帕荷里维文译本是6世纪译成的，阿拉伯文译本是8世纪译成的，我们现在这个译本所根据的梵文本是1198年编写成的。如果真正有晚出的故事的话，至晚也晚不过12世纪。所以，概括地说，这些寓言和童话都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的老百姓创造出来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故事里的鸟兽虫鱼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基本上是印度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老百姓的思想感情。

同印度其他一些比较流行的文学作品比较起来，读这些寓言和童话，会让人深刻地感觉到，创造这些故事的人民，对待人生的态度是肯定的，积极的，实事求是的。他们既没有把人生幻想成天堂乐园，也没有把人生看做地狱苦海。人生总难免有一些喜怒哀乐，他们也就实事求是地严肃地对待这一些喜怒哀乐，没有沉湎于毫无止境的无补于实际的幻想，而是努力找出一些办法，使自己过得更好一点，更愉快一点。

这种情况同印度正统哲学所代表的倾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印度正统哲学把人生看成是幻影，像水泡，像电光火花，像影子一样地虚幻。它对待人生的态度是否定的，消极的，想入非非的。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老百姓是实际生产者，他们天天从事生产活动，他们关心生产，关心劳动，关心一切现实的东西；不会有像那些吃饱了饭没事干的人有的那种思想感情。

读这些寓言和童话，还令人深刻地感觉到，这里面有不少的素朴的辩证法。第一卷第二十八个故事里的那杜伽说过：“生命本来就是这样子，没有任何东西是一成不变的。”第二卷故事要结束的时候，尸赖拿引用了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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