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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第一章　　一个猜想引起

公元2008年（戊子年）注定不是一个平凡的年份，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百年一遇的几件大事。

首先，如期而来的是冰冻害。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为这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忙昏了头的时候，一不小心上世纪才进入中国的交通工具——火车在潍坊相撞了。齐鲁大地，那在春秋战国时期可是一个谁也不敢小视的地方，我们的孔夫子就生活在这块地方，其实也许就是这样一位圣人他未必能阻止张场交通事故的发生，毕竟他已经措骨扬灰了，如果按照我们的阴阳灵魂学说来说，孔夫子应该看到了也感觉到了这场灾难——他的灵柩里这儿太近了。我不知道这位老人家在地底下怎么想的，要是知道我估计我自己也距离马克思不远了（首先声明，我是一个有十余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不相信有灵魂的存在，但我相信在苍茫大地上有一双眼睛，所以出现这样的事情，我只能找的我的灵魂收集人——马克思）。

其次，大地震让世界震惊。汶川、北川，这两地名称为所有媒体上提起最多的地方，而且带来了一个很古老的民族——羌。中华民族最早的民族分类应该归结于汉代，而且汉代也没有像现在那样具体分类，基本上分为四类：中国、戎、匈奴、夷。中国到后来就变成了汉族，而戎就变成了氐羌（在民国时期称为“高山”），匈奴更成为中国的噩梦，虽然大部分最后融入了中国——汉，可是这是上千年战争的最后结果，也是中华文明交融的结果，夷更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渐南迁，大多数被中国吸收同化，少数人可能因为原来属于部族贵族，保留了一定的民族习性，成为南方几个少数民族的祖先。羌是我国少数民族中很独特地民族。首先，民族起源很早，据我查证估计与中国的起源相差无几，也就是说当现在的河南地区出现了有文字部落——夏商周部族，羌的祖先——戎就和中原有着不可分的血缘。据目前的考古学家挖洞掘墓，羌人的祖先大抵居住在甘肃陇南和武威，所以就有了武都羌和凉州羌，而且肯定地说：这两支羌人已经在公元前17世纪之前经历了新石器时代。也就是说在中原大地上奴隶社会来临前，这两支羌人也已经从树上下来了，成为有一定劳动创造能力的部落组织，也正在经历奴隶社会的变革。凉州羌到目前为止无法找到他们最后的归宿，也许是在中华民族的大交融中消失了，因为这支羌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没有建立自己独立的政权，无法考证。而武都羌却不同，虽然他们在与中原文明的交往中也渐渐失去了自己的许多独特的区别，比如独立的文字，可是在汉民族（应该是拜托史太公《史记》中的分类）出现后，在东晋以后还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仇池、武都等国家，所以历代的统治者对这支羌人格外关注。在这样的关注下，我们找到了武都羌最后的落脚地——四川阿坝州（大多数武都羌的后人居住在这儿，少数一部分还居住在甘肃陇南、四川北部、陕西西部及云贵高原地区），也就是在大地震中深受其害的居民。

第三，在顺利迎来百年奥运在中国的表演后，全球金融风暴来临，更重要的是武都发生了民官纠纷，时间不短也不长，只有两天。在世界政坛和经济界都认为这一届中国领导人不错情况下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无法给大家说我的感受。因为很不幸，我就是武都人，而且距离这次矛盾激发地——甘肃省武都区东江镇只有一江之隔，并且近两年我回家的次数也很多，对这些居民的情绪我是深切地感受到。无论这件事情怎样结束，所有媒体的官方报道我只有一笑置之，不作任何评论。

在2008年快要结束之际的一天，准确地说：戊子年11月30日。我从我的办公室出发，前往新华书店去寻找一本书（这是拜读《明朝那些事儿》后的决定。对不起，我这人读书有个习惯，那就是不太愿意记作者名字）——王阳明（王守则）的相关著作。可是很不幸，我没有找到这样书籍，只找了一本《庙会与中国文化》（高有鹏著，人民出版社），一个字眼深深打动我——“秦”。是啊，“秦”是中国大地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这个“我花开后百花杀”的王朝，尤其是统一后首先做的是统一度量衡和文字，这到底是为啥？因为度量衡是从经济的角度实现了中国的统一，而中国人的灵魂是方块字凝聚在一起的。这里面肯定有许多说不出来的东西。指望考古学家来寻找答案那是不现实的，从零零碎碎的经典中也很难寻找到具体的答案。因为经过2500多年的禁书坑儒和对经典的粉饰修编，寻找秦人以及秦人祖辈们的足迹那简直是痴人说梦。

办法还是有的。哥德巴赫猜想既然能成为千古之谜，我不妨利用猜想的方式来寻找秦人和秦人祖辈们的足迹。惊喜若狂。我们没有先驱们沐浴焚香的习惯，但是沐浴还是必要的。沐浴后，我从书架上找出《左传》、《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对照来观，齐鲁大地上在战国时期产生的风风雨雨从经典中还是显露出来了，秦人的足迹也是若隐若现，朦胧中我突发奇想：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统一帝国会不会是羌人建立的，虽然后来的统治者对武都羌盯得死死的，但对秦人入住中原没有盯住啊。

在这样的猜想下，我的一个大胆设想逐渐成立了，当然，我还需要借用胡适先生的“大胆的设想，小心的论证”来逐渐证实我的这个猜想。　。。

第二章　羌笛前奏

我国第一个统一时期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华大地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在我上学的时候，历史课本上就是这样说的，而且中华民族大统于公元前221年，这是中华文明的荣耀。至于秦始皇——赢政的民族，我想大多数人会不犹豫地填上“汉族”两个字，因为三秦大地没有少数民族，基本以汉族为主。但中国人喜欢追寻祖宗的渊源，秦始皇嬴政的民族我却要打一个问号（千万不要群起而攻之，我有我的理由）。据最新的考古发现，秦人和甘肃南部地区有很深的渊源，也就是周王朝的陇西地区，这也就是我说的“羌笛”。

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民族是没有分门别类的。无论是即将走向统治地位中原部族——周王室，还是来源于陇西地区的秦人，他们能够聚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敌人——殷纣，来自哪儿谁也不会去说，即使在战争中你们拿的是长矛，我们拿的是木棍上面绑一块石头，或者是你们骑高头大马（从地域学的角度讲，周王室的成员主要来自湖南地区，也不可能骑马上战场），我们骑牛骑驴骑猪，反正大家一起参加了战争，而且把共同的敌人打败了，我们最后就的一起坐下来商量怎样瓜分战争成果，而且在这样的会议中，你穿你的金缕玉衣，我穿我的兽皮，只要我们说的话还基本一致，你听得懂我说的话我也明白你的意思就足够了，毕竟打败殷纣大家也不容易，你伤了兄弟姐妹，我也把我的族人没有全部带回家，大家一样彼此彼此，我要既得利益，你做你的盟主，我服从你的管理就行了。就这样，河南中部的盟主——商王室被河南南部的部族打败了，中华大地上成立了一个看似强大的部族联盟国家——周，秦人的祖先——造父出现在周王室的视野却是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徐偃王作乱，原因也很简单：造父善于驾车，周穆王不是一个好领导，喜欢到处去打猎，刚好碰巧遇上了这件事，作为一个车夫，其实遇上这样的事情也是一筹莫展的，可是造父却不是一般的车夫，他骑上光着马背的西部高头大马，长驱直入，一不小心居然救了这个喜欢到处打猎的盟主，周偃王就这样给造父封地赵城，应该就是现在的陕西中部关中地区。这样的构想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战马问题。这样的构想主要还是来自造父的族人居住地——西北的地理环境。造父为何善于驾车？西北地区是最早进行驯马的部族，应该说在商王朝时，造父的祖先——中燏就在陇西地区驻防（在西戎，保西陲）。而作为战争重要工具——战马，在商周时期中华大地还是比较稀缺的，只有西北和蒙古地区有，尤其是西北马以耐力著称（汗血宝马那是舶来的品种，更为稀缺），至今西北马还在甘肃有两个地方大量饲养——武都和山丹。武都马个头较矮，耐力惊人，适合长途奔袭；山丹马个头要高一些，而且可能就是对边奔腾的“马踏飞燕”中那种马，适合短途冲击。山丹地区在周王朝时期是根本不可能纳入中原版图的，而且造父要从陇西地区一路奔驰到镐京，两千多公里，山丹马早已累趴下了，不可能在打败叛军中发挥任何作用，那么造父配备在军队中马种极有可能就是武都马，而且武都在周王朝时期也是陇西的辖区，在自己的辖区内驯马要比在千里之外的山丹寻找战马方便得多。

二是部族成员，也就是军队成员。众所周知，夏商周是一个以奴隶为主体的部落式社会组成结构，陇西地区是秦人的发源地，而且在汉代划分民族时就已经有了“子孙或在中国（汉），或在夷狄”，而武都的居民在汉代时是以氐羌为主，而秦人已经分成了汉和夷狄，而这一切主要是来自部族的分化，但世上征还是一个部族，尤其是一个祖先的子孙。由此，我们不难推断出，在史太公的《史记》里描述的这一场战争，秦人造父率领的还是自己的亲人，无论他是中国人还是夷狄人。那么在造父的军队里面最少已经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战斗兵种——骑兵，而叛军只有大家都有的兵种——车兵和步兵。

周王室统治时期的战争要比以后的战争文明的多，起码不会出现诸葛亮火烧赤壁这样的悲剧，毕竟奴隶是主要劳动力，在战争中损耗太多，没有人去参加农业生产，贵族们有没有吃喝，所以战争开始之前，上方首先排好战斗队伍，车兵（主要以贵族子弟组成）排在队伍的最前面，然后擂鼓，谁家的气势压过对方，谁家就获胜。也许有人要问：这样文明战争，谁还去在战争中拼个你死我活？其实我们谁也不能小瞧这些排在前面的车兵，车兵的数量就是势力的最好证明，古代战争，军队的数量是以“乘”为单位，车兵的多少直接决定战争的胜负。大家想一想，在战争中十辆车被二十辆车围在一起，十辆车的一方能战胜吗？答案是否定的。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造父，因为他有骑兵，而且骑兵数量和质量在后来几千年的战争中都直接决定战争的胜负，一直到明代一位造反皇帝——明成祖将火枪配备给他的队伍，骑兵才光荣退居二线，直到日本人侵入中原大地，骑兵又成为一个优势兵种，尤其在山区以其灵活机动性占据军队的重要位置。当然，春秋时期的战争文明也不能说，毕竟战争就是为了打败对方，战争总是要死人的，无论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说它文明，只是从战争表象上看，如果说古代的战争文明，只要是指战争一旦发生受死亡威胁的仅仅局限于平民——奴隶，奴隶主贵族坐在高高在上的战车上，即使失利也只有受伤最终被擒，因为战车给他足够的保护。当然也有没有受到保护的，造父就是没有办法获得这样保护的一个奴隶主。据我考证，给造父率领骑兵兵团的领袖也不是造父本人，因为从陇西出发，奔袭两千公里，进入河南境内那不是开玩笑的，作为奴隶主贵族的造父也不会骑在没有马鞍的马背上去这样做，唯一的可能就是造父让自己常居陇西南部——武都部族的一个贵族率领骑兵，自己坐着牛车在后面慢慢率领步兵兵团做后勤服务。

作为战争强大工具的马，在这个时候才进入贵族们的法眼应该很适合时代发展的步伐，尤其是适合山地行走的武都马种，身材较矮，毛鬃较短，对气候的适应性也很强（武都处于亚热带，属于较复杂的气候当中，多阴雨，气候潮湿，生物多样性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么，造父和后来沦为羌氐是怎样存在联系的哩？史太公已经给出了答案：“子孙或在中国（汉），或在夷狄”。至于后来武都最后沦为羌氐，答案也很清楚，那就是分化，中国人的先祖——黄帝和炎帝不就是部族分化才发生战争的吗。当然，明朝的罗贯中给出的答案更直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部族也是一样，更不要说即使后来的秦人封国封侯，还把陇西当作自己的根据地。

三是战争必需的后勤保障——军粮。史学家已经有了定论：现在在中国大地上普遍种植的小麦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而是舶来物种。当然具体的舶来时间史学界至今没有定论，有一些人坚持是公元前1300年左右，但有据可查的是在文景之治才在中国普遍种植，也就是说在公元前150年左右，黄河流域才大面积种植小麦，那么在公元前9世纪的周穆王时期人们吃的是什么？答案也是肯定的：菽、稷，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谷物。由于这些植物耐旱，对于靠天吃饭的社会而言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可是，秦人居住的陇西地区不但盛产菽、稷，还盛产中原地区少有其他食物——麻和荞麦（估计周王室们祭祀用的麦也是荞麦，毕竟不易得），当然南方还盛产那时候没有进入他们视野的稻（稻是中国最早的食物之一，不过生产水稻需要水，估计那时候的河南南部部族贵族们不可能兴修水利工程，不可能大面积种植），而且还存在人口问题，河南人口要多于西北地区，贵族们不可能在兴修道路的基础上再大修占地很多的水利设施（中国的人口问题看样子要在周穆王时代就该进入统治者的视野），道路是为了帝国统治（车兵行走），同时也为造反派方便（还是车兵）。

既然盘踞陇西地区的秦人有很好的军粮，也有当时很先进的军队——骑兵，秦人在后来的几百年里让中原贵族无可奈何也是必然，这也就是秦人在后来的几百年里只有打击别人的份儿的具体原因。

第三章　封城邑地

秦人据查可能文化程度不高，中原有文化的人也不可能来秦地居住。秦人对文化的渴望其实是不亚于唐代的日本人和北宋时期的西夏人。没文化，在古代尤其是在周王室统治时期而言就是无法进入统治核心，因为有文化就预示着有祭祀权，在祖宗意识之上的奴隶社会，封锁文化人外流就是防止统治权的外流（反正那时候文化交流也不发达，所有书籍不外乎就是动物的胛骨）。但是，周穆王对造父的格外厚恩也算是秦人们学习的绝好机会（估计造父在周穆王那里偷看了那些书籍，否则秦人的文化后来怎么也有了），所以在后来的几百年里秦人很难再走上统治者的视野，而且把自己的封地赵城也失落了（“自蚩廉生季胜已下五世至造父，别居赵。赵衰其後也”——《史记》）。

真是败家子，好不容易得来的封地很快就丢失了。

但是，如果就这样把秦人排除在中国历史之外，那你就大错特错，毕竟秦人还有其他地方没有东西——战马。武都马可以说是秦人咸鱼翻身的根本，第一次是骑上战马勤王，这一次却是第一次的延续。

公元前8世纪，周穆王的孙子周孝王时代来了。周王室的统治着无法具体来说，除非大奸大恶或者是非常有成就，否则很难在历史中留下他的足迹，尤其在西周时期，我大概算了一下，西周统治时期大概有四百多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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