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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第1页）

约瑟夫·海勒

1961年，《纽约时报》的版面有八个纵栏。那年11月11日，即《第二十二条军规》正式出版后的第二天，书评版登出了一份不同寻常的广告，上下贯通整版，且占据五个纵栏的宽度，视觉效果十分惊人。那天的书评评介的是另一位作者的作品，跟纵横字谜和所有别的内容一起，都被排挤到报纸的边上了。广告标题是这样的：什么是圈套？顶部展示了一幅剪影式的漫画，一个穿军装的人在飞行中，表情惊恐，眼睛瞥向侧边某种没有指明的危险。

这是《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出版通告。交织在文字中，通告提及了二十一个具有一定公共声望的个人和团体的赞誉之词。他们大多与文学和出版界有关联，在出版前都收到了小说，并且已经作了书评或给予了赞赏性的评论。

出版后数日之内，《国家》杂志发表了纳尔逊·阿尔格伦的书评（他也是我的著作代理人的客户，我的代理人力劝他阅读这本小说），评论《第二十二条军规》，说它“是多年来出自任何题材的最佳小说”。芝加哥一份日报发表了斯特兹·特克尔的书评，他同样高度赞扬了它。

这部作品出版时就获得如此关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的著作代理人坎迪德·多纳迪奥和编辑罗伯特·戈特利布的勤勉、热忱和欣赏，现在我愿借此机会把这个新版本题献给两位，他们是我的同仁和伙伴，他们的才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那天的《纽约时报》没有评介这部作品，不过《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莫里斯·多比尔的书评，多比尔先生是这样说的：“一本书，一辆野蛮、感人、惊心、欢闹、狂暴、令人快活的巨型过山车。”

《先驱论坛报》的评论者来评介这部出自无名作者的战争小说，几乎完全缘于巧合。佩雷尔曼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出版了他自己的作品，他比我有名得多，又是多比尔先生一次访谈的对象。他的出版社是西蒙与舒斯特，我的也是，而且作品的责任编辑也是同一人——鲍勃[1]戈特利布。当多比尔问及他本人的阅读时，佩雷尔曼先生回答说，他正在非常专心地读一本小说，是他的编辑催促他读的，叫作《第二十二条军规》。多比尔先生后来对我坦陈，他一回到办公室就发现该书已经跟别的书堆在一起了，这些书他自认没有时间为了撰写书评而仔细研读。若非戈特利布催促，佩雷尔曼是不会读这本书的；佩雷尔曼没有读这本书，就没有多比尔的评介。

而若非多比尔，也许就没有《纽约时报》上的广告了。两周之后，可能仅仅因为多比尔先生，书评人奥维尔·普雷斯科特在《纽约时报》每日版以嘉许的口吻描述这本书，预言它将不会被能够接受它的人忘记，并称它是“一场眼花缭乱的表演，它能给多少读者带来乐趣，就会激起几乎同样多的人的愤怒”。

其余的，你可以说是历史，但那是一段容易被曲解的历史。

那时，这本小说没有得过任何文学奖，也没登过任何畅销书榜。

而且，正如普雷斯科特先生所预见的，只要有一次赞赏的报道，几乎都会出现一次负面的评论。二十五年以后回头来看这本小说，约翰·奥尔德里奇——我心目中几十年来最有见地、最执著的美国文学评论家——称赞了罗伯特·布鲁斯汀在《新共和》杂志上发表的极富知性的评论，说它包含了“一些实质性论点，是许多后来的批评都没能进一步深化的”，而且奥尔德里奇先生认识到，《第二十二条军规》的许多早期读者“喜欢这部书的原因，恰恰导致了别的人憎恨它”。

贬低常常是恶意的。《纽约时报》星期日版后面有一条小小的公告，小得只有那些等候它的人才看得见，其中评论者（一位小说家，碰巧也是我本人的著作代理人坎迪德的客户）认定这部“小说亟需技巧与感性”，“重复而且单调”，“欠佳”，“是一堆情绪的大杂烩”，因而算不得小说；而在尊敬的《纽约客》杂志上，评论者——一位通常撰写爵士乐评的特约撰稿人——把这本书与米切尔·古德曼一本背景相似的小说作了比较，然后判定《第二十二条军规》“甚至不像是写出来的；相反，它给人的印象是被呼喊到纸上去的”，“剩下的只是一些冷笑话的残骸”，到头来海勒“沉迷于他自己的笑声里，终于淹没其中”。（我写下这些，现在就想淹没在笑声里了。）

我不记得这部小说是被收入那年《纽约时报》推荐的阅读书目圣诞节综述中的几百本书里，还是被收入次年春天挑选出的另外几百本夏季阅读书目里。

但是1962年的晚夏，雷蒙德·沃特斯在《纽约时报》星期日版的畅销书版——当时已定期刊载专栏“书里书外”——报道说，纽约人似乎谈论最多的书籍就是《第二十二条军规》。（那年这部小说的宣传力度也许高于任何别的书，但它仍然不为大众所知。）过后不久，《新闻周刊》用数页的篇幅登载了一篇大意相同的报道。同年夏末，我受邀做第一次电视访谈。节目叫作“今日”，当时也就是一些杂耍表演，没什么别的。临时主持人是约翰·钱瑟勒。钱瑟勒先生先前是克里姆林宫的新闻记者，他同意接受这份工作，条件是访谈对象只能由他本人来选择。

节目之后，在演播室附近的一家酒吧里，我一杯杯喝着马提尼——一向从没这么早过；他递给我一捆私下印制的贴纸，读起来就是：约塞连活着。他向我透露说，他一直把这些贴纸偷偷裱糊在NBC大楼的走廊墙壁上和休息室里。

然后就到了9月份，平装本也出了，随之终于看到了这本书开始流行，而这似乎令出版商吃了一惊，尽管他们精心设计了宣传和发行策略。好像一度出版社的人也无法让自己完全相信这些销售数字了，而且他们总跟不上数字的增长。

平装本出版的印数以数十万计。具体讲，最初发行三十万本之后，他们又回头在9月和年底之间重印了五次，其中10月和12月各重印两次。到1963年底，这本书已经印刷了十一次。在英国，由于富有进取心的年轻编辑汤姆·马希勒的大力协助，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情况。当时那里畅销书排行榜还很新、很不成熟，但是《第二十二条军规》很快就出现在这些排行榜的最前头。

就我而言，《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历史始于1953年，那年我着手写作本书。1953年，我在当时还是学院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了两年英语写作之后，受雇于纽约一家小广告公司，做广告文字撰写人。最初，我急切地想得到赞许意见，把开篇第一章寄给了几位著作代理人，他们是我在《时尚先生》和《大西洋月刊》上发表几篇短篇小说后联系上的。这几位代理人没觉得怎样，但是那儿的一位年轻助理坎迪德·多纳迪奥却很欣赏，于是她征得许可，把那一章送交几份定期发表“创作中小说”片断的出版物。

1955年，那一章刊登在平装版季刊《新世界写作（7）》（这本刊物还收了以笔名发表的另一部创作中小说的摘录——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几位知名出版社的编辑来信表示赞赏和有兴趣，于是我受到了鼓励，继续这件工作，为此耗费的时间，现在回过头来看，要比当初预想的长上很多年。

1957年，完成大约两百七十页打字稿的时候，我受雇于《时代》杂志，白天撰写广告销售介绍，暗中则把一些想法偷偷记在纸上，用作晚上回家的小说写作。而坎迪德·多纳迪奥正凭借自己的努力逐渐成为一位杰出的代理人，她手上的那份美国作家委托人名单特别抢眼。我们商定，不妨把这份不完整的手稿递交给若干出版社，主要是就这本我们都如此关心的小说的出版潜力征得一点实际的看法。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一位她认识的年轻新编辑引起了她的注意，她认为这位编辑会比大多数人更愿意接受新事物，他的名字是罗伯特·戈特利布。她是对的。

戈特利布忙着阅读那些打字稿的时候，我便利用慷慨的《时代》杂志给的四个星期夏日休假，开始重写。戈特利布和我见面共进午餐，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我的性情，好弄清楚我作为作者，是否能合作愉快。听他婉转地提到某些总体建议（这些建议他认为终究还是必须提出来），我随即递给他新写的文稿，并自负地回答说，这些问题我相信已经差不多都考虑到了。

他的顾虑让我感到意外。我也许会反感跟这么年轻的人合作——我想他当时二十六岁，而我已经三十四岁了。更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后来听他说起，他和他在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最亲密的同事尼娜·伯恩最初都被我表现出的一种怀疑态度吓住了，而我并不知道自己居然会有这种态度。从那以后我就没有怀疑过他，而且我特别不相信，戈特利布——他接着将担任诺普夫出版社的总编，然后是《纽约客》杂志的编辑——究竟还会害怕谁。

我至今仍极为愉快地记得，他并不找我要小说梗概，甚至从不探求他已经看到三分之一的小说将向哪里发展。我收到的合同要求，出版社支付一千五百美元预付稿酬，合同签订时支付一半——其实我并不需要这笔钱，余下部分在作品完成并交付出版时支付。

也许我是他的第一位小说作者，但不是他的第一位出版作品的作者；我还需要三年时间完成作品，其间还有别的作者带着已完成的手稿来找他。也许我还是坎迪德最早的委托人。他们都像我一样为《第二十二条军规》最终的成功欢欣鼓舞，这以后我们三人只要回忆起这段经历，一直都非常陶醉。

1962年2月28日，记者理查德·斯塔恩斯在他的报纸《纽约世界电讯报》上发表专栏文章，给予高度赞扬。文章开头是这样说的：

“我认为，约塞连将活得非常长久。”

他的颂扬完全是意想不到的，因为斯塔恩斯先生是那种风格强硬的新闻记者，他惯常的活动领域在于本地政治，而大家普遍认为《纽约世界电讯报》总体上是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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