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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霍达谢维奇 1939（第1页）

这位诗人，这个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丘特切夫谱系中）普希金的文学后裔，只要文学的记忆活着，他就仍然是俄国诗歌的骄傲。他的才华如此引人注目是因为它成熟于我们的文学处于僵化的年月。布尔什维克时代把诗人截然分成官方认可的乐观主义者和低人一等的悲观主义者、国内精神饱满的人和流亡忧郁症患者。这种归类会导向一个有趣的悖论：在俄国内部，当权者会依据外部情况行事，而俄国之外的事，则会依据内部情况考虑。政府的意志暗中要求作家满腔热情地关注一顶降落伞、一台农用拖拉机、一个红军战士，或者极地探险队员（也就是说关注这个世界的外部事物）。当这种意志诉诸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时，自然比流亡者的行为规则要强大得多。人的内心世界，弱者几乎意识不到，强者不屑一顾。在19世纪，这种内心意识引发了描写圣彼得堡纪念柱的怀旧诗歌，而30年代后期，又演变为诗意的宗教关怀，尽管并不总是深邃，但总是真情流露。艺术，真正的艺术，其客体就挨着艺术的源泉（在高贵和荒凉的地方——当然不在人满为患、情感泛滥的山谷）。真正的艺术在我们手中已蜕化为理疗式的抒情诗了。虽然人们理解，人绝望时会情不自禁当众宣泄，但诗歌与此无关，而教会或塞纳河的拥抱会更有效。无论何种方式的当众宣泄，从艺术上讲，它总是微不足道的，就因为它是当着公众的。然而，如果在俄国，人们觉得很难想象一个诗人会拒绝束缚（如不愿翻译一个高加索打油诗人的短诗），鲁莽地将缪斯的自由置于他自己的自由之上，那人们可以期待在俄国侨民中很容易发现勇敢的孤独者，他们不希望去统一并将他们的诗学观汇入一种精神的共产主义阵营中。

在俄国，甚至天才也无法得到拯救，而一个流放者，单凭才华就能获得拯救。无论霍达谢维奇的晚年生活多么困难，无论一个侨民平淡乏味的处境多么让他痛苦，也无论他的凡人同类对他的死多么无动于衷，霍达谢维奇无疑将被俄国永远铭记。确实，他自己也乐于承认，经历了勃洛克所预言的“寒冷和黑暗”的日子（1），他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他人所难以达到的高度——幸福的孤独。

我这儿无意用突然转向的香炉（2）来伤害旁观者。移民一代中有些诗人仍然在前进的道路上，或许可能达到艺术的顶峰——要是他们不在小酒馆里虚度时光，全然体会不到在法国人心中那似乎恒久不变、难以一窥全貌的巴黎之妙处。霍达谢维奇似乎意识到他在流亡期间创作的诗歌具有不同性质的影响，因而，他对自己诗歌的命运感到一种责任感，这一命运令他烦恼而不是悲伤。廉价诗歌的忧郁情调作为他的诗集《欧洲之夜》的戏仿而不是回应更能打动他，诗中的痛苦、愤怒、天使等——总之，一切都是真诚的、独特的，与乌云般笼罩在许多诗人作品中的情调相当不同，而那些诗人多半是他的弟子。

谈论他诗歌的“娴熟”（即“技巧”）是没有意义的，把他的诗歌与一般诗歌联系起来甚至是亵渎，也不能在一种非常特定的意义上谈论他的诗歌。因为“娴熟”的概念本身带着引号，因而成了一种附属品、一个逻辑上要求补偿的影子，这很容易把我们带向一种看待诗歌的特殊、动情的态度，结果是诗歌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是满纸泪痕。这种状况之所以应该受到指责，不是因为甚至大多数“纯粹的哭泣”也需要有充分的关于韵律、语言、表达平衡的知识；这种状况之所以也是荒诞的，不是因为打油诗人沉湎于羞羞答答的欺骗（如同送葬者因生命的短暂而抱怨人的生命），与不知检点的诗扯在一起，面对人类的苦难，艺术坠入虚无；不是因为这些原因：大脑所意识到的这一事物和它的时尚之间的分裂之所以应该受到指责和之所以是荒诞的，是因为它损害了这一事物（无论你称其为“艺术”、“诗歌”，还是“美”）的本质，因为它实际上是与它的神秘、不可或缺的各种所有物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完美的诗歌（在俄国文学中至少可以找到三百个例子）能够被读者从各种角度进行考查，以寻找它的思想，或只寻找它的情感、画面、声音（可以想出多种方面，从“手段”到“想象”），但所有这些不过相当于对整体的随意选择，它们中哪一个方面都不值得我们如此关注（也自然引不起我们任何的兴奋，除了可能间接地让我们回想起另外某种“整体”，如某人的声音、某个房间、某个晚上），如果这首诗并不拥有华美的独立，则“娴熟的技巧”听起来就像是它的反义词“动人的诚意”，有侮辱的味道。

我的这些话并不新鲜；然而，当说起霍达谢维奇，这话就得一再重复。存在一些相当不确定的诗歌（其模糊性自有一种魅力，就像可爱的近视眼一样），诗人的努力只能粗略地估计，对更生动的诗歌，也只是有选择地说明他的“娴熟”。比起那些艺术上模糊不清的诗，霍达谢维奇的诗歌，作为一种打磨过度的形式——我有意采用这样一个倒胃口的说法——可能打动温和的读者。但问题是，他的诗歌——或者任何真正的诗歌——并不求助于任何“形式”的定义。

我觉得自己非常怪异，在这篇文章中，在由霍达谢维奇之死引起的遐想中，我似乎暗中不承认他的天才，似乎在同质疑文学迷恋和重要性的幽灵进行论争。获得名声和认可——所有这类事情是一种相当不可靠的现象，唯有死亡才是真实的远景。我能够设想，可能有不少人，当他们兴致勃勃地阅读霍达谢维奇每周为Vozrozhdenie（3）写的书评文章（应该承认，他的书评，尽管写得机智和诱人，但达不到他诗歌的水平，因为它们多少缺乏让人感到震颤和神奇的东西），他们并不知道书评作者也是一个诗人。如果有人起初觉得霍达谢维奇死后的声誉不可理解，我不会感到意外。另外，他后来没有发表诗歌，读者是健忘的，而我们的文学批评家热衷于热门话题，无暇让公众注意重要的事情。即便如此，现在一切都结束了：这份留给后人的金子在可见的未来闪闪发光，而这位采金工人已经离去。也许，从他所去的地方，一种微弱的声音抵达了优秀诗人的耳畔，以彼岸的清新呼吸穿透我们的存在，它所赋予艺术的神奇比任何别的东西更能说明艺术的本质。

哦，如此走了！然而，生活的另一层面微微地移动了，另一种习惯——（他人）存在的（自己的）习惯——被打破了。如果人们开始私下回忆人类形象的短暂和脆弱，如同窗台上容易融化的冰雹，来鼓励失落感，那就没有什么安慰了。让我们转向诗歌吧。

（这篇文章署名“弗·西林”，这是我20、30年代在柏林和巴黎用的笔名。此文登在巴黎侨民文学杂志《现代纪事》[Sovremennyyazapiski]第59期，英文是我严格按照俄文译过来的。）

（1）　在我们的时代来临前夕，勃洛克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但愿你知道，哦，你这个孩子／即将来临的寒冷和黑暗的日子。——原注

（2）　这个隐喻出自巴拉滕斯基（Baratynski，1800—1844）的一首诗，该诗指责批评家借莱蒙托夫（Lermontov，1814—1841）之死大唱赞歌，以此来贬低活着的诗人。顺便说一下，在帕夫连科夫主编的《百科全书》（圣彼得堡，1913）中，巴拉滕斯基条目的小注有一个奇妙的错误：“《全集》，1984。”——原注

（3）　二战前巴黎的一份侨民日报。——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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