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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 1969（第1页）

1969年6月26日，纽约《时尚》杂志的助理编辑艾伦·塔尔梅给我寄来一些问题，下面是我的回答。这次访谈发表在《时尚》圣诞节专号上。

在您的小说中，魔术、花招及其他种种诡计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您运用它们是为了娱乐还是另有目的？

另一个V.N.（1）运用骗局更是出神入化。科学认为动物的模仿、自我保护模式及形态有某种目的，其实，他们的物种优化超出了单单生存的原初目的。在艺术中，一种个人风格就其本质而言，就像海市蜃楼一样没有实际效用，然而又是自然生成的。你提及的“花招”，并不能胜过昆虫的伎俩。一个机智幽默的人也许会说它使我不至于成为弱智者，而一个心怀感激的观众会乐于因戴着面具的表演者优雅地融入大自然的背景而喝彩。

在您的自传《说吧，记忆》中，您形容围绕着这个世界的一系列同时发生、无足轻重的事件“形成了一个瞬间的、透明的事件有机体”，而诗人（坐在纽约伊萨卡的草坪躺椅上）则是这一有机体的核心。这情景是如何在您的想象先于思维的信念中呈现的？

这些偶然事件的同步性，以及它们如同“主要感知者”（2）所形容的发生的事实，也许是符合“现实”的，如果他有某种光学仪器来复制那些事件的话，但在你引述的那一情景中，这位坐在草坪躺椅上的中心人物没有任何一种录像设备，所以，他必须依靠纯粹想象的力量。我越来越倾向于将所有事件的客观存在视为不纯粹想象的一种形式——即我所谓的“现实”。无论人脑怎样理解事物，都需要创造性想象的协助，这个过程就好比水顺着玻璃滑落，清晰而流畅。

1969年是您初次发表作品的五十周年，您的处女作与您最近一部作品《爱达》有什么共同点？您的创作意图和技巧有什么变化？保持不变的又是什么？

我的处女作是一部爱情诗集，发表在五十三年前，而不是五十年前。在我的祖国还能找到几本。这部诗集韵律不错，但完全缺乏独创性。十年后，即1926年，我的第一部在国外出版的俄语小说，（3）用一种更能被读者接受的热情，描写了那段童年罗曼史，无疑，借助怀旧，表现出某种创意和超然。最后，临近中年，我在《说吧，记忆》的一个章节中，以相当准确的英语涉及了同样的主题，并如实地加以描写。至于我小说中这一主题的不时闪现，只有我能判断这部或那部小说中貌似“真实”自我的细节是否像最著名的乐园情景中亚当的肋骨一样正宗。作家传记的可贵之处不在于是他的冒险史，而在于是他的风格形成的故事。只有这样，才能恰当地评价我的第一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与我最近小说中的爱达的关系，如果有这种关系的话。两座祖先的花园也许有着基因上的相似，但真正的艺术与基因无关，甚至与物种无关，而只是与物种的变异个体有关。小说蛋糕中的葡萄干来自最初的小葡萄。我在这儿用了一堆格言，以便让你有关爱达的问题得到回答。

据报道，您说您更像是生活在未来，而不是生活在现在或过去——尽管您偏爱回忆。您能说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我记不得这话到底是怎么说的了，但大意是：在职业性写作中，我向前看，而不是往后看，犹如我试图去预见作品的写作进展，试图通过水晶玻璃墨水瓶去预感作品的誊清稿，在作品还没付印前就试图阅读校样，通过预想进入写作进程的某个想象阶段，它的每一行文字属于当下时刻，而相应的只是不断上升的过去的地平线。但用另一个更情感性的隐喻来说，我承认，我保存着我这一行的工具、记忆、体验、耀眼的事物，它们始终围绕着我、罩着我、与我在一起，就像一个技师的工装裤的口袋里插满了各种器具。

有人经常很表面地把您和一些国际性作家，如贝克特、博尔赫斯联系在一起，您觉得您和他们或其他当代作家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吗？

哦，我很了解那些评论家：心智迟钝，行文草率。他们应该将贝克特、梅特林克、博尔赫斯与法朗士（4）联系起来。这么做会更有意义，而不是对一个陌生人说三道四。

在您一生中，您见证了许多非同寻常的变故，但您保持了一种“美学距离”。您认为这是天性使然还是一种需要培养的品质？

我的淡漠是一种假象，源于我从未属于任何一个文学的、政治的或社会的小团体。我是一只孤独的羊羔。然而，我得说明，我以自己的方式消除这种“美学距离”，如同我的小说《斩首之邀》和《庶出的标志》，我对俄国和德国的极权主义进行了断然谴责。

果戈理会认为您最合适为他作传。您会选择谁做您的传记作家呢，您为什么会作这样的选择？

这种所谓的合适是另一种假象。我讨厌果戈理的道德说教，我对他没有能力描写少女感到沮丧，我也反感他的宗教迷恋。文字上的创造力并不是作家间的一种真正的纽带，它只是一只花环。他对我的小说多半会感到惊骇，也会责备我二十五年前写下的、天真而有些肤浅的小传不无恶意。因为做过长期准备和深入研究，车尔尼雪夫斯基传（见我的小说《天赋》）就更成功，我发现他的作品有些滑稽，但他的命运比果戈理的命运更让我感动。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此有什么想法是另一个问题——但至少，文献所提供的朴素的真实支持我的看法。我对我的传记作家的要求只是——朴素的事实，而不是象征的寻找，不是哗众取宠，不是某些主义的废话，不是弗洛伊德的破玩意儿。

您的昆虫学证据表明格里高尔·萨姆沙是一只金龟子，而不是蟑螂。您在康奈尔大学文学课上所用的地图和图表广为人知。对现行的文学批评您还能提出什么清新的矫正方法？

在我的教学生涯中，我努力给文学系学生提供有关细节以及细节之间联系的确切信息，以产生感性的火花。没有感性的火花，一部作品就没有了生命。就此而言，空泛的观念毫无意义。一个傻瓜也能明白托尔斯泰有关通奸的态度，但要欣赏托尔斯泰的艺术，好的读者就需要想象，如一百年前莫斯科—彼得堡卧铺车厢的格局。在这方面，图表就很有帮助。取代那些一成不变而又无聊的荷马式章节标题，教师应该准备都柏林地图，以清晰地展示布卢姆和斯蒂芬错综复杂的游逛路线。如果对《曼斯菲尔德庄园》（5）中的落叶松林迷宫没有视觉上的感知，那这部小说就会失去它的立体般画面的美感；除非在学生的脑海中准确地重建杰基尔博士（6）住宅的大门，否则无法完美地欣赏史蒂文森的故事。

人们随意谈论“语言的死亡”和“书籍的没落”。您怎么看待文学的前途？

我对未来的书籍并不很在意。我所关注的是在我的作品的再版本中，尤其是平装本，一些印刷错误能够得到订正。

一个作家接受采访合适吗？

为什么不能接受采访？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说，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不是公众人物，不是异邦国君，不是国际情人，不是人们乐于结交的明星。我很理解人们想要知道我的写作，但不鼓励人们对我本人产生兴趣。作为人类一员，我并不具有特别的魅力。我的习性很简单，我的趣味很一般。我并不愿意拿我喜爱的食品（熏肉、鸡蛋和啤酒）来换拼写错误的菜单。我会惹怒我的一些好友，因为我列举我讨厌的事物来取乐——夜总会、游艇、马戏、色情演出、在许多地方见到的留着格瓦拉发式的裸体男子的深情的眼睛。这也许很奇怪：像我这样一个谦逊、低调的人会反对自我介绍这种普遍的做法。无疑，有些文学采访很可怕：智者和小丑之间无聊的对话，或更糟糕，那种法国式的开头：“让娜·杜邦，您是谁？”或报道一些让人难以忍受的粗话。我不相信谈论我自己就有助于推销作品。我真正喜欢的更好的公开谈话是提供这样的机会，在公众面前建立可信的作家形象，而不是暴露负面的品行。

（1）　V.N.是纳博科夫姓名（VladimirNabokov）的缩写，但这儿是指“自然界”（VisibleNature）。

（2）　即诗人。

（3）　即《玛申卡》（Mashenka），英译《玛丽》（麦格鲁—希尔出版公司，纽约，1970）。——原注

（4）　AnatoleFrance（1844—1924），法国作家。

（5）　简·奥斯丁的一部小说。

（6）　Dr.Jekyll，英国作家史蒂文森小说《化身博士》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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