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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相片中的他，无论是衣服（豹纹的皮草）、手套、太阳眼镜、假发和脸部化妆等，全是女装打扮，完全没有任何男性衣饰的符号存在，如果没有图片说明，观赏者根本不容易发现相中的女子原来是个男人；这样的安排，目的无非是要让读者相信相中人是一个女性，而不是要让人意识到“她”是男扮女装的，易装者本来的男性身份，在这个女性的面谱下，是要被彻底地掩藏起来。我们回头再看张国荣在演唱会上的性别易装，其实是一种雌雄混合的演出，观众在观看时明白看到的是一场男扮女装的表演，当中易装者本身的男性身份，仍在衣饰上及举手投足之间表露无遗，只是他的女性穿戴与姿态，又使他不是全然的男性，这当中暧昧的性别地带，即亦男亦女，或不男不女，正是明显的性别越界，让观众对性别的意义产生双重的阅读（double　reading）。从这个角度看，演唱会上的张国荣，是以个人的身体（body）作为展示（display）性别的工具道具，借性别的移位或错置（displacement），颠覆男女二性约定俗成的、固定的疆界，这就是我在前面部分引述加伯的理论时，所指出的“互涉”状态，即是以“衣服”作为“文本”（text），通过男女服饰的“文本互涉”（intertex　uality），达致“性别互涉”（intersexuality）的境界，尤其是镜头不断对张国荣的局部衣饰作不同角度重复的“特写”（close…up），正是把固有的性别形态切割成不同的碎片，由观众自行拼凑，通过舞台的想象，还原为雌雄混合的整体。然而，另一方面，张国荣这趟易装演出，同时也包含了他暧昧的性别表述，尤其是他与*上身的男性舞蹈员朱永龙贴身的舞姿、故作纠缠的拉拉扯扯、充满*意味的自摸动作、对男伴肆意*的凝视，在在显示了他的性别（sexualitygender）取向；在这个阅读层面上，他的易装形式塑造了他的易装内容，即是“阴性的男人”（feminine　man），而且是取向同*的阴性男人，表现的是“男性的女性特质”（male　femininity），而他在舞台上的从容踏步，亦仿佛是一个由衣柜里走出来的姿态。　。。

舞台上的“扮装皇后”（2）

从天使到魔鬼

千禧年八月，张国荣在香港的红体育馆举行“热？情演唱会”（PassionTour），邀请世界知名的法国时装设计师让？保罗？高缇耶为他设计舞台服饰，进一步实践他“雌雄同体”的双性形象——当舞台的灯光亮起，巨型的白色灯罩背后隐约可以看见身穿白色西装、臂上插上羽翼的歌手，音乐与歌声徐徐响起，然后散落四周，与台下观众的呼叫彼此和应。演唱会上，张国荣束了一头及腰的长发，时而随舞姿飘扬，时而挽成颈后的发髻，配衬或闪烁艳红、或贴身而漆亮的衣饰，从快歌到慢歌，从静态到动感，舞台上诠释了男性妩媚的阴柔美。可惜，张国荣这趟大胆而创新的“易装表演”，却招来香港部分传媒的大肆攻击，他们在报刊上的报道大部分是负面的，不是集中放大歌手的“*照片”，便是找来一些思想僵化的专家分析歌手的心理问题，在在显示香港社会对性别易装的抗拒与保守意识，同时也流露大众对“性别定型”的故步自封——例如他们以“护翼天使”（女性的卫生用品）、“贞子Look”（日本鬼片）、“莎朗？斯通着裙”（讽刺歌手的*照片）等字眼来污蔑高缇耶的设计，甚至批评这批衣衫属于过时的旧款，并非设计师为张国荣度身订造的；此外，报章的标题更以“发姣*”、“雌性本能”等字词哗众取宠，诋毁演唱会的风格，认为张国荣的表演“意识不良”，有伤风化；而一些所谓心理专家更扬言张的长发、短裙与自摸动作，是“厌恶自己身体”的表现，完全是“弱者”的行径，他们认为男人应该是阳刚的、雄性的、主动进攻型的，是强者的形态，因此，如果稍稍显露得纤巧、冶艳、*，甚或穿上带有女性风格的衣饰、表现带有阴柔特质的行为，便是心理出了毛病——这些评断每每带着道德教化的口吻，充分反映了香港传媒的浅薄、无知和愚昧，同时也披现了先入为主的偏见，把性别易装者复杂的表演形态简化或全盘否定。其实，张国荣“热？情演唱会”的易装演出，是在虚拟的舞台空间里，实践了“雌雄同体”的性别越界，同时也是一趟寓“服饰故事与意念”（fashion　story　and　messages），于流行音乐中的剧场表演。

根据演唱会的舞台总监陈永镐所言，这次舞台设计的主题是“剧院”，整个舞台只开三面，配合灯光的效果，以及布景特制的布料，是要给歌手营造“一个变幻的dreamland”（陈晓蕾，）。此外，时装设计师高缇耶为张国荣设计了六套服装，贯串了“从天使到魔鬼”（From　Angelto　Devil）的主题和形象，当中包括：开场时是纯白色的羽毛装，象征天使的化身；接着是天使幻化人间美少年，歌手穿上古埃及图案的银片透视衫与黑色水手裤；然后是美少年的成长，变身为拉丁情人，以金属色的西装展示情欲的异色；最后是魔鬼的化身，以黑和红的色调突现歌手*的风格。正如《明报周刊》时装版主任王丽仪指出，高缇耶早于八○年代，已着眼于跨越性别的设计，例如让男人穿裙或作长发打扮，男装往往在阳刚中带着阴柔，女装却是阴柔中透现阳刚，形成甚至是“雌雄同体”的形貌，而这一趟替张国荣设计舞台服饰，更进一步“从西方传统历史中取材再重建，与现代文化交融，形成一种mixed　style　an　dcross　culture的风格，例如在西方的文化历史里，早于古罗马已有战士穿上块状的短裙，更早的古希腊也有不分男女的裙袍，而长发披肩亦常见于西方古代男性等。王丽仪的分析很有意义，她一方面阐释了高缇耶的设计意念和内涵，直接驳斥了香港传媒的误解，另一方面也力证张国荣的舞台演出，如何打破一般演唱会惯常的单一表演形式，有意识地在剧院布置的舞台上实验跨越性别的可能。可以看出，张国荣这趟易装表演，是雌雄混合模式的，他一方面束了一头长发，穿上短裙或前胸开叉的紧身露背背心，甚至在举手投足之间摆出娇柔的手势、*的笑容，但另一方面仍十分强调他的男性特质，例如唇上的短髭、结实的肌肉线条，仍旧是男性的声线与平坦的胸膛；歌手是以“身体”作为展示“性别”内涵的媒介，以“衣服”作为“文本”，透过男女服饰混合穿着的“文本互涉”，达致“性别互涉”的境界，从而颠覆了男女两性世俗的疆界，重新塑造新的男性形态——谁说男人不可以是妩媚的？谁说长发与短裙只是女性的专利？性别多元与开放的最高层面，是泯灭了两性之间的互相定型，不管是男装女穿，还是女装男穿，既是表演者易服者性别身份的自我建构，同时也测量了我们的社会性别意识的深度和阔度。

作为国际知名的设计师，高缇耶跨越性别的艺术从开始便已震惊世界，早在八○年代，他已经让男性模特儿穿裙，并称之为“Homme　Fatal”、“Pretty　Boy”、“Couture　Man”、“Androgyny”，九○年代更首次为麦当娜（Madonna）设计内衣外穿的舞台服装，从此带动历久不衰的潮流（Farid　Chenoune；—）。高缇耶充满解构意味的性别观念，取材自东西方远古文明的服装文化，以现代的技巧融合于衣饰的剪裁、用料和配件上，力求将男性潜藏的阴柔力量推出前台，这种意态恰恰与张国荣流动的性别再造不谋而合，因而才促成两人合作的关系。可惜，香港媒介对“热？情演唱会”的负面报道，令远在法国的高缇耶非常诧异和震怒，从而公开表示以后不会再为香港的歌手设计服装。张国荣坦言对此十分痛心和难过，尤其是因为传媒记者的无知和偏差，导致香港的演艺文化出现这样的困局，对“阴性”、“阳刚”的狭隘观念，更阻碍本地演艺者跟国际时装设计师合作的可能。其后，“热？情演唱会”举行世界巡回，在各地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和赞誉，曾借《末代皇帝溥仪》获取美国奥斯卡金像奖服装设计的和田惠美，更在日本的《朝日新闻》撰文推许“热？情演唱会”，称张国荣为“天才横溢的表演者”，同时指出高缇耶独一无二的服装与张国荣的舞台风范是一个“天衣无缝”的完美组合0。由于“热？情演唱会”在海外获得高度评价，张国荣决定于二○○一年四月再度在香港重演，有趣的是，这时候的香港媒体鉴于海外的评论，而未敢再对张的表演作出负面的攻击，部分报章甚至见风转舵，转而赞扬演唱会的成就，这种前倨后恭的态度，更益发曝现香港传媒文化素养的不足，以及演艺知识的贫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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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一个艺人能够做到姣、靓、型、寸，男又得女又得，这才算是成功。

张国荣曾在演唱会上这样说。所谓“姣、靓、型、寸”，体现的不独是张的男身女相与雌雄同体，同时更流露他对自我阴柔特质的自信和肯定。尽管张的性别易装、抑郁症、自杀、同性双性恋的身份等曾备受香港传媒的扭曲和攻讦，但仍然无损他作为一个酷儿表演者的艺术光彩，甚至可以说，张的存在，挑战了社会单一思维的道德尺度，也测量了大众对性别的接收和容许程度，借用达明一派的曲目以作比喻，张是一个“禁色”的圣像（icon），在性别开放、多元的空间和世代里总有他存在的位置。他的身死，令他生前的争议与对衡刹那变成“传奇”，环顾香港及海外的华人地区与流行文化的历史，张的性别越界与艺术境界至今仍无人能够继往开来，但他的努力开拓，却为后来者打开禁忌的缺口和突破的空间，他的成就得来不易，在重重关卡的社会舆论下与道德隙缝间步步维艰。可以说，张的现身，搬演了香港一代camp的文化，带领受众走入阴柔的年代，体验性别再造的潜能，借用林夕为他填写的歌词《我》作结：

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

不用闪躲　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

不用粉墨　就站在光明的角落

我就是我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张国荣曾经不只一次地公开表示，林夕为他撰写的《我》包含夫子自道、向外宣言的感怀——“造物者的光荣”、“站在光明的角落”——都显示了他的立场，尽管传媒骂他“爱扮女人”、“是弱者的表现”，但张国荣从来没有后退或妥协，他依然为自己“可男可女”的高度可塑性散发骄傲，为香港电影和舞台的演出寻找可以上下游弋的空间。正如英美的前卫歌手大卫？鲍伊（D*idBowie）与乔治男孩（BoyGeorge）宣称，他们的“性别易装”是表现男性天生本有的阴柔特质，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变换成女人，而是要用男性的身体试练“衣饰”千变万化的可能，再者，“男人穿裙”无论在西方的传统还是东方的风俗习惯里都一直存在，是自然的穿戴，实在不必大惊小怪。其实，我们应该庆幸有张国荣这样的表演者，他的歌衫魅影，不单为香港的演艺文化增添了万紫千红的叛逆姿彩，同时也让他的艺术成就连接世界的版图，他是继英美的大卫？鲍伊、乔治男孩以及日本的泽田研二等之后充满迷幻色彩的艺人——他的“男身女相”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璀璨夺目；他的“雌雄同体”是造物者的光荣，仪态万千，而且相信总有他照耀的性别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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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从“性爱张力”说起

基本上，我觉得十二少是一个“色鬼”，也是一个“无胆鬼”，演这样的角色是一项挑战，因为在这个人物身上，充满了“性”和“爱”的张力。

——张国荣

张国荣在一个演说自己如何演绎李碧华小说人物的讲座上如是说。《胭脂扣》里的十二少，恍若度身订造，非张国荣不能演出那种世家子弟既风度翩翩，却又懦弱无能的形象。开首的几组镜头，他在烟花之地倚红楼内拾级而上，或左右流盼，或回眸浅笑，充分表现一个流连风月场所的纨绔子弟那份特有的自信、*、骄傲和睥睨世俗，眼神充满醉生梦死的色欲，神态却逍遥洒脱，浪漫天真。这样复杂的个性人物，张国荣演来充满说服力，甚至建成经典，我们说起十二少，便会想及张国荣，同时也联系张国荣这个十二少所象征的情欲化身——所谓“性”和“爱”的张力，意思是指这个浪荡子弟既因性而爱，却未能因爱而殉情，甚至从一而终；相反的，他的苟且偷生与年老色衰，对女主角如花（梅艳芳饰）来说是负情，对旁观者（如观众）来说是报应和惩罚。这样充满矛盾元素的角色，由带着“异质”特性的张国荣来演，更加恰如其分，因为无论是十二少还是张国荣，都不属于“纯净”、单一的人物，都是带有异端倾向的反叛或背叛形态，跟世俗的期待背道而驰，而张国荣的色相，更从来都不会是乖孩子或好丈夫，却永远是坏情人、浪子和负心汉。

从《胭脂扣》的负情负义与“*张力”等角度谈起，目的无非是带出一个重要的命题：张国荣*景观的异质特性。从影以来，无论在银幕内外，张国荣都常常扮演被欲望的对象（object　of　desire），而且属于可遇不可求或求之不可得的人物，一方面对抗现世的道德规范，一方面又我行我素地破毁人际美好的关系，使人爱之越切，痛之越深，而作为一位演员，张国荣这种罕有的异质风格，可说是香港电影工业内求之不易得的，譬如说，假如《胭脂扣》由第一casting的郑少秋来演，相信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郑的“侠义”形象一定会冲淡了十二少本有的*张力，因为郑缺乏的就是张特有的异质形态。然则，何谓“异质形态”？它如何体现于张的身上？张又如何借用它铭刻各式电影人物的传奇风采？而这种因异质而来的*（erotic）与性相（sexuality），又怎样突现和挑战了香港社会文化保守的面向？这是本章力求阐述的重点，企图透过理论和电影文本的分析，看张国荣的“身体”（body）如何体现（embody）层次分明、质感丰富的*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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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电视剧集的“反面人物”（1）

张国荣早期反面人物香港电台电视部制作的《岁月河山》之《我家的女人》、《临歧》之《女人三十三》，以及《屋檐下》系列之《十五十六》和《死结》，是张国荣早期的电视演出，却不约而同都是扮演为世不容或反抗主流社会意识的角色，当中涉及*、通奸、姊弟恋与第三者等“反面”形态。这些被分派的故事人物，都拥有杂而不纯的特性，同被社会道德判定为“偏差”的行为，而当时脸孔仍然稚嫩的张国荣，却以细腻的感情、敏锐的身体语言节奏，揣摩每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再以自然的意态具体呈现这些角色的言行举止，尤其是《我家的女人》的演出，更奠立日后《胭脂扣》的人物原型与基调。

《临歧？女人三十三》讲的是忘年恋和姊弟恋，饰演年青作曲家毛毛的张国荣，恋上比自己年长的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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