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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机制的开放心态和思维，表现在关系主导的民族特征在协调自由市场与政府管制上的深思熟虑和灵活，更表现在现行的政党政治制度在扬弃传统的家族政治制度后的责任感和限任制的结合。

金融危机下中国的“制度性崛起”（2）

当然，中国市场化的任务依然是十分艰巨的，面对的经济形势也是严峻的。现有的股市和楼市需要完善，同时，债市、汇市和期市（期权期货）也需迈开步子，金融机构的多元化仍待更加平等开放。

股市方面，上证指数虽然已从2007年的6000多点自行跌至2008年的1000多点，港股也从3万多点跌至1万多点。张茵和杨惠妍等新富豪的财富市值已蒸发90％以上，黄光裕也因铤而走险而落入困境。目前有的股票确实已具备投资价值，但股市的逻辑是：集体非理性往往要比个体偿还力来得更加持久，何况股权分置改革后“大小非解禁”的问题仍压抑着市场。股市中的保证金交易（融资）和卖空交易（融券）在试点后仍应谨慎放开，而2005年至2007年的疯狂爆炒对政府应对未来类似情形将是挑战。巴菲特常引用他的老师格雷厄姆的话说，“股市在短期是非理性的投票机器，在长期则是理性的称重机器”。这无意中道出了民主投票的潜在偏执，但更重要的是说出了价值投资理念对政府调控股市的可参照性。而价值投资理念宏观上以企业赢利水平、经济增长和利率为基础，微观上则以企业核心竞争力、可预期赢利增长、股本回报率、股价安全边际和用于参照的政府债券收益率和通货膨胀率为基础。举例说，2000年2月，雅虎公司的股价是90美元（拆分前是360美元），如果按价值投资理念的15％的预期投资收益率算，雅虎的年赢利或年销售增长应达到63％才能维持该股价，这意味着2020年雅虎的销售应达到10万亿美元以上，即相当于假定以每年3％增长的美国GDP总额的64％。换句话说，只要开两家雅虎，美国人别的几乎都不用干了。这当然是再疯狂不过的（2008年2月，头脑发热的微软居然想以30多美元的高价收购雅虎，而利令智昏的雅虎竟然不卖，2008年12月雅虎股价只剩10美元）。回头看看，2007年的中国股市，有多少公司的股价像雅虎当年的股价一样疯狂？无论如何，历史上西方各国政府对股市的过度放纵每每给一般股民带来灾难，在中国，仅仅告诉股民“股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是远远不够的。问题的核心依然是：“市场经济的行为者比监管机构更清楚并更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的信条是否真的如此可靠？

楼市方面，上涨过快的房价在2008年已明显回落，但由于人口总量和需求的钢性，中国的房价不可能出现大滑坡。较高的储蓄率和较低的资产证券化和杠杆化程度也限制了住房抵押信贷的风险，集中在商业银行身上的风险也在可承受的范围内。问题是，亷租房、经济适用房和商品房之间的价格矛盾使楼市推动经济的作用复杂化了，这同扩大投资能提高就业和国民收入但也可能造成重复建设和产出过剩的矛盾是一致的。类似的矛盾对投资推动经济的政策来说确实是个大考验。　txt小说上传分享

金融危机下中国的“制度性崛起”（3）

楼市和债市中，证券化金融创新的推进要照顾具有较高储蓄率的国情，在向下责任制不明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仍不应有发行债券的权利。金融工具本身无害，但关键出在适度使用和政府管制水平上。汇市方面，最重要的当然是人民币从贸易项目到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逐渐放开。但在这一点上，后进的发展中国家有理由根据历史情况采取策略性步骤，过激的自由化反倒可能是不理智的。国际货币体系从金本位发展到美元—黄金本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再到美元本位的现有体制，未来的演变仍不明了。只有国力真正强大后一国货币的自由兑换才有可靠的风险控制性。而反过来，一个国家只有货币的自由可兑换，才能谈得上在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经济上有更大的话语权。2008年9月，中国已持有585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9月份的增持达到创纪录的436亿美元。这说明中国仍不得不依赖美国债市，因为欧洲日本风险可能更大，而中国又不能把外汇通通用于进口，哪怕是进口那些价格已经跌得很低的战略性原料物资。

另外，市场化的进程还应推到某些领域的价格控制、垄断行业的平等准入，以及国有企业纳税之外的利润和地租的上缴等方面。对内开放同对外开放一样重要。扩大内需方面，中国政府在扩大投资需求的作用上有制度上的天然优势，但真正的考验在于新国际环境下的投资效率，在于同时扩大消费需求方面扫除市场障碍，尤其是在质量安全和降低交易费用上。

不论金融危机是否会给西方带来较长时间的通货紧缩型的经济萧条（类似于“日本病”），各国政府调控能力的强化趋势（明显不同于大萧条时那种让市场自生自灭的做法）和政府间有效的国际合作，应该能使危机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和范围内。挑战和机遇的相权中，对中国来说机遇应该更大。这是一个扩大内需而优化经济结构的机遇，是一个深化市场改革而加固市场规则的机遇，是一个提高政府的经济管理水平而造就“高效管制”的机遇，是一个推进向下责任制的政治改革而确立“廉洁政府”的机遇。中国人的政治思维和民间思维都是一个富民强国梦，“富强为本，市场为用”恰好有现行的政党政治的制度作保障。不过，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以来纠缠于“自由市场”和“民主宪政”，却没能真正深入到文化心理和制度逻辑的层面去认清“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的本质，因而仍可能看不到或继续怀疑中国现行的政党政治的制度创新特征。美国的这场金融—文化危机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正好是一服及时的清醒剂。

中国的崛起需要制度保障，需要历史机遇，也需要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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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新的“美国—中国世纪”（1）

2004年，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在历史上头一回现场转播了美国总统选举情况。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混乱以及2004年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已经使美国式的民主在不少中国人心目中丧失了声誉。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在2002年完成了从###到###的历史性过渡，中国政府对自己的执政能力更加充满信心，对美国模式更加无所畏惧。①不少中国人对美国大选的想法是：“这又是作秀的时候了。”2006年12月，在第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后，###、中国网通、中国联通、中华电信（台湾）和韩国KT集团与美国电信巨头Verizon公司签署了一项5亿美元工程的协议，修建海底光缆系统，建成后将使中美两国之间现有直接通信容量扩大60倍。中国政府显然不怕开放。可是西方许多人仍在幻想这种经济往来将促使中国走向多元化，最后走向多党民主化。

这也许会令人不安，但真正的中国挑战正在蒙眬显现。与西方人认为只有自由体制才能维持大国地位的信念相反，中国的德能体制已演进到一个稳定的现代阶段，发展成一种不同的国家模式，能保持快速经济增长和相当的政治稳定。因此，真正的中国挑战是在比较基本的制度层面上，而不在次要的实业、经济或军事层面上。应对这一现实挑战的办法不是以军事力量加以遏制或是以片面的信念加以约束。要做的事在于怎样在国际政治上与这一类型的头一个和最大一个超级大国合作和周旋，并通过经济全球化达到互利。主题应当是“和平的共同发展”。中国经济以两位数增长，将能够超过德国和日本，但30年内还不太可能动摇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尽管如此，“霸主也有自毁因素”。倘若美国在今后几十年继续过度伸展它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它就有可能失去自己的经济优势。

目前，美中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万亿美元与万亿美元，人均GDP为42000美元与1800美元。即使中国GDP在今后30年超过美国，它的人均GDP仍会是远远落后，只有美国人均GDP的14左右。“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教育、科技创新和军事力量方面，中国今后30年内顶多也只能是缩小它与美国的差距。我们现今的这个世纪已是“美国—中国世纪”。欧洲在19世纪经历了它的全盛时期，如今已变得疲惫力衰。②美国在20世纪成了世界制造业最大基地，这一地位如今已在衰退中。

本书所发出的信息是一个大体上尚未被人们认识到的令人焦虑的事情：当中国日益成为一个能接受国际办事准则和多文化的开放社会时，美国却逐渐向一个封闭社会倾斜，顽固坚持政治传道式使命而又抵制国际多边主义。美国的社会科学家研究中国时，主要是谈论中国应该怎样做以便更像美国。中国学者研究美国时，则是主要关心两国文化的差异以及中国如何消化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地平线上模糊出现的情况可能还不是那么清楚。就生产力而言，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但与此同时它又是世界上最糟的，它把大量的资源用来向别国推销它的狭隘民主制，而这些资源本来是应该用于国内研究和解决自己的问题。

结束语：新的“美国—中国世纪”（2）

罗伯特·达尔的《民主制及其批评者》一书（1989年出版）在文化认知基础方面存在一个未被看清的逻辑缺陷。不同的文化对民主制和市场的看法也是不同的。中国人现在重视法治，但仍然认为即使是最好的法律也不是适用于所有的情况，不可能事先考虑到所有可能出现的事情。他们认为西方的程序主义在许多情况下是一种次优的解决办法或一种并不现实的解决方案。这就是说，倘若没有法治，就会出现任意武断的统治，但若仅仅只有法治，法律的刻板性会坚持似乎公正的程序而牺牲可取的结果。西方的民主制被认为有可能沦为暴民的统治，人们受那些蛊惑人心的政客的煽动而对社会产生不良的后果。从这种想法出发，人们就力图从体制上建立一套正式的机制，以改进德能统治的选拔和选举机制，达到人治与法治的平衡。对于市场机制，中国人的想法也有所不同：自由市场是提高经济效率的有用工具，但自由竞争或者有时是过度的竞争从来不会实现尽善尽美，总会产生一些外部性效应以及买卖双方权力的失衡，需要加以控制，以利于整个社会。自由市场，如同民主制一样，只有在钟爱者眼里才会显得完美无缺。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在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说过，民主制受到金钱和腐败的驱动，此话也许值得从公共选择的角度予以重温。

西方有许多人热心于谈论“中国通往竞选民主制的途径”。他们认为至少有以下五种可能：一、逐步改革，从村干部###和法治逐渐过渡到全国民主制；二、民众推翻现政权，如同菲律宾，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有韩国，都是如此；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上而下逐步进行政治改革；四、通过改革派政变实行民主制；五、通过逐渐明确的联邦制度而最后实现民主制。③这些都是不会发生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最大的危险就在于让自己对“社会进步”的渴望盖过了对科学事实的探索以及自己对文化真理的尊重。我们正在看到的事实是，中国在建设它的中国式的市场经济的同时，正在创建一种中国式的“德能民主制”，它跟西方的“竞选民主制”是不一样的。

民主制的神话是把竞选民主制、法治、人权和市场资本主义捆绑在一起，作为民主制一揽子交易。民主原教旨主义者常说只有民主制国家的成员才能享用资本主义，可是中国现在有了市场资本主义。民主制普遍论者常说只有民主制能促进人权，可是一些自由民主制国家的不佳人权记录、一些第三世界新民主制国家的不良状况以及一些非自由民主制国家中人权状况的改善，都证明他们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民主制老生常谈者声称只有民主制国家的成员能享有法治，可是这在基督教世界（世界人口的30％）只是局部属实，而在非基督教世界，选举式民主制所“享有”的却往往是社会混乱和政治瓦解。正如同民主制在美国由于它的共和传统而尚不完善一样，法治在中国由于它的重视关系的文化而尚不完好。但体制上的惰性是一回事，把民主制与法治捆挷在一起则是另一回事。那种民主制一揽子交易的思想根源是种族中心主义，即国家层面上的自我中心主义。

结束语：新的“美国—中国世纪”（3）

美国的“闭眼”心态和“冷战”心理往往导致交往双方感到受挫折。中国政府感到最苦恼的，就是与它打交道的对方一方面表示要建立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恶语相加，甚至背后捅刀子，支持那些破坏中国安定的势力。美国的“精英们”一方面高兴地跟中国做生意，另一方面又疑虑重重，表现出一种“人格分裂”。加拿大保守派也一样玩弄这种危险把戏：加拿大政府迟迟不应中国的要求遣返逃亡到加拿大的中国腐败案嫌疑犯，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不停地批评中国的人权纪录，但又派遣他主管经济的部长们到北京谈生意。

正如理查德·施韦德所指出的，反感是相互的，是对双边关系有损害的。在这里，狭隘的人权观念是没有希望的。当你手里的唯一工具是一把锤子时，你往往就把每一个问题都看成是一颗钉子。人类历史从无政府状态走向君主统治、专制和独裁。它不一定就直接走向西方式的民主制。中国经过了改革的德能政治现在已远远不是独裁制。西方的选举民主制和中国的德能民主制都是可行的政体形式。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政体形式可以是君主立宪（英国），共和制（美国），民主制（法国），德能制（中国），或是混合权威制（俄罗斯）。当然，人与人可以有一些值得珍惜的“共同财富”，它们最好是来源于共同的认识和大家一致同意的机构（联合国），而不是出自狭隘的、帝国主义式的心态。

一个又一个“帝国”来来去去。中华“帝国”在19世纪的热战中输给了大英帝国。美利坚“帝国”在20世纪冷战中打败了苏维埃“帝国”。现在，尽管中国自己努力采取低姿态，但它作为一个新兴帝国的抱负还是难以掩盖。

美国的商界保守派把中国看做是一个大有商机的地方，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强硬政策不利于他们的对华贸易和经济进步。而美国的新保守派却把中国视为对美国正在朦胧浮现的威胁，主张采取强硬政策加以遏制。商界保守派的做法是：集中精力在中国做好生意，至于中国的问题怎样解决，那不是我们的事。新保守派的意识形态对策则是：把中国民主化，若是做不到，就把它“妖魔化”。

如果说真有来自中国的威胁，那威胁主要是要使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实力结构重新取得平衡。如果说这就是约翰·米尔斯海默在他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所透露出来的恐惧，那么，正在进行之中的经济合作也无法让它平息，因为这种经济合作只会是一种非零和游戏。但是美中两国有所不同：美国的历史是意识形态上进攻性的向海外扩张，而中国在传统上是防御性的边界扩张，而且它的基因里根本没有意识形态扩张的日程。因此，汤因比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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