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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孙落魄怎生消得杨枝玉露青楼与士（第1页）

自琢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

曲终过尽松林路，回首烟波十四桥。

——姜夔《过垂虹》

青楼的存在，是与文化艺术分不开的。文化艺术是它的风光主体，是它的魅力核心，是它最重要的消费内容。假设青楼是一卷装帧精美、图文并茂的古书，那么文化艺术就是书里的文字和图画。这样的一卷古书，它的最重要的读者、最理想的读者应该是什么人呢？答曰：士。

这里所说的士，指的是读书人。不论已经高官做得的，还是终身白衣卿相的，这些人是文化艺术的承载者、建设者、传播者和消费者。青楼文化，无论从其社会功能还是审美追求上来说，实质就是一种士的文化。

这样讲的意思并不是说，青楼是专门为士人服务的机构。正像“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所比喻的，青楼的大门原则上是向一切人敞开的，“有嫖无类”。只要有钱，别说工农兵学商一视同仁，就是老弱病残幼也不能拒之门外。理论上尽管如此，然而事实上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逛青楼的欲望、资格和兴趣，正如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去听交响乐一样，任何一个文化场所，都是有其主要针对的接受者的。

中国的妓女从一开始，就以艺术工作者的身份出现。那时她们的服务对象，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整个统治阶级。随着封建社会的上升发展，士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成为统治阶级的基本力量和人才来源。大量的士，身怀安邦治国之策，吟风弄月之才，特别需要一个滋养他们精神生活的销魂之地，于是，青楼就成为他们最理想的场所。

士人最重要的进身之道是科举。一旦金榜题名，便可免除差徭赋役，前途无限，令人刮目相看。科举考试的前前后后，日夜温习，四处奔走，造成极度的精神紧张，再加上多数士人背井离乡，孤身在外，这便使青楼对于他们显得格外温柔亲切。在明代的南京，妓院竟然与贡院对门而居。余怀的《板桥杂记》中写道：

旧院与赏院遥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逢秋风桂子之年，四方应试者毕集。结驷连骑，选色征歌，转车子之喉，按阳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回舟之一水皆香。或遨旬日之欢，或计百年之约。蒲桃架下，戏掷金钱。芍药栏边，间抛玉马。此平康之蛊事，乃文战之外篇。

贡院乃是国家高等学府，在堂堂天子脚下，竟然与妓院“面对面的爱”，实在令人深思。试想倘若今日北大推倒南墙，对面是一片红灯区，歌女、舞女、按摩女、应召女郎、游击女郎、导游女郎，淫声朗朗，香风阵阵，那边教授学者欢聚一堂，大谈如何整顿学风，这边博士硕士猜拳行令，交流如何骗取芳心，此情此景，成何体统！令人担忧的是，真有这么一天也说不定。

士人在经济上一般都比较富裕，即使寒门出身，其实也是中小地主，属于“中产阶级”。为了官场角逐，家庭对他们的供给无疑是丰厚的，收入三百，恐怕要拿出二百来给子弟挥霍。若做了官之后，自然俸禄有加，无须有阮囊之忧。但妓女之喜欢与士人交游来往，经济问题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妓女作为活生生的个人，自然也有着主观上的好恶。士人比起其他阶层的人来，一般要风流倜傥，锦心绣口，不仅能够十分内行地欣赏妓女的“艺”与“色”，而且他们自身的“艺”与“色”也反过来可使妓女产生审美愉悦。这便是自古以来，才子须配佳人的道理。再者，士人在社会上被看做精英人物，能与他们相好，自然也无形中提高了自己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卑感。此外，士人喜爱吟诗作赋，等于是最好的广告媒体，妓女若得到士人的赠诗，自然身价倍增；反过来，妓女也是士人最好的广告媒体，诗作若能被青楼女子四处传唱，自然也名声大振。可见，士人与妓女互有所需，互相依赖，开句不太过分的玩笑，可以说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长期共存，互相欣赏，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关系。

以上几点都是从功利角度进行的分析。功利目的之外，士与妓之间还能够产生真正的友谊和爱情。春风得意时，“小语偷声贺玉郎”，时乖命蹇时，“同是天涯沦落人”。士人最懂得怜香惜玉、柔情蜜意，而妓女也最能赏识玉郎才子，所谓“慧眼识英雄”，所谓“唤取红巾翠袖，媪英雄泪”是也。

下面结合一些实例，展现一下妓女与士之间说不尽的万种风情。

有一个“旗亭画壁”的故事，历来脍炙人口，被多次编为戏剧。其最早的出处是晚唐人薛用弱所著的《集异记》，原文如下：

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涣之齐名。时风尘未偶，而游处略同。

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共诣旗亭，贳酒小饮，忽有梨园伶官十数人，登楼会宴。三诗人因避席偎映，拥炉火以观焉。

俄有妙妓四辈，寻续而至，奢华艳曳，都冶颇极。旋则奏乐，皆当时之名部也。昌龄等私相约曰：“我辈各擅诗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若诗人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矣。”

俄而，一伶拊节而唱曰：“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昌龄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伶讴之曰：“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适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伶返曰：“奉命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相。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昌龄則又引手画壁曰：“二绝句！”涣之ft以得名已久，因谓诸人曰：“此辈皆潦倒乐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词耳！岂阳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吾即终身不敢与子争衡矣！脱是吾诗，子等当须列拜床下，奉吾为师！”

因欢笑而俟之。须臾，次至双鬟发声，则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涣之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岂妄哉？”因大谐笑。诸伶不喻其故，皆起诸曰：“不知诸郎君，何此欢噱？”昌龄等因话其事。诸伶竞拜曰：“俗眼不识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从之，饮醉竟日。

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妓女对于文人墨客的重要性。古代没有广播、电视等现代化传媒，一首优秀的诗作往往就是靠青楼妓女来传唱流行的。上文中的“王涣之”，应作“王之涣”，他自认为诗才高于王昌龄和高适，可是三个妓女所唱的都是王昌龄和高适的诗作。王之涣胸有成竹，相信那个色艺最佳的妓女不唱则已，一唱必是自己的大作。果然天不负他，那名被他看中的“大腕”级歌星一开口便唱了他著名的《凉州词》。王之涣那份高兴，比二十岁评上副教授还要得意。因为这充分证明了他的价值。而妓女那边，听说眼前就是作者，也喜不自胜，口称“俗眼不识神仙”，双方彼此倾慕之情毕现无遗。

文人的诗作由名妓一唱，就像今日的小说被著名导演搬上银幕一样，变得家喻户晓，香名远扬。而反过来，著名士人的作品又可以使妓女身价倍增，一夜走红。白居易在《与元稹书》中得意地写道：

……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门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娱他宾，诸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搞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技，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

那名妓女由于会唱白居易的《长恨歌》，就把价码抬得老高，因为这的确是一种水平的标志。今天的妓女能因为自己会唱几首邓丽君就悍然涨价吗？

类似的故事还有不少。例如有个叫崔涯的狂放文人，最爱褒贬青楼妓女，而且由于文笔好，产生的影响十分显著。妓女若受到他的赞誉，就会门庭若市，若受到他的i几讽，就差不多要关门停业了。他曾题诗嘲笑一个叫李端端的妓女，端端忧心如焚，在路边拉住他苦苦哀求，请大作家一定可怜可怜。崔涯心肠一软，又重新赠诗一首，把李端端夸得跟朵花儿似的，结果“大贾居豪，竞臻其户”，李端端一下子成了大明星。

士对于妓女的衰荣如此重要，难道其他人就无法比拟吗？比如说皇帝，难道就比不上一个酸腐文人吗？让我们来看看宋徽宗赵佶和词人周邦彦君臣二人竞争李师师的事例。事载宋人张端义的笔记《贵耳集》：

道君幸李师师家，偶周邦彦先在馬，知道君至，遂匿于床下。道君自携新橙一颗云：“江南初进来。”遂与师师谑语，邦彦悉闻之，隐括成《少年游》云：“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后云“严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师师因歌此词。道君问谁作，李师师奏云：“周邦彦词。”道君大怒，坐朝宣谕蔡京云：“开封府有监税周邦彦者，闻课额不登，如何京尹不按发来？”察京同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问，续得复奏。”京尹至，蔡以御前圣旨谕之。京尹云：“唯周邦彦课额增羡。”蔡云上意如此，只得迁就。”将上得旨：“周邦彦职事废弛，可日下押出国门。”隔一二日，道君复幸李师师家，不见李师师，问其家，知送周监税。道君方以邦彦出国门为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归，愁眉泪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尔去那里？”李奏：“臣妾万死，知周邦彦得罪，抻出国门，略致一杯相别，不知官家来。”道君问：“曾有词否？”李奏云：“有《兰陡王》词，今《柳荫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词为官家寿。”曲终，道君大喜，复召为大晟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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