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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卷土重来（第1页）

没过多久，这种隐秘的交易开始把触角伸到其他国家。五六十年代美国的那一点点可卡因都来自于一个国家，而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里，这个国家无论如何都一直成为美国可卡因产业的枢纽。如果你相信有些历史学家的话，这个国家还是二十五年后本可以让美国政府垮台的一系列事件的根源。它就是古巴。

理解古巴在世界可卡因交易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关键是它的位置——坐飞机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美国大陆。由于拉丁美洲呈曲线型围绕着加勒比盆地的南部边缘，墨西哥，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和哥伦比亚沿着半圆弧形伸展开来——都很容易到达。事实上，如果你想为从拉丁美洲到美国的可卡因运输路线设计一个中途停靠点，要想找到一个比古巴更合适的地方简直是勉为其难。然而五十年代的古巴走私毒品的优势不仅仅在于它良好的地理位置。

1952年，巴蒂斯塔夺取了古巴政权后，立即同美国的许多主要的黑帮人物做生意，其中最出名的便是本杰明.巴格斯.西格尔和梅尔.兰斯基。这个岛屿自二十年代以来便成为禁酒令时期的逃税者和纸牌高手的避难所，现在更是非法的寻欢作乐的天堂，是富人，有魅力的人的游乐场，这里酒吧和夜总通宵营业，赌博也合法。如果你很有钱，又是美国人——想要度过狂欢之夜——古巴就是你要去的地方。

古巴的旅馆和赌场的首脑，也就是旅游活动的核心，便是西格尔和兰斯基。但是西格尔和兰斯基都是狡猾的生意人，他们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例如兰斯基当时把粗加工的鸦片从土耳其经由黎巴嫩运到西西里，由他的人在西西里加工成海洛因：他同“幸运的卢恰诺”一起成为法国贩毒网背后的主脑。而且由于他同巴蒂斯塔政权的关系非同一般，前往美国的海洛因都经过古巴，因为古巴政府的官员保证不会多管闲事。

海洛因在古巴永远都不会非常流行。当地人认为吸食鸦片既肮脏又昂贵。相反，可卡因更能激起他们的兴趣。大部分的古巴人认为可卡因是一种放纵的享受，而不是一种威胁。与此同时，想找乐子的有钱的美国人对可卡因的了解却又仅限于好莱坞电影上的古老而又迷人形象。它不需要脏兮兮的注射器和针头，价钱又贵得出奇，更使它显得唯我独尊，因此也就更受欢迎。它还能给人带来许多快乐。

可卡因市场开始发展起来，而对兰斯基的组织而言——他们可以精炼出海洛因，并且能绕过半个地球运过来——要想出些路子来弄到些这东西不算太困难。制造可卡因很容易，它的主要成分在许多拉美国家长得到处都是，而从古巴到这些国家又非常容易。他所需要的不过是一个原产国。

一开始他选中了智利——据说这个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生产可卡因的师傅。一旦可卡因离开智利，便用飞机运输，或是经由秘鲁和玻利维亚或是哥伦比亚走陆路，而只要花点代价，哥伦比亚的官员非常乐意睁只眼闭只眼。智利政府也是心甘情愿另辟蹊径：智利的军队有一次甚至还担负了为美国的黑帮把可卡因运到古巴的任务。

就在安斯林格忙着宣布可卡因已经消失了的时候，可卡因网络正在整个安第斯山脉国家蔓延开来。到六十年代早期的时候，这个岛屿消费掉了世界上所有非法可卡因的百分之九十，因为古巴已经找到了新的供应者。1959年警方的一次诱捕行动追查出了古巴可卡因的来源，就在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麦德林——城外的一家非法的黑手党控制的实验室。麦德林城具有悠久而著名的走私史，它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可卡因大流行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为了寻找新的可卡因来源，以古巴为基地的黑手党还偶然发现了另一个在现代可卡因产业最终起主要作用的国家：墨西哥。到1960年，墨西哥已经开始在当地的匪帮乔治.阿萨法.巴拉——“墨西哥的艾尔卡邦”——的密切关注下运输可卡因。同今天的墨西哥集团组织一样，巴拉的集团对走私海洛因更感兴趣，但显然这里有钱可赚，而可卡因在这方面也不比其他任何毒品差。巴拉最初是从秘鲁购买可卡因，然而1960年对墨西哥一家可卡因实验室的突袭检查证明他自己也很擅长提炼可卡因。这次让警方查获了14公斤可卡因和古柯膏的突袭，是古巴一个线人密报的结果。当年晚些时候又在克沃纳瓦卡发现了另一个秘密的实验室，这次是因为可卡因师傅计算错误，导致整个大楼发生了爆炸：正如亨利.鲁兹比八十年前就已经发现的那样，对那些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人而言，制造可卡因可是个威胁的消遣活动。警方发现这个工厂背后有六个古巴人，而墨西哥人只有一个。

但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卡斯特罗1959年夺取古巴政权，把巴蒂斯塔轰了出去——一起轰出去的还有他的朋友西格尔和兰斯基。这些正派的生意人意识到，新成立的共产党政权可能不是最好的赚大钱的地方，于是便夹着尾巴匆匆撤回美国。同他们一起的还有古巴难民潮，这些难民很快在佛罗里达建立了流亡者组织，发誓要对卡斯特罗实施报复。正如哥伦布把第一世界的传染病带到了第三世界一样，这些旅行家返回的时候也给第一世界带了一件礼物：可卡因。

很长时间以来，美国的头号毒品一直是海洛因。整个美国以致整个世界，毒品上瘾率一直在上升——这个前景让麻醉品立法者惊愕不已。然而真正让他们震惊的，还是新吸毒者同老吸毒者完全不一样。三四十年代的瘾君子都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无法适应社会的中年人。新瘾君子都很年轻，受过很好的教育，在社会上也游刃有余。新一代的麻醉剂使用者正在出现。五十年代中期出现了吸食海洛因的巨浪，这毫无疑问是因为人们越来越容易得到毒品，而毒品的充足供应则又要归功于法国贩毒网现在那精确无误的机制。但这也是另一个社会因素造成的结果：吸毒现象正在卷土重来。

正当可卡因在颓废的古巴高层社会翩翩而过的时候，美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变化使得这种毒品到达之后马上就找到了稳固的立足点。五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新的一代刚刚成年，年轻人发现自己置身于独特的地位：他们拥有足够的知识，足够的教育和足够的空闲时间，可以来质问他们的父母从来没有机会怀疑的这个社会体制。这一代人似乎很喜欢打破一切规则。在音乐，文学和诗歌方面，他们抛弃传统，青睐混乱的东西，创造出无法预见的，磕磕巴巴的作品来，让年轻一代着迷，让老一代怒不可遏。他们消化吸收的是新生的流行音乐和垮掉派作家快节奏的不被打断的作品，因而他们抵制从前为父母所接受的约束和限制，开始过自己的快速的不被打断的生活。媒体很快捕捉了这个潮流，没过多久，屏幕上的英雄就开始反映思想自由的新一代的生活态度。流行的英雄形象开始从局内人的形象——地方长官，警察，或是政客——转变成局外人的形象，即反抗地方长官，警察或是政客的人。1955年，詹姆斯.迪恩在《无因的背叛》里展示了该如何真正进行反叛。

也许是因为人们认为反叛思想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所以吸毒者的形象也开始改变。世纪之交的时候的瘾君子被视为是虚弱，没有勇气的个体，而五十年代的吸毒者则表现出一种不同的形象：反叛者的形象。他们违反联邦法律而不受惩罚，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写出自己的经历。同詹姆斯.迪恩一样，新一代的瘾君子成为美国青年对社会，对同伴，对父母，对权威，对自己的生活不满的象征。这个形象威力更大，因为巴罗斯和他的随从都很聪明，受过教育，而且见多识广。他们无法参与到社会中去：社会无法同化他们。这种不妥协的立场非常流行，没过多久，其他人就开始效仿他们的冒险行为，自己也开始吸毒。

然而直到此时，听说过可卡因的人还很少。就连无论到哪儿一切都准备得好好的的巴罗斯要弄到点可卡因也不容易，他写道，一个朋友最后从墨西哥给他弄到一点，这令他欣喜不已，因为“我以前还从来没有用过什么好可卡因”。对他而言，可卡因只有作为”速度球”——直接注射到血液里的海洛因（或是任何合适的药劲大的麻醉剂）和安非他明（或是任何合适的药劲大的兴奋剂）的混合物——的一部分才有意思。兴奋剂让你飞起来，而麻醉剂让你慢下来。尽管弗洛伊德的朋友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在1885年就发明了这种方法，但由于它需要静脉注射海洛因，这意味着它的吸引力还是受到严重的限制。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美国，可卡因几乎只供染上海洛因瘾的人享用。巴罗斯讲述了1956年的真实情况：

可卡因使用者的标准作法是，一整夜不睡觉，隔一分钟注射一次可卡因，间或在针剂里混入海洛因，形成“速度球”（我认识的可卡因瘾君子没有一个没染上吗啡瘾的）。

《一封头号瘾君子的来信》，1956

对巴罗斯而言，速度球最让人担心的不是会要了你的命，而是注射频率常常越来越频繁，形成一种螺旋式上升趋势，最后很容易出现典型的可卡因或安非他明过量的症状：偏执症。巴罗斯对偏执狂非常了解：

你一天早上醒来，打上一针”速度球”，感觉皮肤下面有虫子在动。1890个长着黑八字胡的警察堵在门口，从窗户探进身来，饰有粗大浮雕图案的蓝色帽徽下面的嘴唇在狰狞地蠕动着。瘾君子们大步走进屋子里来，唱着穆斯林的葬礼之歌，抬着比尔.根斯的尸体，他身上针孔的伤疤闪耀着柔和的蓝光。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别有用心的侦探对着你的夜壶嗅来嗅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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