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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客李斯（第1页）

一

首先得说，“酷客”是一个生造的词，而且是我在为李斯这个家伙设定一个身份时临时冒出的。我想赋予这个词这样一些含义——一个热爱新鲜生活但又内心充满绝望的人，一个特立独行同时又见人说人话逢鬼说鬼话的人，一个经常扮酷夹杂嘻皮、雅皮、朋克及波波士风格，把玩心进行到底的人……当我伪装谦虚打电话向他请教在英语中有没有这样一个对应的词时，他略加思索说——可以意译加音译为“coolguy”，当然他不知道这是为他准备的“谥号”。

应该说李斯开始被读书界知道而不再只被警局关注，还是近几年的事，这主要是由于他的翻译公司在20世纪最后一个春天倒闭了。他的家被我评为中国最“牛逼”的家庭——客厅支起一张大班台，每间房都有一台电脑，另有两台复印机、几部传真等办公设备——一个关张公司的全部废品，使他狭小的家看起来像一个智能化程度极高的作战指挥室。穷途末路的他只好弃商从文，几年间竟然出版了一百多部译著，于是大众开始在每一个卖书的地方和他的名字相遇。声名鹊起之后，弟兄伙儿又可以好酒好肉侍候了。

我总在想，假设有一天李斯在我之前名归道山的话，其悼词和碑文非我莫属了。当然，反之亦然。一个老酷客的一生是很难盖棺论定的一生，其活法既不可标榜亦难以仿效。即使此刻，我要用一些文字来描述我这位熟悉到骨头的老友，也只能写成“某某同志二三事”这样的规格，具体的价值判断，则只好各由列位看官了。

二

以貌取人的话，多数人会同意李斯是个“粗人”这种说法，北方又叫糙老爷们儿。因其方头宽脸，虬髯密布，十天不刮就会长成其远祖李逵的模样。事实上，1980年前的李斯，确实是一个铁匠，不过他喜欢略加文饰地自称为“锻工”。

那时他高考落第，其父担心他报复社会，便托人安排他去一小农机厂拜师学艺，混口饭吃。他在电光石火间灿烂地活了两年，从此落下多数铁匠的美质丰姿——苍头黑面，近似波霸的胸肌，这使他在以后的岁月里，酷态天成雄气十足，很容易引起中青年妇女的美目流盼。

据说他是在对师娘的暗怀渴慕之中陡生壮志的——一个不满20岁的小铁匠，其旺盛的精力尚不足以在铁火铿锵中耗尽。他悲哀地发现，如果少壮不努力，以后连师娘这样的女人也会与他无缘。于是他决定重考大学，而且选择了自修英语的道路，这一决定几乎让他所在的小城吓了一跳，差点把他塑造成新时期有志铁匠或青年标兵。

我至今仍然相信弗洛伊德所说的性的驱动力之神效。我仿佛还能看见一个愤怒的铁匠在行动——白天挥舞大锤，夜里背诵《英语900句》，并于1980年神奇地考上华中理工大学英语系，开始了他作为一个标准“酷客”的一生。

三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学校园，是一场文艺复兴式的盛大狂欢。置身其间的每一个人，都无法不染上一些浪漫时代的流行病，比如无政府主义、波希米亚精神以及一些轻生躁进的疯癫症，而主要的病原体则是诗歌。

一个铁匠在图书馆里遭遇了原版的“垮掉的一代”，是很容易转型为一个诗人的——因为他们都熟悉一种钢铁般的韵律和节奏，以及一些横蛮粗野的手法和作风。

那时由于多年的国门深锁，中国还只有极少的人知道美国的这一文学奇观，于是李斯几乎是首译了金斯堡的《嚎叫》与《祈祷》，并在人头攒动的校园舞台，以不速之客的姿态跳上去朗诵。他直接继承了金氏的满嘴粗话和反叛行径，且迅疾传播着这些东邪西毒。那时的李三娃儿正在经历第一次失恋的煎熬，力比多的超常分泌使他显得格外愤世嫉俗。大头剃得青皮锃亮，穿成一个流氓无产者四处流窜，从一个酒碗走向下一个酒碗。如果你不曾陪他谈过诗的话，那你就别指望他陪你去打架。我每每想起《嚎叫》的首句——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正毁于疯狂，我就马上会联想到李斯。

他读了五年本科，出于对校园的迷恋，又接着和我同年考进武汉大学，继续祸害他的同学和师长。他的离经叛道使他的导师后悔误收门徒，但却被另一位美籍女教师看在眼里喜上眉梢。这位叫作诺冰的小姐是一个美国大龄青年，由于同属“垮掉派”的信徒，因而对遥远的东方文化有着强烈向往，当然也不排除对东方生猛男鲜的几分爱慕。

可以说，他们师生的邂逅注定是致命性的错误，即使最初的讨论是从圣经文学开始，也无可挽救地要借助心理学而滑向性知识，以至于堕入近似于爱情的深谷。当这种情感与文化冲突、国际矛盾、种族意识、肤色识别、师生关系以及两性对抗等因素纠缠在一起时，一般来说都会以悲剧收尾（其间的精彩情节见诸李斯原创中篇小说《别哭，诺冰》，载于《花城》1991年第1期）。我所知道的结局是诺冰怅然回国，带着一个中国铁匠对之心灵锻炼的斑斑伤痕；李斯则伤心留下，并发下永不出国的誓言。用他的话说——被情感迫害成一个终身的爱国者。当然，这场遭遇还留给他一个重要经验，那就是“用英语调情不会羞于启齿”。

四

硕士李斯终于站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讲坛，当上了大学老师。那时的他刚刚经历了一次时代的巨大创伤，顿时显得无所适从，残存的理想主义使他焦躁不安。他教书育人，参加教工合唱队，扯着牛嗓子唱《国际歌》。用李亚伟的诗形容——女生们隔着操场远远地爱他。终于有一天，在他大讲梭罗的《瓦尔登湖》而学生无动于衷时，他忽然悲哀地发现，他要为这批90年代的物质主义者牺牲青春，实在太不值得，于是他毅然递交辞呈。那时大学老师辞职尚无国家政策，人事处女处长问他档案如何处理，他说你拿回去擦屁股吧，该处长气得大骂“流氓”，于是就开始了他长达十余年的流氓生涯。

李斯赶着时代的潮流下海了，直奔海南岛当了个企业秘书。数月后又觉万事皆非，重新回武汉租了个小铺面，开起了一家翻译公司。所谓公司，主要业务是靠一台旧复印机代人复印文件，一张纸收两毛钱，一天要按500次才能保本。偶尔会接到一两单说明书翻译，总算可以显出他的专业水准。为了尽量让客户出血，也因为实在清淡得无聊，他往往会把英语先翻成文言文，再用白话解释以显示其服务质量。

生意最惨时，只好扩大经营范围——帮人代考英语。某日，一老妪在门前徘徊察看半晌，终于进屋要求李斯为其老伴代考，她的老头子想在退休前评上工程师。李斯说：我与身份证年龄太悬殊了吧，长得也不像。老妪说：我在门口反复观察，觉得神似。李斯说那得先收250元，考过再收另一半，如果事情败露就不退定金了。老妪认可，于是次日，可怜“神似”一退休老头的李斯赴考，先还在考场故装畏难以免暴露，结果仍被监考者怀疑。人家过来客气地询问——您今年高寿？他答曰54岁。监考者不信人间奇迹，又问——您的出生年月？李斯漏记了这一细节，大脑紧急换算，说出来还是差了一年。监考者说那你跟我们走一趟吧，可怜的前大学老师李斯只好夺门而逃，一路狂奔找到老妪说——抱歉，被发现了，老头身份证还被扣了。他看见老妪一脸悲凉，急忙掏出定金强行退给人家。好不容易飞来的一个大单，不仅弄丢了，还倒贴了赶考的车费。

商人李斯只好在唯一的一间办公室支起了麻将桌，一帮80年代的诗人正好都在汹涌的商潮之初手足失措，于是为了杠上花海底捞，终于又坐到一起。那时我则刚刚出狱，流离失所之际，他的“麻办”正好成了我的窝点之一。

五

都说李斯公司最终倒闭的原因是不该聘几个漂亮的打字员。有了这几个美眉，哥们儿就有事无事爱去拜访，显得公司客源旺盛人气很火，弄得隔壁左右的公司都嫉妒得派人来打探门路。这些闲人多如我一样，还在所谓的“新时代”门前晃荡；好不容易见到有朋友竟然在写字间另立山头，一去就变得屁股沉重而口舌灵巧，一边和白领妹妹打情骂俏，一边找黑头李总蹭吃蹭喝。李总眼见自己的菜园被邻家的鸡践踏，自个儿的雇员成了弟兄伙儿的“三陪”，还得掏工资扮大度，一气之下，干脆白日关门赌饭钱，谁赢谁埋单。

一般来说，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旦坐上麻将桌，就很容易变得唯心起来。比如要摸风要换座，掷骰子时要念咄咄经。李斯麻艺不高，手气很臭，但在桌子上的话却最多。他在麻坛观察人生并予以及时揭露，总结了一套在江湖上广为传播的训条。他说——赢家怕吃饭，输家怕天亮。吃饭万一点多了，赢家不仅白赢还可能贴本；天亮要散伙，输家就没法赶本。他又警告我们——千万不要把埋单的灌醉。乃因某些人不自觉，说好赢了付账，结果装醉人事不省，大家不能跑单，还得把他送回家去。

长此以往，江城唯一的一家翻译公司不仅营生见荒，而且往往大班台上都睡着人，沙发的龙骨都被那些无枝可栖的男欢女爱者，弄折了几根，偶尔来的客户坐上去就打滑，对公司的信任度也就跟着下滑了。他办公室的钥匙也像他的部属一样，往往不知被哪个哥们儿带走，后来那里竟然成了派出所的蹲守之地，连门房都只认一些来客而不认他这个老板了。

某夜他醉后不敢回家，也想回公司去住，门卫誓不开门，他只好捡起砖头把大门玻璃砸了，当然最后好歹还是睡成了——在派出所的木椅上。

这样的文人经商，天大的产业都要被这种操性给操垮，况乎白手。最后，李斯终于扛不下去了——挥泪对宫娥，散伙。一屋被哥们儿折腾得半残的家具，丢了可惜，只好拖将回去，弄得狭窄的私宅像“二战”时的防空洞一样遮天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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