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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看能手大赛的人慢慢认识了我们，所以我们拿出看家本事，好让他们大吃一惊。我们不想使他们对我们的演唱感到厌倦。我们知道变化永远是好的，有变化才有进步，所以我们从来不怕改变自己。

想要在晚间业余歌手大赛或能手大赛上凭借十分钟里的两首歌夺魁，花费的精力就要像准备一场九十分钟演唱会那么多。我不能不说，由于毫无出错的余地，你在这一、两首歌上花费的精力比你一旦有幸一口气接连演唱十四、五首所花费的还要多。这些能手大赛就是我们上的职业教育课。有时候，我们开车到几百英里之外去唱那么一两首歌；因为我们不是当地的选手，我们心里还得希望观众们不至于给我们喝倒彩。我们和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竞赛，其中有仪仗队员，喜剧演员，还有像我们这样的歌手和舞蹈演员。我们必须自始至终牢牢抓住那些观众；什么事都不能靠碰运气。因此，服装、鞋、发型，一切的一切都得听从父亲的安排。人们惊异地发现我们真的就像是一群职业歌手。有了这些准备，只要我们像排练时那样去唱，得奖是不成问题的。即使我们在市里华莱士中学演唱时，情况也是这样；他们有自己的歌星和啦啦队，我们就在他们的后院里向他们挑战。自然地方演员总有一批忠实的本地歌迷追随左右，因此我们一旦进入别人的地盘，形势是非常不利的。当节目主持人把他的手举过我们头顶，示意观众有节奏地鼓掌时，我们真想弄清楚，他们是否知道我们比所有其他人付出的都更多。

作为歌手，杰梅恩、蒂托和我们其余的人总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们的经理总是仁慈的提醒我们说：如果詹姆斯·布朗发现他的“著名火炬”小组中有谁漏了一个小节或错了一个音符的话，他会罚他们的款的。作为领唱，我比别人更不能请“晚假”。我还记得有一次在床上病了一天之后，晚上还是上台表演来着。尽管我知道我和哥哥们已经熟练到在梦中也能演出的程度了，我还是集中不起精神来。一碰到这种时候，我就得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要去看观众中的熟人或是主持人，要不非分散注意力不可。我们唱的歌都是人们从收音机里听过的，要不就是爸爸知道的那些老歌，如果你出了错，观众马上就能听出来，因为歌迷们知道那些歌曲，也知道什么地方该唱成什么样。如果你想改编一下，那只能改的比原作更好才行。

我八岁的时候，我们用自己改编的“诱惑”小组的歌儿《我的女孩》（My　Girl）摘取了全市能手大赛的桂冠。比赛就在几个街区以外的罗斯福中学举行。从杰梅恩用低音贝司奏出第一个音符，吉他手蒂托第一次急速的拨弦，直到我们五个人的合唱结束，观众们就站着听完了全曲。杰梅恩和我交替着演唱，与此同时，马龙和杰基像陀螺似的飞速旋转。最终当那个迄今为止我们得到的最大的奖在我们手中来回传递的时候，感觉真是妙极了。结果，它像一个婴儿似的躺在汽车前座上。我们和爸爸一道回家时，他说：“看了今晚这样出色的表演，他们没办法不把这个大家伙发给你们。”

我们现在是加里的冠军了，下一个目标就是向芝加哥进军，因为那里有最稳定的工作和方圆几百里之内最好的歌曲。我们迫不及待地规划未来的蓝图。爸爸的演唱小组唱过芝加哥的马迪·沃特斯和“嚎狼”小组的曲目，但他明智的看到，那些更欢快的、超一流的音乐才更能投我们所好，给予我们的才更多。我们是幸运的，因为并非所有像父亲这样年纪的人都能像他那么了解行情。事实上，我们认识一些音乐家，他们认为六十年代的音乐对他们那么大年纪的人来说是有失身份的。可父亲不这么看。他一听就能分辨出那些极妙的唱法，甚至他会和我们讲他见到了加里的“斯帕尼尔兄弟”演唱小组的事儿；这个小组的成员是一些意大利移民，他们成为明星时岁数比我们也大不了多少。当“奇迹”小组的斯莫基·罗宾逊唱《泪痕》（Tracks　of　My　Tears）或《哦，宝贝儿宝贝儿》（Ooo　Baby　Baby）这样的歌曲时，他听得跟我们一样专注。

六十年代的芝加哥在音乐方面并不甘落后，一些了不起的歌星，像“烙印”小组的柯蒂斯·梅菲尔德、杰里·巴特勒、梅杰·兰斯和蒂龙·戴维斯，都曾在城市中我们后来所去的各处演出过。这样，父亲就整日为我们的训练和演出忙碌。在钢厂，他每天只上半天班。妈妈对这个决定的正确性有些怀疑，不是因为她觉得我们还不够出色，而是因为她还没见过有谁像父亲这样，把自己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孩子们身上，一心想把他们造就成音乐家。甚至当父亲告诉她，他已经和加里勒基先生的夜总会预约好，将我们的节目作为那儿的常设节目时，她也没表现出有多么惊喜。我们被迫在芝加哥和其他一些地方花掉我们的周末，以便在日益增多的业余歌手比赛中获奖。这些旅行需要很多的费用，因此，在勒基先生的夜总会里的工作更显得特别有意义。妈妈对观众的反应感到惊讶，对我们受到的奖励和注意非常高兴，但她更多的是为我们担心。她对我尤其放心不下，因为我年纪太小。“这可真够一个九岁孩子受的。”她一边说一边死死盯住父亲的眼睛。

我不知道我和哥哥们期待着什么，但夜总会里的观众和罗斯福中学里的那些可不一样。我们夹在蹩脚的滑稽演员、风琴手和脱衣女郎的节目之间表演。虽然我从小就受见证教式的教育。妈妈还是担心我会跟坏人一起走，或接触一些本该在长大以后再接触的东西。其实她的担心是多余的。只要看一眼那些脱衣女郎的表演，你就知道他们根本不会引起我的那种兴趣——在九岁时当然不会！但不管怎么说，这种谋生手段令人厌恶，我们大家也因此下定决心，要努力使自己走上正轨，走得离这种生活越远越好。

在勒基先生的夜总会里干活儿意味着我们平生头一回能演一整场节目了——　一晚上唱五只歌，一星期唱六个晚上——要是爸爸能在第七个晚上把我们带到市外去参加什么活动，他肯定还带我们去。我们的工作很辛苦，但光顾酒吧的那些顾客对我们还不坏。他们和我们一样喜爱詹姆斯·布朗以及萨姆和戴夫的歌，再说，对他们来讲，我们是除了喝酒和调情额外加进来的东西，所以他们个个又好奇又兴奋。有一回，我们甚至跟他们开了个小小的玩笑。那天我们唱乔·特克斯的歌《苗条的大腿和身段》（Skinny　Legs　And　All），唱到中间某个地方时，我跑进观众当中，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掀起女士们的裙子往里看。我跑过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朝我扔钱，一开始跳舞，我就大把捞起早已铺了一地的纸币和硬币，塞进我的上衣口袋里。

由于我在能手大赛时获得了许多对付观众的经验，所以我们在夜总会面对观众演出时，我并不紧张。我随时做好登台演出的准备，你知道，就这么走上去——唱歌，跳舞，再开点小玩笑。

我们在不止一个有脱衣舞表演的夜总会里演唱过。在芝加哥一家这样的夜总会里演出时，我总是站在舞台的一侧，看着一名叫玛丽·罗斯的女演员表演。那时我可能有九岁或十岁了吧。这个姑娘会脱掉她的衣服和紧身短衬裤，然后把它们抛向观众。男人们捡起那些衣服，一边使劲儿嗅着上面的味儿，一边狂呼乱叫。我和哥哥们便眼看着这一切，默默接受下来，爸爸并不在乎。这种把戏我们见得太多了。在一个地方，那些人在演员更衣室的墙上挖了个小洞，甚至在女厕所墙上也挖了一个。透过这些洞你可以偷看里面的动静，而我则看到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东西。那个地方的家伙们都疯了，一天到晚干一些在女更衣室墙上钻孔这类的勾当。当然，我也承认，那会儿我和哥哥们也曾为抢着往里看争执不下。“躲开，该我了！”我们一边喊，一边使劲推开别人，好给自己腾出一席之地。

以后，我们在纽约的阿波罗剧院演出时，我看见的情景差点把我吓死，因为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情存在。我见过不少脱衣女郎，可那天晚上，一个描着艳丽的睫毛，梳着长发的女郎出场了。她的表演令人叫绝；但大出人们所料，在快结束的时候，她扯下了她的假发，从她的乳罩里掏出两个大桔子，重现出那巧妙化妆之下一副棱角分明的男人面孔。这可把我吓坏了。我只是一个孩子，没法相信眼前这一切竟是事实；但我向外看了看观众，发现他们都喜欢这些东西，发了疯似的鼓掌、狂叫。而我，一个小小孩儿，就站在台角，看着这狂热的场面。

我被吓坏了。

就这样，在孩提时代，我颇受过一些这类教育，受的真够多的了。也许这使我在长大成人之后，能把精力放在生活的其他一些方面。

我们在芝加哥的夜总会里成功的表演之后不久，一天父亲带回家一盘磁带，里面的歌我从来没听到过。我们习惯于演唱收音机里的流行歌曲，因此当父亲一遍又一遍的播放起磁带里的那些歌时，我们都感到迷惑不解，里面无非是一个唱得不怎么样的家伙和伴奏的几声吉他和和弦而已。父亲告诉我们，录音里的这个人其实不是歌手，而是一位歌曲作者，他在加里拥有一座录音棚。这位名叫基思的先生给了我们一个礼拜的时间来练习他的那些歌，看看能不能从中挑选一些给我们灌一张唱片。自然，我们都很兴奋。我们的确想灌一张唱片，随便什么唱片。

我们把重点放在声音上，而不像以往那样，从舞蹈这一角度开始排练一首歌。唱一首我们谁都不知道的新歌并不怎么有趣，但我们已经很老练了，能藏起我们失望的情绪，并尽力唱好它。等我们作好准备，觉得自己能发挥出最好水平了，爸爸把他们录了下来，当然，开头总要出几次错，爸爸也免不了说几句给我们打气的话。我们都想猜测出基思先生是否喜欢我们为他录的东西，这样过了一两天，爸爸突然又带来了更多的歌曲让我们学，并说我们将在第一次录音时演唱这些歌。

基思先生和父亲一样，也是个酷爱音乐的钢铁工人，只是他更多的从事唱片商业活动。他的唱片公司和录音室都叫做“钢城”。现在想起来，我才知道基思先生当时的兴奋并不亚于我们。他的录音棚在市中心，因此，我们在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就出发了，那时我最喜爱的电视节目“竞赛者”还没开始。基思先生在门口迎接我们并打开了录音棚，他带我们参观了一个摆满各种设备的小玻璃间，并把每种设备的用途都讲给我们听。看来我们用不着太多的录音设备至少在这儿用不着。我把一个大金属耳机戴在脑袋上——在演唱中他总是掉到我的脖子上——好让大家知道我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

就在我们兄弟几个琢磨插头该插在什么地方，人该站在哪儿的时候，一些伴唱的演员和一个管乐小组进来了。开始我以为他们是在我们之后录音的，当我们得知他们是来配合我们的时候，都又惊又喜。我们朝爸爸看去，他却根本不动声色。显然他已经事先知道了这个情况。直到这时，我们才明白，什么事也别想让父亲吃惊。他告诉我们，在录音间里的时候，一切都要听从基思先生的指挥，只要我们照他说的做，录音效果自然就会使人满意。

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录完了基思先生的第一首歌曲。一部分伴唱歌手和管乐手也是头一回录音，都觉得挺吃力；更主要的是，他们没有受过第一流的指导，所以不像我们那样习惯于一遍又一遍地演唱或演奏。这时我们才会体会到，父亲为把我们培养成优秀的职业歌手付出了怎样的努力。以后接连几个星期六，我们都在这里度过，把一周中练好的歌曲灌成唱片，每次回家时再带走一盘基思先生的新磁带。有一个星期六，父亲甚至带着他的吉他来和我们一起演唱，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他和我们一起录音。在唱片开始发行之后，基思先生给了我们一些，让我们在每首歌曲之间或演出之后把他们卖给观众。我们知道这不是什么名家的大作，但是人人都需要有一个开端，而在那个时候，能出版一张写着你们小组名字的唱片是一件大事。我们实在幸运极了。

这张名叫《小大人》（Big　Boy）的唱片是我们在“钢城”公司录制的第一张单曲，歌中充满了相当低沉的调子。《小大人》是一首动人的歌曲。当然，要是你想知道当时的全部情况，你就得想象一个瘦小的九岁孩子在唱着这只歌。歌词中说，“我不想再听童话故事了”，但事实上我离能够理解绝大部分歌词的年龄还差得远。我只是在唱他们让我唱的东西。

这首带着迷人的低沉调子的歌在加里的电台播放之后，我们在邻居中间立刻成了了不起的人物。谁也不相信我们有了自己的唱片，就连我们自己也费了好大劲儿才相信了这一点。

在“钢城”公司录完了第一张唱片后，我们开始把注意力放在芝加哥各种大型能手比赛上。通常别的演员在见到我时都要仔细打量我一番，尤其是那些在我们之后出场的，大概因为我的个头儿太小了吧。一次，杰基突然失去控制大笑起来，就好像谁把世界上最逗的笑话讲给他听了似的。比赛马上开始了，这可不是个好兆头，我敢说，爸爸当时一定担心极了，唯恐他在台上演砸了，便走过去想提醒他两句。谁知杰基在他耳边嘀咕了几句什么，他就和杰基一起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我也想知道他们到底在笑什么。爸爸自豪的说，杰基偶尔听到一群歌星在一起聊天，其中一个说道：“今儿晚上可不能让‘杰克逊五兄弟’里的那个侏儒抢了我们的好戏。”

刚开始我觉得挺不好受，因为我的自尊心受了伤害；我觉得他们这么说真是卑鄙。我不能不接受我是最矮的这个事实，可不一会儿，我的其他几位哥哥也都笑得不行了。爸爸解释说他们不是在笑我，并说我应该以此为荣才是。那帮人不过是在胡说八道，因为他们竟认为我是个装成小孩模样的大人，就像《绿野仙踪》中的小芒奇一样。爸爸还说，要是我能使那些油头滑脑的家伙和加里那些给我们捣乱的邻家小孩用同一种腔调议论我们的话，那就说明我们已经让芝加哥跟着我们跑了。

我们还得跑自己的事情。在芝加哥几家挺不错的夜总会演出之后，爸爸在市里皇家剧院登了记，让我们参加那里举办的晚间业余歌手大赛。B。B。金在皇家剧院现场录制他出名的专辑时，爸爸曾特地跑去看过。当早年他送给蒂托那把发亮的吉他时，我们还曾经跟蒂托开玩笑，想一些女孩的名字来命名他那把吉他，就像B。B。金管他的吉他叫“露西尔”那样。

连续三个星期，我们都在这个比赛中获胜。那些每场必到的观众总是在猜测，这周我们又拿出什么新歌。另外一些歌手抱怨说，我们一次次来参赛实在是太贪心了，可他们追求的东西和我们没什么两样。比赛中有这么一条规定：如果你在晚间业余歌手大赛中连续三次获胜，你就将被邀请举办一场收费演出。这样面对的将是几千观众，而不只是酒吧里那几十个人。而我们得到了这个机会。格拉迪丝·奈特的节目揭开了那场演出的帏幕，“杰出人物”乐队还搬出了尚未公开演出的新歌《我从葡萄藤中听说了这回事》（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助兴。那是一个令人陶醉的夜晚。

芝加哥之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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