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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ha 羞耻（第1页）

一种相当刻板的形象被人们无数次地传颂，被小说和诗歌尊奉，也被电影青睐——“暴风雨后的宁静”，而所有的心灵为之欣喜。“从苦痛中解脱／使我们快乐”，大病痊愈，恢复健康。把我们救出樊篱，“我们的小伙子们”——解放者们，及时赶到，高举着烈烈旗帜；士兵归隐田园，再次找到他的家庭与和平。

根据许多幸存者讲述的故事以及我自己的记忆来判断，莱奥帕尔迪（Leopardi）在这种场景中夸大了现实；尽管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他把自己表现为一个乐观者。在大多数情况中，解放的时刻既不令人高兴，也不令人轻松。因为大多数时候，解放的背后是毁灭、屠杀和遭受的痛苦。只有当他们感到自己重新变成人，也就是说，重新肩负生活的重任，人们便能感受到悲伤：失去亲人或家庭离散的悲伤；身边人们广泛遭受痛苦的悲伤；他们自己耗尽了精力却无可救药的悲伤；在瓦砾堆中，往往是孑然一身，重新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问题的悲伤。并非“快乐是痛苦之子”，而是“痛苦是痛苦之子”。仅仅对于某些幸运儿，在某些特定的瞬间，或者非常单纯的灵魂，脱离痛苦才能带来快乐，否则几乎总要伴随一段时间深深的痛苦。

每个人，甚至孩子，都知道什么是痛苦，而人们都知道痛苦往往是苍白的，没有明显的特征。它很少明确地呈现出痛苦的原因。即使具有明显的原因，也往往具有欺骗性。一个人可以相信或宣称自己为某个原因而痛苦，但实际原因却完全不同。人们可能以为一个人为了面对未来而痛苦，实际上他却是为了过去而难过。人们可能以为一个人为他人而痛苦，出于同情或怜悯，实际上他却是为了自己而悲伤——或深邃或浅显，或坦而言之或难以言表，有时埋藏在灵魂中如此之深处，只有专家——灵魂的分析者才知道如何去发掘它们。

自然，我不敢坚称之前所提到的电影剧本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虚伪的。许多解放带给人们全然的、真正的欢乐——首先是对于战士，无论军事的或政治的，在那一刻看到他们的军事理想和人生抱负得以实现；其次是对于那些遭受更少痛苦或经历时间更短的人们，或者仅仅他们自己遭受了痛苦和压迫，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家庭、朋友或爱人。此外，幸运的是，人类并不都是相同的：在我们之中，有些人拥有萃取幸福时光的美德和特权，并充分地享受它们，就像从废料中提取纯金。而最终，在证词中，手写的或口述的，流行着一种无意识的模式化，侵害着真实的记忆，“任何从奴役中解放出来的人都感到高兴，我也被解放了，所以我也感到高兴。在所有的电影、所有的小说里，就像在《费黛里奥》（Fidelio）里，打碎铁链是庄严或热烈欢呼的时刻，而我也是这样。”这是我在第一章提到的记忆迁移的一种特殊情况。随着岁月流逝，以及他人经历（真实或推测的）的积累，这种记忆迁移便日益突出。但是，任何回避浮华词藻的人，无论出于本意，还是道听途说，常常发出不同的声音。相对而言，菲利普·穆勒的经历要比我可怕得多，他在回忆录《见证奥斯维辛：毒气室里的三年》（EyewitnessAuschwitz:ThreeYearsintheGasChambers）的结尾处这样描述他的解放：

尽管这似乎让人难以置信，但我感到一种彻底的失望和沮丧。那个时刻，三年来我所有思绪和秘密的渴望所集中的时刻，并没有激起幸福或我体内的任何其他感觉。我让自己从我的草垫上跌下来，爬向门口。一爬出门口我便徒劳地试图爬得更远，然后我只是躺在林间的地上睡着了。

我现在从我自己的书《再度觉醒》（TheReawakening）中重读下面的段落。这本书仅1963年在意大利出版过一次，但我早在1947年便写下了这段文字，这是第一个俄军士兵目睹我们充满尸体和垂死囚犯的集中营时的描写：

他们既不欢迎我们，也不微笑；他们看起来沮丧，不仅出于同情，还有困惑让他们缄口不语。我们非常了解这相同的羞耻感，在筛选之后，在每次我们见证或承受某种暴行时，这种羞耻感便淹没我们。德国人并不了解这种羞耻感，只有遭遇过他人的某种罪行的正直之人才能体会到这种羞耻。而因为它的存在，让他感到悔恨，因为它已经不可避免地被带进这个现存的世界。而他的意志，则被证明荡然无存或软弱无力，并没有能力提供良好的防卫。

我不认为这段文字需要任何删改，但我必须补充一点。许多人（包括我）体验到“羞耻”，也就是说，关押在集中营以及其后的时间中所感到的一种罪恶感——这是被众多证言所证实的确定无疑的事实。它可能看起来有些荒唐，但它是事实。我自己会尝试解释这种现象，并对其他人的解释作出评论。

而我在本章开头处提到的，在解放时所感到的朦胧不适感并不完全是羞耻，但人们是这样认为的。为什么？存在各种可能的解释。

我要排除一种例外情况：那些有力量和机会在集中营里保护和造福同伴的囚犯（几乎全是政治犯）。我们，几乎绝大多数普通囚犯不知道他们的存在，甚至没有想过他们的存在，而逻辑上也的确如此——由于显而易见的政治原因以及对秘密警察的防范（奥斯维辛的政治处就是盖世太保的一个分部），他们被迫秘密行动，不仅要提防德国人，也要提防每个人。在奥斯维辛，当我经历的时期，整个集中营帝国95%的人口是犹太人，这个政治网络还处于萌芽阶段；我仅仅见证了一件事，让我内心产生了某种感觉，使我不至于被每天的艰苦劳动所压垮。

大约在1944年5月，我们几乎无害的“卡波”被替换了，新来的是一个可怕的家伙。所有的“卡波”都打人，这显然是他们的工作职责之一，他们或多或少被接受的语言。毕竟，在那永恒的通天塔里，这是唯一每个人都能理解的语言。人们对它的理解有细微的区别——激励工作、警告或惩罚，而在集中营所遭受的折磨中，挨打还算是较轻的。但是，新“卡波”打人的方法完全不同，以一种痉挛般的、恶意而任性的方式——打鼻子、踢小腿和生殖器。他打人是为了造成伤害，引起痛苦和羞辱。甚至不像其他许多人那样是出于种族仇恨，而显然是故意施加痛苦，并非针对任何人，也没有什么原因，只是根据他的主观好恶。他很可能精神上有些问题，我们今天认为对这类病人应有所宽容，但显然这在当时的情形下完全不合时宜。我对一位同事，一个克罗地亚犹太共产党员说：“我们该怎么办？怎么保护我们自己？怎样团结起来采取行动？”他对我奇怪地笑了笑，只是说：“你看着吧，他的日子长不了。”事实上，那个打人的家伙在一周内就失踪了。但几年后，在幸存者的一次集会上，我发现为集中营“劳动办公室”工作的一些政治犯拥有可怕的权力，可以改动准备送进毒气室的囚犯名单中的身份号码。拥有这种能力并愿意利用这种能力采取行动的人，通过这种方式或其他方式反抗集中营这台杀人机器的人，超越了“羞耻”——至少，我所说的羞耻，因为他们所感受的也许是另一种感觉。

塞瓦迪安（Sivadjan），一个少言寡语的人，一定也被同样保护过。我曾经在《活在奥斯维辛》（SurvivalinAuschwitz）的“尤利西斯之章”中提到过他。同样在那个聚会上，我发现他曾把炸药带进集中营，试图激起一场可能的起义。

在我看来，重获自由时所感到的羞耻感或罪恶感是极端复杂的：它包含着多种要素，而对于每个人，它的各种要素的组成比例各不相同。不要忘了，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我们每个人都在集中营以自己的方式生存下来。

走出黑暗，人们因重新获得已被泯灭的意识而痛苦。并非出于我们的意志、懦弱或过失，可尽管如此，我们曾长年累月如牛马般生活：每天从黎明到黑夜，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饥饿、疲劳、寒冷和恐惧，留给反思、推理和情感体验的空间早已荡然无存。我们忍受罪恶、混乱和赤贫。如果在正常的生活中，相同的经历带给我们的痛苦要比在集中营中大得多，因为在集中营里，我们的道德尺度已经改变。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在偷盗——在厨房里，在车间中，在棚屋里，总之，“从其他人的手中”，从对立面，但仍然是偷盗。有些人（极少数）陷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偷盗自己伙伴的面包。我们不仅忘记了自己的国家和文明，也忘记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过去、我们曾为自己幻想过的未来，因为，就像牲畜，我们被局限于现在。只有极少数的时候，我们能摆脱这种低下的思维程度，在少有的周日休息中，在睡前飞快流逝的短暂时光里，但这些时刻更令我们痛苦，因为在这些时候，我们有机会衡量环境对我们的侵蚀。

我相信，正是对“危机之泉”的回顾导致了解放后众多自杀事件，其中一些人甚至在解放后很快就自杀了。无论如何，那是一个反思思潮与忧郁沮丧共存的关键时刻。而与之相对比的，所有研究集中营历史的学者（也包括苏联集中营）都同意，在集中营囚禁期间很少发生自杀。对于这一事实，人们提出了几种解释；而我提出以下三点，它们相互之间亦无冲突。

首先，自杀是人类的行为，而不是牲畜的行为。它是深思熟虑后的行为，是非本能的、非自然的选择。而在集中营里很少有选择的机会：人们就像被奴役的牲畜一样生活，只能任人宰割，但不会杀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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