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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代在台北如火如荼展开的学生运动「野百合学运」,很多人应该都还有印象,那时候大批的学生驻满中正纪念堂和台北车站,表达他们对社会改革的热情和愿望。
所谓学运,在我的学生时代,即台湾的戒严时期,是想都不敢想的,这个念头从未在脑海出现。延续保守传统的想法,总觉得学生罢课游行搞运动如同洪水猛兽,直到我去了巴黎求学才改观。
很多人都知道,一九六八年巴黎发生过一次学生运动,称為「五月革命」,当时学生领导法国工人包皮围政府,把巴黎大学作為运动本部,对社会的影响非常大。
我在巴黎读书时,不管任何一个科系,特别是人文科系,包皮括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美学等学科,教授在上课时都会不断地提到「六八年,六八年」;六八年变成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六八年以前是一个保守的、传统的法国,六八年之后则是一个革新的、前卫的、可以容纳各种看法的法国。
巴黎学运的衝击
我到巴黎是一九七二年,已经是五月浪潮发生后四年,学运仍末结束。偶尔在上课时,会突然听到楼上「砰!」的一声,老师立刻要所有学生疏散,然后就会看到担架上躺着一个全身是血的人被送到医院。
学运和暴力结合,使我们这些从台湾去的学生感到恐惧,好像是政治暴动一样。
记忆深刻的是,有些年轻老师或是高年级的学长,会在学生发动罢课时,带领同学坐在公园或是校园裡,一起探讨罢课的原因,讨论当前的政治制度、措施,每个人都会表达自己的看法。我必须承认,这些讨论改变了我对学运的看法。
在战后的戒严时期,台湾没有机会了解所谓的社会运动,在戒严法裡即明文规定不能罢课或罢工。所以在法国对学运的所见所闻,对我自己是一个巨大的撞击,而这个撞击牵涉到一个问题:如果所谓的民主来自於每一个个人对於所处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的个人意见,那他应不应该有权利或资格表达他的意见?
由於台湾学生来自一个较封闭的社会,到了法国,对学运会出现两极化的反应:一种是非常恐惧学运,完全不敢参加、不敢触碰。我记得和我一起留法的朋友,回台湾后担任政府的高层工作,有时候我们私下谈起时,会笑他在巴黎待了好几年,得到博士学位,只认得一条地铁的路线,就是从家裡到学校,其他一概不知。他代表了当时台湾学生留学的一种心情:我把我的专业读好,我不要去管其他不相干的事。
我是属於另外一种。因為自己学的是人文,对於文化的本质有很大的兴趣,因此对於学运,在某一种对政治运动的恐惧、置身事外的感觉之餘,会有一种好奇。
从小父母就常对我说:「什麼都可以碰,就是不要碰政治。」我想很多朋友都曾经被父母如此告诫过。因為台湾经歷过白色恐怖的年代,使个人对政治会联想到一个不寒而慄的结局,当时我心想:「我喜欢画画,我喜欢文学,和政治无关,大可放心。」
然而,我还是隐约感觉到身边有一些事情在发生。
巨大的心灵震撼
我经常提起高中时的英文老师影响我很大,他就是非常有名的小说家陈映真先生。他带我们读小说、读现代文学,以及读台湾一本很重要的杂誌《文学季刊》,有时候也会带我们去看戏;我记得高一时,我的英文不是很好,他带着带着,到后来已经可以读英文版的《异乡人》。
大概在我大一时,陈映真老师被逮捕,那个年代一个人被抓不会有报纸报导,大家都不知道原因,就这麼失踪了,接着出现各种传说,使大家觉得很恐惧。在老师被逮捕前的一个星期,我在明星咖啡屋和他聊天,那时候我已经参加了诗社,对诗有一种很浪漫的看法,觉得文学就是文学,是一种很唯美、很梦幻的追求。当我说出我的想法时,平日很有耐心的老师,却显得焦虑、不耐烦,他对我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他说:「文学不应该那麼自私,文学应该关心更多人的生活,走向社会的边缘,去抨击不正义、不公理的事情。」
当时听了他的话,觉得有点反感,心想老师怎麼这麼武断,这麼决绝。对於一个充满文艺美学梦幻的年轻人而言,陈映真老师的理论让我觉得很受伤。
一个星期后,他被逮捕了,我听到一些传言,说他成立了一个组织,又说他翻译了马克思的论着,说他的组织裡的人接连被逮捕了‥‥我想起了在明星咖啡屋时他的这一段话。
再见到陈映真老师时,已经是七年之后,他从绿岛出来,我从法国回来,彼此都经歷了一些事。我自己从被父母耳提面命:「不准碰政治」,到在巴黎时,听到每一个人在午餐、晚餐、下午茶时间都在谈政治,感受到六八年后法国人对政治的热烈激昂,随时可能会有一个同学站起来高声朗诵出聂鲁达的诗。我突然发现,革命是一种激情,比亲情、爱情、比人世间任何情感都慷慨激昂。
对我来说,革命在巴黎的街道上变成了诗句,聂鲁达的诗不只是诗,而是迴盪在街头上的歌声。
在前几年上映的《邮差》这部电影中,你可以看到连邮差都受到聂鲁达诗的影响,因為它不只是诗句,是革命的语言,会带给你一种巨大的心灵上的撞击和震撼,让你觉得可以放弃一切温馨的、甜美的、幸福的生活,出走到一个会使自己分崩离析的世界。
革命是一种青春仪式
在法国读书时,我发现革命有一种很吸引人、但说不出来的东西,和我从小所理解的恐惧不一样,使我也开始跟着要好的法国朋友,绑上头巾,跟着游行的队伍前进。整个五月大概都是在罢课的状态,而去过巴黎的人就会知道,五月的巴黎天气好得让你不想上课。后来我发现每次革命、每次学运都选在五月,不然就是在秋高气爽的十月,很少有学运选在凄冷的季节,大概即使要革命也要选一个好天气吧!更有趣的是,有时候同学还会问我:「我今天要去示威,你觉得我穿哪一件衣服比较好?」
原来学生运动不像我想像的那麼可怕,反而有一种嘉年华会似的东西,包皮括朗诵聂鲁达的诗,包皮括选一件示威游行的衣服,革命是可以重新注解的,或许,革命是因為你的青春,并且转化為一种青春的仪式。
我突然懂了某位西方作家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你二十五岁时不是共產党员,你一辈子不会有希望;如果你二十五岁以后还是共產党员,你这一辈子也不会有什麼希望。」原来他说的「共產党」就是革命,讲的是一个梦想,当你二十五岁时有过一个激昂的梦想,一生不会太离谱,因為那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寄託;可是二十五岁以后,你应该务实了,却还在相信遥远的梦想,大概人生就没什麼希望了。
从这句话裡,我们也可以看到革命跟诗有关,跟美学有关,而它最后导致的是一种巨大的孤独感,因為唯有孤独感会让人相信乌托邦
(Utopia)。「乌托邦」这个词是音译的外来语,但在汉字裡也有意思,代表「子虚乌有寄託出来的邦国」,它是一个实际上不存在,可是你心裡相信它存在的国度,且你相信在这个国度裡,人没有阶级,人可以放弃一切自己私有的慾望去完成更大的爱。唯独年轻人会相信乌托邦,而寻找乌托邦的激情是惊人的。
当我与多年未见的陈映真老师碰面时,他对我的印象还停留在与他辩论诗的意义,争得面红耳赤,告诉他:「写诗是一种绝对的个人的唯美,我没有办法接受你所说的,文学应该有更大的关怀。」他不知道七年之中我在法国经歷的一切,我也很少对人说起,只有在自己的小说〈安那其的头发〉中透露了一点点。
托尔斯泰与克鲁泡特金
安那其(Anarchism)是我在法国参加的一个政治组织,又译為无政府主义。这个流派起源甚早,在十九世纪的俄国就开始了,创始人是巴枯寧(MikhailAleksandrovichBakunin)和克鲁泡特金(PeterKropotkin),这两个人基本上是俄国贵族;许多革命运动的发起人都是贵族,其过程也相似:先是对生活感到不满,继而在沉沦糜烂的贵族生活中感到存在的孤独,最后选择出走,例如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是一位伯爵,拥有很大很大的农庄,但是在他的作品《復活》中,他重新回顾成长过程中身為贵族的沉沦,以及拥有土地和农奴带给他的不安与焦虑,他决定出走。我认為托尔斯泰最伟大的作品
不是《復活》也不是《战争与和平》,而是在他垂垂老矣时,写的一封给俄国沙皇的信。信中,他没有称沙皇為皇帝,而是称他為「亲爱的兄弟」,他写到:
「我决定放弃我的爵位,我决定放弃我的土地,我决定让土地上所有的农奴恢復自由人的身分。」
那天晚上把信寄出去之后,他收了几件衣服,拎着简单的包皮袱,出走了。最后他死於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火车站,旁人只知道一个老人倒在月台上,不知道他就是大文豪托尔斯泰。
我觉得这是托尔斯泰最了不起的作品,他让我们看到革命是对自己的革命,他所要颠覆的不是外在的体制或阶级,而是颠覆内在的道德不安感。
回过头来看,什麼是安那其主义?怎麼可能有无政府的状态呢?
在台湾,我们可以轻易地找到克鲁泡特金的着作,翻译者是巴金。这位中国老作家笔名的由来,就是取自巴枯寧和克鲁泡特金两人名字中的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他在留学法国时最崇拜的偶像就是安那其的这两位创始人,所以他取了这个名字。巴金一生翻译了许多克鲁泡特金的作品,包皮括《麵包皮与自由》、《一个反叛者的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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