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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胡尔达时大约十五岁，那时母亲已经去世两年半了，我是黝黑人群中的一个白脸小丑，魁梧巨人中一个瘦骨嶙峋的年轻人，沉默寡言人中一个喋喋不休的话匣子，农业劳动者中的一个蹩脚诗人。我所有的新同学都拥有健康的头脑与体魄，只有我，在几近透明的身子上长着一个富于梦幻的头脑。更为糟糕的是，有那么几次，他们撞见我坐在基布兹偏僻的角落画水彩画，或者是躲在赫茨尔之家一楼读报室后面的自习室里写写涂涂。麦卡锡主义谣言开始传播，说我和自由党有些联系，我成长在一个修正主义家庭，怀疑我和可恨的蛊惑人心的贝京、劳工运动的主要敌人不清不楚。总之，接受扭曲教育，遗传基因混乱，不可救药。

我来胡尔达，实则因为我反叛父亲，他的家人也不帮我。我没有因背叛自由党受到表扬，没有因在爱迪生礼堂听梅纳赫姆·贝京演讲时不能自控地哈哈大笑得到赞赏，《皇帝的新装》众人当中那个勇敢的小男孩，在胡尔达这里遭到怀疑，人们认为他被刁滑的裁缝收买了。

我白白地在干农活时努力表现突出，读不好书。我白白地努力像烤牛排一样烤炙自己，像其他人那样晒得棕红。在参加时事讨论时，我白白地把自己展示为胡尔达最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是整个劳动者阶级中最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的话。什么也帮不了我，在他们眼里，我是某种外星人，于是同班同学无情地侵扰我，让我放弃奇怪的生活方式，变成他们那样的普通人。一次，他们派我深夜不拿火把跑步赶到牛棚检查，回来汇报是否有奶牛发情，需要公牛紧急关照。还有一次，他们让我值班清洗厕所。还有一次派我到儿童农场为雏鸭鉴定雌雄。我绝对没有忘记自己来自何方，我不会误解我身在何处。

至于我，我毕恭毕敬地接受一切，因为我知道，摆脱耶路撒冷并痛苦地渴望再生，这一进程本身理应承担苦痛。我认为这些日常活动中的恶作剧和屈辱是正义的，这并非因为我受到自卑情结的困扰，而是因为我本来就低人一等。他们，这些经历尘土与烈日洗礼、身强体壮的男孩，还有那些昂首挺胸的女孩，是大地之盐，大地的主人，宛如半人半神一样美丽，宛如迦南之夜一样美丽。

除我之外。

人们没有因为我晒得黝黑而受蒙骗，他们一清二楚——我自己也清楚——即使我的皮肤最后晒成了深褐色，但内心依然苍白。尽管我学会了用软管灌溉草田，开拖拉机，用老式捷克步枪打靶，但我仍未成功地去掉污点，透过我披在身上的所有伪装，你仍然可以看到那个软弱、温柔、多话的城里孩子，他富于幻想，编造千奇百怪的故事，那些故事从来没有发生，也从来不会发生，不会让这里的人感兴趣。

然而，在我看来，他们都值得称道，这些大男孩可站在二十米外用左脚把球踢进，眼睛眨也不眨便把鸡脖子拧下来，夜里闯入店铺小偷小摸一些供应品，举行午夜盛宴，那些勇敢的女孩子可以背着三十公斤的背包行军三十公里，之后仍然留有充足的精力跳舞跳到深夜，蓝裙子急速旋转，仿佛重力本身满怀敬意停了下来，而后和我们围坐在一起，直至天明，顶着满天星斗，为我们歌唱，唱令人心碎的歌，轮唱两部、三部，背对着背唱，在唱歌时露出天真无邪的热情，的确可以让你神魂颠倒，因为那么纯真，那么超凡脱俗，犹如合唱中的天使那么纯洁。

是啊，确实，我知道自己的位置。不要太自以为是，不要好高骛远，不要插手注定比你强的人的事。确实，人生来就是平等的，这是基布兹生活的基本原则，但是爱情领域属于自然界，不属于主张人人平等的基布兹委员会。爱情领域属于强劲的雪松，不属于小草。

然而，俗话说即使一只猫也可以看国王。于是我终日看他们，夜晚躺在床上也看他们，当我闭上双眼时，我从未停止看他们，那些头发蓬乱的美人。注我尤其要看女孩子。怎么看呢？目不转睛，目光火辣。甚至在睡觉时，我瞪大两只依依不舍的牛眼无助地看她们。不是因为我怀揣错误的希望，我知道她们注定不属于我。那些男孩是高贵健美的牡鹿，而我则是一条可怜虫，女孩子们都是仪态优雅的瞪羚，我则是在篱笆后嗥叫的迷途胡狼。在他们当中——如编钟上的钟锤——是尼莉。

这些女孩个个像太阳光芒万丈，个个如此，但是尼莉——始终为抖动的欢乐之环萦绕。尼莉走在小路上，草坪上，丛林里，花圃间，总是不住地唱歌，在走路时为自己歌唱。即使她走路时没有唱歌，但样子也像在歌唱。她怎么了，有时我在饱经磨难的十六岁少年的心灵深处问自己，她为什么总是歌唱？这世界究竟好在哪里？如何“从如此残酷的命运／从贫穷与忧伤／从陌生的昨天／和无法预见的明天”，一个人竟能汲取如此的“生命乐趣”？她是否听说“以法莲山注／收到新的年轻受难者／……正像你一样／我们为民族奉献生命……”？这是个奇迹。它险些将我激怒，又令我为之着迷：像只萤火虫。

胡尔达基布兹笼罩在黑暗深处。每天夜里，离基布兹外围篱笆墙上昏黄的灯光两米远，便是黑幽幽的深渊。它伸向夜之尽头，伸向遥远的星际。在带刺铁丝网那边，蛰居着空旷的田野、废弃的果园、不见人烟的山峦、在夜风中荒芜了的种植园、阿拉伯村庄的废墟——不像今天，你可以看到周围密密匝匝的一簇簇灯光。在20世纪50年代，胡尔达外的夜晚依然一片空空荡荡。在这片太空世界里，渗透者、阿拉伯突击队员蹑手蹑脚来到黑暗深处。在这片太空世界里，有山上丛林、橄榄树园、庄稼田，垂涎三尺的胡狼不断出没其中，那疯狂可怖的嗥叫弥漫在我们的睡眠中，令我们毛骨悚然，直至天明。

即使在护栏内部有人把守的基布兹大院，夜间也没有多少灯光。无精打采的电灯偶尔抛下一汪微弱的光，接下去便是浓重的黑暗，而后又是一盏灯。裹得严严实实的夜间警卫在养鸡房和牛棚来回巡逻，每隔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在幼儿区值班的女子放下毛活，从托儿所走到儿童之家，再返回来。

我们每天晚上不得不折腾，免得陷入空虚与忧愁中。我们每天晚上聚在一起，做些吵吵闹闹、近乎野蛮的事情，直至半夜或更晚，以免黑暗潜入我们的房间，沁入我们的骨髓，熄灭我们的灵魂之光。我们歌唱，叫嚷，大吃大嚼，辩论，宣誓，谈论他人长短，嬉戏，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驱逐黑暗、沉寂，以及胡狼的嗥叫。在那年月，没有电视机，没有录像机，没有音响，不能上网，没有电脑游戏，甚至没有迪斯科舞会，没有酒吧，没有迪斯科舞曲，只有每周三在赫茨尔之家放映的一场电影。

我们每天晚上不得不聚在一起，尽量为自己创造一些光明和乐趣。

我们把基布兹里上年纪的人叫老伙计，尽管许多人只有四十岁，由于过多的职责、义务、失望、集会、委员会、采摘任务、讨论、值班、学习日和党内活动，过多的文化主义和日常生活琐事的摩擦，许多人的内在生命之光已经熄灭。晚上九点半，或差一刻十点，老兵住区小公寓窗子里的灯相继熄灭，明天他们得在早上四点半再次起床，摘水果，挤牛奶，在田野或公共食堂劳作。在那些夜晚，光成了胡尔达宝贵稀有的物品。

尼莉是只萤火虫。不只是一只萤火虫，是一台发电机，整座发电站。

尼莉身上散发出大量的生命乐趣。她的欢乐无拘无束，没有道理，没有根据，没有缘由，无需发生什么事情就能让她洋溢着欢乐。当然，我有时也看到她刹那间的忧愁，当她觉得有人错待或伤害了她，不管对错，都会不加掩饰地哭泣。要么就是看到伤感影片，不顾体面地哭泣，要么就是读某页辛酸小说挥泪不止。但是她的忧愁，总是让强有力的生命乐趣环绕，如同灼热的春泉，无论雪与冰都无法将其冷却，因为其热量直接源于地核。

这也许是因为受父母影响。她的母亲利娃具有音乐天赋，即便周围没有音乐；图书管理员谢夫特尔身穿灰衬衫在基布兹来回行走时会唱歌，他在花园里干活时会唱歌，当沉重的口袋压得他直不起腰板时也在唱歌，当他对你说“会好起来的”，他始终相信这是真的，没有丝毫怀疑，没有任何异议：不要着急，很快就会好的。

身为基布兹一个十五六岁的寄宿生，我用人们观看满月的方式来观看洋溢在尼莉身上的欢乐，远远的，不可企及，然而令人着迷而欣喜。

当然，只是远远地拉开距离，我不配如此光彩夺目的光，我这样的人只能观看。在读书的最后两年和服兵役期间，我有个女朋友，不是胡尔达人，而尼莉拥有一大串光彩照人、气宇轩昂的追求者，环绕在这群追求者周围的是第二圈晕晕乎乎、如醉如痴的追随者，接着是第三圈胆怯、谦卑的信徒，第四圈站在远处的崇拜者，第五六圈里包括我，一棵小草，偶尔一束奢侈的光不经意地触摸它，想象不到那转瞬即逝的触摸会是什么。

当人们发现我在胡尔达文化之家蹩脚的后屋写诗时，大家终于清楚我是无可救药了。然而，尽力使坏事变成好事，他们决定给我分派任务，为不同场合创作合适的韵文，庆典、家庭庆祝活动、婚宴节庆，还有，如果需要，也包括葬礼祷文，还有纪念册中的诗行。至于我写的那些情真意切的诗歌，我设法将其藏匿起来（深深藏进旧垫子的稻草中），但有时我控制不住自己，把它们拿给尼莉看。

为什么在所有人中只给她看？

也许，我需要检查一下，我那些描写黑暗的诗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时如何化为乌有，如果幸存下来情形又会如何。直至今日，尼莉仍是我第一个读者。她若发现草稿中有不当之处，就说，这样不行，把它删掉，坐下来重写。要么就是：我们以前听过了，你已经在什么地方写过了，不需要重复自己。但是当她觉得什么东西写得好时，她就会从书稿中抬起头，以别样的目光看着我，于是房间变得宽敞起来。当遇到悲悯之事，她就说，这部分内容让我落泪。要是读到滑稽可笑的东西，她便放声大笑。她之后，我两个女儿和儿子都会读，他们都目光敏锐，听觉灵敏。而后几位朋友会读，再而后是读者，而后是文学专家、学者、批评家以及行刑队。可那时已经找不到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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