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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2部分（第1页）

“是，三哥。”子宣答道，还是有点拘谨。

越说会越紧张，安石不说了，只问：“你来一定有事？”

“是，三哥，二哥有信给您。”子宣说，一面从袖口里掏出信来递给安石。

安石接过一看，信封上写着“子宣转介甫亲启”几个大字；拆开一看，不过是道好问候几句闲话。安石放下信，叹了一口气：“唉，这官场真是太可怕了！”

子宣一时听不明白，只管大睁着眼睛瞅着安石。

“普天之下，也就数你二哥与不多的几个人，与我不存形迹。你二哥与我志同道合，更非一般人可比！可他与我，现在也有了形迹了。给我的信，不直接寄给我，却要你来转交！唉！”安石似乎有无限感慨。

“三哥现在做了副相，二哥怕是避嫌吧？”子宣解释说。

“所以，我才说官场可怕哪！一入官场就身不由己，多了无数嫌忌。不仅是你二哥，我不也一样？照心里的想法，我恨不得马上就将你二哥调进京来。有他帮助，不说多，至少可以替我分担一些吧！有什么不对，他也能直言不讳，帮我多长两只眼睛。看法不同，也可以切磋长进。”安石说，除了无奈，似乎还有几多难言之隐。

子宣很感动，一时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二哥与安石的关系，有些他知道，有些也不尽知道。仅就知道的而言，也就够让他感慨唏嘘的了。

子宣第一个想到的，是安石如何替二哥辩诬。

这普天之下，什么人最容易受到诽谤？贤者，尤其是处于下层的贤者。为什么呢？因为贤人少，始终处于愚人的包围之中。愚人总要嫉妒贤人，而贤人偏偏又洁身自好，不愿与愚人来往，他们的怨恨也就更大了。既有怨恨，就不能不造谣诬蔑。不明真相的再偏听偏信，这么一传播，贤人还能不诽谤多多吗？处于下层的贤人之所以更不堪，是因为无权无势，别人可以肆意攻击；又因为自己没有名声影响，他人不加辨别，也更容易扩散流布。这层意思，是王安石一段名言的释义。他的原话，子宣字字能背，是：“天下愚者众而贤者稀；愚者固忌贤者，贤者又自守，不与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挟忌怨之心，则无之焉而不谤；君子之过于听者，又传而广之，故贤者多谤。其困于下者，尤甚：势不足以动俗，名实未加于民，愚者易以谤，谤易以传也。”这话，就是安石专为子固辩护时写的。

当年子固在京，与他同父异母的哥哥曾晔分房而居，很为一些人所诟病。照大宋法律，父母健在，子女分家是违法的。子固父亲虽然去世，母亲却健在，与大哥分住，当然不合适。其实，分居并不等于分产。曾家自父亲去世，人口众多，生活都成了问题，哪里还有财产可分！而且，子固分住，主要还是为了清静，想有个空间好好读书，并不为别的。外人不知就里，难免瞎说一气。有人甚至写信责备安石身为朋友，不该不规劝子固。安石知道实情，回信时不仅申述了道理，为子固鸣了不平，也义正词严地将那人教训了一顿：让他多多自重，不要妄议子固。这在曾家，自然是一件大事。除了感谢，谁都刻骨铭心地记在心里。等接信的人传出信来，这段文字就叫子宣永远记在心里了。

或许就是因为“贤者多谤，困于下者尤甚”的缘故，子固的仕途始终不顺。他窝在京中做编校什么的，一窝就是九年。安石自然也劝过，让他争取到州县去历练历练；他自己何尝不也这么想？可朝廷又不让，始终想用他的文字功力；欧阳修也存着个提拔推荐的心思，只是始终阴错阳差，使不上劲。到濮议起时，子固如坐针毡，到底待不下去了。

他对濮议，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他专门写了一篇《为人后议》，反对濮王称皇，认为那是干越正统，极为无礼。那道理，也说得很透彻：按照《周礼》，父为士，子为天子，儿子以天子之礼祭祀父亲是可以的，但父亲的尸体，仍然要裹普通士人的衣服，不能僭越。为什么？按照礼仪，子女没有封赏父母的道理。因为不能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不这样，就不是尊敬父母，而恰恰是贬低了他们！子固心里虽然明灯似的，却不能说。因为欧阳修是他真正的恩师，他说什么也不能站在别人一边去反对他。可他身为朝廷命官，又是文章大家，这样大是大非的事竟不置一词，原本就对他求全责备的人，能放过他吗？夹在夹缝里的子固，到底下了决心，一再请求外放。因为态度坚决，欧阳修他们又顺水推舟不再阻拦，他也就真外放了：去越州做通判。辛辛苦苦熬了九年，就这么个结局，他心里自然不痛快，可是能离开这是非之地，到地方上一显身手，又觉着轻松，就这么忧喜参半，出京赴任了。那时已是治平年间，安石早在金陵服丧，越州又不顺路，两个人只能且靠书信来往。安石见他远出京城，倒是有些为他高兴。他的《为后人议》，也始终放在行囊里，没向任何人公开过。他很体谅欧阳修他们的处境：四面楚歌，一时根本顾不上关照自己；二呢，虽不十分明了，或者也能体察自己始终不发一言的苦衷。那么，将他外放，也就是一种不关照的关照了。及至时过境迁，欧阳修已经败走亳州，他才将文章寄给了欧阳修。欧阳修除了赞成他见事明理，自然也为他的知恩图报，决不落井下石，而感叹唏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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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八十二回（3）

安石自江东任上还京，与子固一起也盘桓了几年，相互都有长进。虽说志同道合，有时也小有分歧。主要是子固多少有些迂阔空谈，还守着过去的看法，主张先行教化，然后再求变求治。这是安石在江东时，子固给他的信中提出来的。安石也赞成这种看法，但他毕竟经州历县，接触实际政治多，知道那顶多只能是个理想，或思考一切的逻辑出发点，是不能真正付诸行动的。要真付诸行动，等官民全都成了正人君子才有所作为，不啻就是完全取消一切变革了。到子固下了越州，他似乎也不再胶柱鼓瑟，变通多了。

越州的衙役，很久就不用差派，而是花钱雇佣了。钱从哪儿来呢？主要靠酒场专卖酿酒所得。不够，则将钱摊到农户头上，让他们交钱帮助。这有个名目，叫助役钱。原来说好只交七年，过期就不再交了。可子固到时，早过了七年，还是照交不误。地方官吏从中渔利，不愿轻易放手呵！通判管的正是钱粮财政，子固当时就下令免了，而且明令今后再不准擅自增加招募差役的钱！

当年灾荒，眼看官仓不够赈济，他先就将各县知县召来，替他们出点子道：“你们回去，将那些有钱有粮的大户找到县上，劝劝他们。就说：‘灾民饥不择食，保不准要来吃大户，倒霉的还不是你们这些大户人家吗？与其被人一文莫名地瓜分，干吗不趁早平价卖给县上，得了实惠不说，也是积德行善。’他们不会不动心。你们有了平价粮，再平价转手卖给灾民，问题就解决了。”这办法果然灵，一下就得了十五万石粮食，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农民青黄不接没东西种地，怎么办呢？子固又想到安石在鄞县的办法，贷出许多青苗钱，也是加利和本利一起，与秋赋一块儿上交。

有这么几大德政，自然有口皆碑。一任期满，子固自己又想回朝廷了。英宗已经薨逝，朝政可能一新，谁都知道这是一个机会。他也想同安石一起做些事情。除此之外，母亲留在京城无人照应，也是一条理由。他给朝廷专门上了折子，请求返京，或就近任职。可结果，却是改调齐州！

清算濮议旧账的人，还没忘了他一言不发、姑息养奸的投机行为，要跟他算上一算。神宗问吕公著：“就爱卿看来，曾巩这个人怎么样？”

公著想都没想，就答道：“回陛下，曾巩也是一代名士，不可多得的人才。只是就微臣看来，他为人行义不如处理政事，行政才能又不如文章学问。”

这意思很明显：曾某人不可不用，也不可大用。要用，也只能用他的文章学问而已！

“何以见得？”神宗并不放心，又问。

于是，公著便将他所知道的子固亏行，不管事实与否，有一搭无一搭，全都缕述了一遍：从与大哥分居到濮议息奸，无一遗漏。神宗听完，不说话了。

可神宗问曾公亮时，曾公亮却极口推荐，并举出当年欧阳修如何推崇他作为旁证。他想不到的是，这恰恰增加了皇上的疑虑：身为臣子，为私情而不顾大义，恰恰是最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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