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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而一一恢复。因此,在二百年前发生的这场争论,就更值得今人重视。
十、划分社会阶层
十八世纪中国还存在着类似“划分社会阶层”的现象,据法国学者魏丕信(Will)研究,在因灾对纳税人蠲免赋税时,政府规定纳税在五两以上的算作“富户”,一两以下的即为“贫民”,介于二者之间的为“小户”(其他经济上的差别则不考虑)。其中“富户”不予蠲免,“小户”依照受灾损失程度依次减免,“贫民”则全部蠲免。在因灾赈济时,必须优先照顾最贫困者,如果情况允许,再扩展到受灾较轻的那部分人;尽管在中央政府眼里,典型的救灾受益者就是只靠自己劳动维生的农民家庭。乾隆初年,一个制度建立起来,它把人口按照“贫”、“富”的范畴进行划分。大体上是分为几个富民阶层(如极富、次富、稍富)和几个平民阶层(极贫、次贫、稍贫)。有些时候,其划分标准是极为经验性的(如“产微力薄,无担石,或房倾业废,孤寡老弱,鹄面鸠形,朝不谋夕者,是为极贫”;“田虽被灾,盖藏未尽,或有微业可营,尚非急不及待者,是为次贫”),有的则提出了一些量性标准。如“极贫”为:没有任何财产,无手工业、山地等副业收入,租种地少于十五亩(或拥有自耕田地不足十亩),被灾损失达到八九分者,或“赤贫无力,及四贫无告者”;“或系佃民,或田地在十亩以内,又全行被灾,冬春难以存济者,俱应列为次贫”,等等。人们可以看到,是佃户还是小自耕农,这种土地关系的区分在确定农民地位时具有的重要性。虽然这里并没有所谓“社会阶级”的概念,但这种方式仍使人联想到二十世纪土地改革中的分类(至少在表面上看是这样),如贫农、中农、富农等。'62'
看来,在十八世纪,“富户”与“贫民”似乎已成了一个对立物,而被常常提起;'63'“地主”或“富户”似乎也不是什么好名词了。'64'
如康熙四十二年(1701)圣祖谕旨:
“朕四次经历山东,于民间生计,无不深知。东省与他省不同,田野小民,俱系与有身家之人耕种。丰年则有身家之人所得者多,而穷民所得之分甚少。一遇凶年,自身并无田地产业;强壮者流离于四方,老弱者即死于沟壑。”'65'
我过去在教学中,总感觉这与其他史料对不上号。魏丕信也提到这点:较新的研究数据(约1900年)提示,在山东的多数地区,大部分农户是自耕农,还有少数大地主。但为什么康熙上谕(及十八世纪初年的一批类似的材料)要“夸大租佃制流行程度以及富户的影响”呢?这显然是“有其一定用意”的。即“期望”地主对佃户能够“贫富相助”、“有无相资”,帮助穷人渡过难关。尽管这种意识形态在多大程度上与现实相关还是一个问题。'66',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尽管她描写的是十九世纪以后,也属于把问题贯通来看的一种努力。)
在我看来,在这种“意识形态”或是“流行看法”之下,地主(富户)已被置于一个受到质疑的地位,并且被加上了若干社会责任。这可不是什么令人称羡的角色,而且多少带有了一点“反派”的色彩。其行为一旦不孚众望,就可能被扣上一顶“为富不仁”的大帽子,成为打击的对象。'67';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江忠源为秀水令时办赈,制两匾书,捐有成数即赍花红鼓吹,以“乐善好施”四字褒之;否则,大书“为富不仁某某”额于门首,责令地保巡视,毋使藏匿。又,多捐者给予禁抢告示一纸,犯者照某甲一率处死,数日之间捐银十余万两,盖皆欲得此告示作护符耳。又,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余(任建德县时)问某富家:“今年灾荒,伊家何以尚有如许谷子?”并嘱曰:“明春乏食,尚毋再积,且必零卖也”。又称:保富安贫,“但可存于心,不可形诸口,况可施之文牍乎?”由是必将纷纷扰富户。)又因其不免“启乡绅挟制朝廷之渐”,而可能引起朝廷的猜忌。'68'
如果一定坚持清代是什么“阶级国家”的话(虽然以二十世纪的经验看来这一点也不无疑问),我们也可以说,其政策可能并不是向“富人”倾斜的,而可能是恰恰相反。例如,无论是在追讨旧债,'69'还是清理欠租方面,“富户”都是很难如愿,而官府也往往不是站在他们一边的。'70'
以上史实也透露出,“地主”(或所谓“大地主”)已横亘在政府与万民之间,早晚要成为“现代化”过程中的清理对象。这不但是逻辑使然,事实上,二百年以后国民党、共产党即分别实行了土地改革。
十一、工业政策和工业发展
但不管我们把清史说得多好,有一件事却是不能回避的,这就是清代没有能实现“现代化”,没能把中国经济引入“机器工业”的发展阶段。这些说法也许不错,但要把它归为清代(或清政府)的“罪责”,一切评价都以曾否“工业化”(“自行实现资本主义”)为转移,必将会带来极大的认识偏差。至少,会把本文中谈到的大多数问题置于被忽视的地步。
现在已有研究发现,清代中国是有着自己的“工业”和“工业区”的。'71'李伯重写道,世界先进国家“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就存在着这样一个“早期工业化阶段”。正如美国经济学者诺斯(North)所说:“工业革命并非与我们有时所认为的那种与过去根本决裂;恰恰相反,它是以往一系列渐进性变化的积累”。它经历过一个“农村家庭工业时期”,其特点就是农村家庭手工业并未脱离农业,且大多与纺织业有关;其中商业性手工业生产的收入已经超过农业收入,家庭手工业由原来的农家副业的变成了主业。这也被称为“原始工业化”,虽然并不能必然导致近代工业化的出现,但已构成了它的一个先行阶段。'72'
事实上已有许多例证表明,清代十八世纪,在长江三角洲上千万农民的生产经营中,传统工业的地位已远远超出了其农业部分;在这一地区,农村工业已不是什么“副业”,而是主业和正业;这样的农民,亦工亦农,与其称之为“农民”,还不如称之为兼营农业的“工人”更为切近。正是因为这样一些理由,可以把它称为“(传统)工业区”,而不再简单地把它与其他农作地区等同看待。无疑,它的出现应被视为清代经济的一大成就。
由此也许还可得出如下的一些结论:中国在清代已经超出基本食用品生产的阶段,而跨入更高的阶梯,这就是全面发展经济,并亟需从工业的发展中去谋求出路这样一种新的阶段。
换句话说,中国的“工业化”要求,恐怕不是1840年以后才从国外输入的,更不是二十世纪某一时代的新鲜主张;它是立足于中国自身发展基础之上的一个要求,在历史上至迟到十八世纪即已出现。'73'
因此,清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工业区”,乃是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中的最高阶段——“发达阶段”的一个体现。其实不因外国也有而“是”,也不因外国没有而“非”。
到二十世纪初,中国一些地方相继实现了现代工业化,在原有的“手工业”与“机械工业”之间,并没发现什么实质性的障碍,其领先地区即是江南;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中断”以后,又是江南地区掀起了最大的乡村工业化的浪潮。这些当然不是偶然的。
另一方面,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乾隆七年清廷提出“为天下万世筹赡足之计者,不独以农事为先务,而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的政策思想,已经超出了一般农业的范围。中国古代的所谓“四职”,原本只有“三农”是农业,其他三者都是农业以外的经营。'74'这与秦汉以后的情形是大不一样的。但不管怎样,数职“兼修”就必然会扩展到农业以外。于是在前述农业经营的范围之外,不但纺织等手工业得到大力的提倡,清代的矿业政策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所有这些,也无例外地发生在乾隆初年,并和当时的总体设想有着紧密关联。'75'
既已涉及工业发展和工业政策,就还有许多问题不能回避。例如,国家财政问题、'76'工业思想及其导向问题、'77'尚奢尚俭问题,'78'农民就业转移问题、'79'保护私有产权问题,2……等等,都是我们二十世纪耳熟能详,仍需花大力量去面对的问题。
综括十八世纪清人的努力,并不是所谓“昏君”、“佞臣”、“劣绅”或“愚民”所能解释的了的。在上述每一门里都充满了“学问”(而非权术)。当然它不是什么“经学”或“考据学”,而是儒家正宗的“经世之学”,亦即后来曾国藩、张之洞所说的“经济”之学,它已构成一个“十八世纪经世学派”。'80'它所留下的遗产,不仅惠及十九世纪经世学派,无形之中,二十世纪的后人也受到他们巨大的影响,不管他们是否承认。
结语——兼论如何修订我们的近现代史观
对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做了这样一番对比之后,我们所面临的,可能就是“修改历史观”这样一个大问题了。
在通行的教科书里,十八世纪的中国仍处于“古代”,二十世纪是为“现代”,两者不但性质上截然不同,时段上相距甚远,中间尚隔着一个“近代”(无论是从1800年还是1840年算起)。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已不是“一个历史”,而是被若干个关节,被无数个“偶然”(如外力入侵)、“假设”(若没有什么入侵),这样一类“虚妄史观”给割裂,弄得不成样子的段落。
过去认为,传统中国“封建”、“落后”、“老旧不堪”,从本文的角度看来,恐怕就不是了。当十八世纪,中国即与世界上现代化的早发国家“一同”(或略早于他们)面对了一些“现代问题”,和做出了若干“现代努力”。如此看来,中国并不一定只有一个被谁人“打断”的,或由外力“提升”了的历史。甚至也无所谓再区分什么“内因”、“外因”,更不必在意“东方”、“西方”孰为中心。'81'或者,它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在逻辑上岂不也能成立?'82'或许,中国具有自己的并不输于他人的“理路”,只因一向受限于传统观点,或“现代化”的固有模式,使人难以看清罢了。历史上那些最令读者扼腕太息的难以数计的危机和难关,在今天看来,恐怕也都不必那样“哀怨”,无法索解。或许,它只是没有如吾人(或某些人)之“愿”而已。
面对这样的历史,换做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除了那少数几个领头羊以外),没准都可为之“骄傲”;换做任何一个民族(就笔者游学于欧美触目所见),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失落悲哀”的。事实上,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古国来说,任何变革(包括革命)都不会容易,一定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这也已成为中国史的主题之一,穷则思变,至变方通,它好像就是要我们把所有的苦难和关口都经过一样,'83'——中国到底要走向何方?“历史老人”究竟有怎样的安排?——对于这些,恐怕还要拭目以待。唯一肯定的可能就是,它不会如那些世俗的渺小愿望就是了。
所谓“正面观察”,并非只看历史上“好”的一面,而是对那些无数的“失败”也要抱一个“正视”的态度。另一方面,与某些学者认为十八世纪中国“相同”于西方(如英国)的经济发展不同,我不过认为,中国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或十八世纪西方)的努力“相通”而已。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些“发动者”是谁,它多半却不是来自欧洲;这些行为内含有许多传统的因素,但也颇有悖于中国传统道路之“常”。
说十八世纪是二十世纪的“先声”,并不意味这两个世纪可以等量齐观(那样还要我们史学家做啥)。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任务,正像我们不能期望古人替代了我们一样,今天也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罪于古人(否则还要我们这一辈人做啥)。
但这样一来,我们似乎就“解构”了“现代化”的命题,或者它有着多样的面孔,并不能以“成功”的领头国家“一把尺量遍天下”?或者,无论是对“资本主义”,还是所谓“现代化”,也许它并不那么重要,也不是构成历史的唯一视点?——例如本篇所说的“粮政”、“农政”,还有未涉及的国土疆域等等,皆为国之大政,大约是任何时代无论什么“主义”都不能抹杀的问题,——或者它只触及了历史的某些方面,还有其他许多才是亘古以来恒久的存在?或者,它只触及了某些外延,而未及其内涵?
站在长远的“大历史”的观点,我们也可以说,那一时的成败都没有什么,它们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世界历史的中心问题,也许并不是这些。
即令今天“日新月异”的物质成就,虽然未必是什么“镜花水月”,但又怎能成为衡量人类文化进步的唯一标尺?一部“心性”、“心灵”、“精神”和“文化”的历史,不也格外重要?'84';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学者卡内提(Elias Cati)也批评说,今天假如只剩下一种信仰,那就是“生产”了,《群众与权力》(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页332);而在法国心态史学家迪比看来,对于他所研究的人来说,经济的实在性显得无关紧要,真正实在的是超自然方面的心灵结构,《新史学》,页182。)在这种观点之下,我们岂不既能打破现有历史研究的框架,也能打破固有的思想史研究的框架(它也不是所谓“精英”还是“一般民众”的思想史可以包容的)?
至于“革命”也是一样。当今既有人在“痴迷”革命,也有人要“告别”革命。其实,自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革命”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与“现代化”过程亦不遑多让,它也几乎成了近代中国的主题之一。但是,革命到底解决了哪些问题(毛泽东晚年曾说:我只不过改变了北京周围的一些面貌而已)?又有多少是它不能解决的?而且,有谁可以肯定革命到底为何发生(至今国内外不少学者还为此争辩不已),又有谁能断定,革命之后,还需不需要革命?……
在许多崇信“进化论”的人士看来,“古”一定比“今”差,“西”必定比“中”强,其实,这都是不一定的。'85'我倒觉得,有许多理由可以相信,中国的传统并不一定就那么不好,她也并非欠缺令吾人足可自豪的伟大思想。
也许,这样我们就可以端正心态,放宽视野,坦然地面对我们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 * *
'1' 胡明辉:“十八世纪在近现代中国史的枢纽位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2期,2001·9,他说:在魏源笔下,陈宏谋不但是十八世纪的中流砥柱,也是十九世纪经世学的开路先锋,参见罗威廉(William T·Rowe):《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Saving the world:Chen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China,StanfordUniversity press,2001);据说,曾国藩即把陈宏谋奉为讲“经济之学”的楷模,“立意崇尚之”,冯天瑜、黄长义:《晚清经世实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页320。
'2' 笔者曾在《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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