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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上书，暂且合上硌得眼眶生疼的铅字和惨黄的劣等纸色，我掸了掸耳朵，幻想掸掉挤满耳朵的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习惯地把脸转向左边。左边是窗子。窗子下的暖气烧得“嗞嗞”地响，听谙于校人校事的人透露，这套暖气是用十几个位子换来的，价值十几万。一个有关头头脑脑的儿子们的人头，平均能摊上一万多，想当初地主乡绅们给贺龙富有传奇色彩的头颅开的价儿，也不过如此而已。

冬天被紧紧闭合的窗子关在了外边，我也仅能从蒙在窗子下层浓浓的水雾推想，外边一定很冷。这水雾和唐寅画中女士掩面的团扇有相同的功用，不同的只是团扇掩盖了美人淡洗梅妆下微呈的瑕斑，平添了一抹撩人的羞韵，水雾模糊了棺材样遍身死相儿的楼房，食道堵塞似的胀在街上的车辆、行人，宕开一块可供我相象的空间。

暖气的热力涨过水雾，直透到窗户的中段，被加热的空气象极清的溪水一样，在那里悬着空缓缓地起浮。窗外的景物透着它涌进眼里，有一股缥缈虚幻的感觉，让我联想到书上说的海市蜃楼。

涌进眼来的，主要是树。也不知怎的，我一看见它们，尤其是象现在，有一种亲切的感觉。仿佛小时候，那帮坏孩子抢走了我扎的风筝，掩着被扯破的衣服，我一个人低着头回家，抬眼看见了哥哥。又仿佛离开家，第一次在被人们叫做学校的地方，手背后，脚并齐，看完了一天“毛主席”，再次见到了似曾永别了的妈妈。这时间的树，美在简洁。郑板桥的诗里说：“去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在我看来，深秋的树，枝上，杈上难免吊着几片枯黄的叶子，风一过来，无力的摆几下，让人不免想起“挣扎”、“垂死”、“惨淡”之类不洒脱的词汇来。而现在，只是疏疏的几枝蹙成爽爽的一束，只是疏疏的几束缀成爽爽的一列，只是疏疏的几列连成爽爽的一小片。树是淡青的，天是淡青的，勉强能感觉到的极远的山也是淡青的。在林子的身后再添一规软嫩如蛋黄，红润如女孩子面色，几乎放出一点光线而影响周围色调的，冬天那种圆圆的落日，在天上再疏疏地抹上几片还是那种淡青调子的云，或是再添上一行疏疏的飞鸟，还象是缺了点什么，我取来碳素钢笔，仿着丰子恺的笔法，在幻想“河边”的窗玻璃上勾了个代表自己的蓑衣老者，持一柄三尺的钓杆——十二岁上，学着古人的样子，根据屋子的特点和自身的癖好，我曾给自己起过一个可笑的号——鸽楼寝翁。

这时候，伴着气喘病人脖管里轰隆隆的痰声，林子那边拱过来一股沉沉的烟。于是树没了，云飞了，鸟散了。接着从死死封闭的窗缝里，渗进来那股甜臭甜臭的饴糖厂特有的味道。这让人求生不成，求死不得的味道，顺着鼻孔钻进脑子，很快干掉了象小鸟一样吱喳蹦跳的想象。我绕着脖子让脑袋转了两转，好叫那味道均匀地散开，略定一定，就看见了黑板。满黑板的数字、公式叫喊着向我的眼睛杀将过来，撞得它一花。

数学张老师正在讲课。象往常一样，她尽忠尽职地尽可能多说，而说得越多，你能得到的就越少。好在认真听的几位，在我看来，是每个字都听得见，一句话也不懂的。

张老师是个女的，四、五十岁，很平凡，很随和。清汤挂面的短发，微福的身子。货次的小贩吼不出吓人的价钱，三针扎不着静脉的实习护士态度最好，张老师也从不多跟我们发脾气。课听也可，不听也可，自己看书也可，小憩也可，只是不许大声说话，提怪问题。双方都清楚，彼此只不过是在履行各自毫不相干的义务，你是你，我是我，大家凑在一起或是巧合，或是谬误。

与众不同的只是她那颗大得稍嫌夸张的头，形色暗合ENICA（注：世界上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产地美国，重130吨，占地170平方米，每秒钟加法运算5000次），里面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如果要到对街小铺打瓶酱油，根据地球呈球形的事实，它总会做出判断，命令身子向后转，开步走。

“四的平方十六，三加四是七，对不对？我没错吧？”

虽说上一次听她的课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但这一句典型人物的典型语言就足以证明一切还是老样子。

我迅速扫了眼黑板，知道结果也还是老样子——黑眼镜向上推推，露出鼻梁两端一左一右暗红色的压痕，透过眼镜的底部再看一遍“三八十四”之类的结论，然后怀疑的问：“不对吧？是不是错了？”接着就是没有同情心的“根号2”（简称“根2”）扣下铅笔盒盖儿。

根2个子很小，所以得了这个绰号。胆子和个子也般配，当众答话的时候，脸会象小姑娘一样变红，嗓子里象含了个热茄子，说不出一句清楚的整话。再加上和我一样瘦，弱弱的身子弯腰时生怕“咯吧”一声折了，所以性子顺和的女生有时打趣说“看在眼里，硌在心上”。

张老师的家里很困难，上老下小，丈夫是知识分子，在中国也就是“小姐身子，丫鬟命”的那种人。忙里忙外，却从不迟到早退，所以上课出些错误也是难免的。而每每象现在这样，根2手抬得高高的，等错一出，就向敞开的铁铅笔盒盖扣下去，扣出吓人的响声。

说实在的，我虽然不赞成这种举动，但我能够理解。很多时候，我们（至少是我）能忍耐一个人凶残、卑劣，甚至下贱，但是不能忍耐一个人的平庸。

“数学课，饴糖厂，Godsaveme。”

我本应该埋下头来看自己的书，做自己的题，可今天我已经把书合上，不想看了。一个月总会有一两天，不想看书，不想听课，不想说话，不想吃饭，只是一味的厌厌的烦。而且今天和以前又有不同，以前想的是几个人踢一场球，碎块玻璃，出身臭汗，烦也就会和着汗流出去了，可现在想到的却是，女孩子。

我把椅子向前挪了挪，只用椅子两条后腿着地，微微地一前一后，把自己摇起来，心神渐渐摇到俱散，眼光渐渐摇到朦胧灵动，开始偷偷潜游向它想去的地方。

倒不是觉得这种行为有什么值得惭愧或有失体统，只是从小养成的一个习惯，对于自己喜爱的美好的事物，总希望它意识不到我的存在，也意识不到自己的美好。这样就能在这本已难得的美好上面加上一个更加难得的形容——真。比如小时候，蹑手蹑足走近立在翠苇上的红蜻蜓，盘腿坐在地上，盯着它，蜻蜓仿佛看了我一眼，之后就忙自己的去了，象是把我忘了。

就中学生的日常常规，学校规定了二十七条，比袁世凯签给日本的二十一条还多六条。本来这些东西是没人想记，也没人记得住的，但经胡校长抑扬顿挫的女音读出来，其中的两条便在学生中广为流传，成了典故。

“男生头发不可过发髻，女生不可留披肩发、卷发、烫发……”

“不许摸嘴红（抹口红），戴食物（饰物）……”

其二是学生们遵守最好的，大家都保证，无论什么时候都不戴面包。而关于头发的其一执行得最差，那规定说白了，就是男生要刮出透明度来，留出耳朵好听话，留出眼睛好看书，而女生呢，简单干脆一点，就是“不可留头发“。

象眼睛现在看到的，聪明的女孩子们在条文卡下的窄得不能再窄的允许范围里，象文革里提倡的“粗粮细做“一样，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展示出博大的想象力：原来松松散散披在肩上的，用宽宽的果绿色或是宝石蓝色的发夹拢在一起，浓浓的瀑下去。额前疏疏的半帘刘海儿，疏疏地弯着，总让人有一种想吹吹的冲动。脑后的发边，烫一个花再剪半个，让其向内微卷，凸出张红润润的脸。独编的小辩儿顺在耳边，缀在梢上一朵嵌着珠子的藕荷色小绢花……事因难能，所以可贵，在米粒上雕出几头大象是艺术，而给大象身上涂满米粒，无论如何说不上是本事。因此，她们就越发可爱了。感觉中，这头发那么优美地开在她们头上，宛如一朵朵花似的招展，在阴沉的空气里，开出某种向往。每一朵都那么美丽，那么神奇，使她们每一个都美得象天上吸风啜露的天仙，美得让人恐惧，让人不敢接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头发就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觉得它里面有一种魔幻般的吸引力，象野草、庄稼一样，具有生命，有自己的生生死死，只是寄居在人的身上，与人彼此独立。很小的时候，和妈妈、姐姐一个床睡，手总要摩搓着妈妈光滑极了的头发，才能酣然入睡。妈妈有一次无意问我为什么夜里老揪她的头发，我没回答，找了另外一个极小的理由，和妈妈莫名其妙地大闹了一场。长大了，一个人睡在一张床，开始的好几天，晚上总是睡睡醒醒，一点也不安稳。有时翻个身，手不由自主地一搓动，没有那种滑润润的感觉，眼睛睁开来，窗外星月恬静地浮在天上，好象知道自己为着什么，向着什么闪烁。和它们一个挨一个地对眼，恍惚就是一夜。后来找了块绸子，毫无用处。一个极偶然的动作里，摸着了自己的头发，之后渐渐在这种摸搓中，又能入睡了，可还是觉着没有以前酣畅，香甜，舒适。

眼光在一朵朵发花上跳动，最后集中到了面前徐盼的身上：黑黑的长长的头发用同样长的细红绸条系了，甩在后面，头抬起来的时候，头发长长的末梢能搭到我桌子的前沿儿，疏疏地散开，就势轻轻向上撩起，黑亮着，放射出一种的跳动着生命的光泽。这种光泽，我只还在两三个月前见过。随着头发主人抄笔记时的抬头俯身，那黑黑的头发向我招摇舞动，在眼中越来越大，越来越浓重，越来越迷离，先是夜色包裹的松涛，再是飞花拍岸的浪，终是满眼不见天不见地不见我的厚厚的云雾，冲走了所能看见的其它一切，弥了我的眼，拉上了心的窗布。一涨一落，满耳蜂鸣，只是它荡开的风声，只是它摆到桌沿的撞击声，只是它在桌面拂蹭的摩擦声，一切都大得惊人，大得仿佛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满鼻是它渡过来的绝不是人能造出来的那种幽微断续的奇香，香气很薄，很淡，可我仍感到身子被它浮了起来，既而，是吸不进空气的窒息，我又沉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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