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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贺兰悲歌 第九节（第1页）

陕西的三月，草木已经发出新芽，但空气中依然还有着丝丝寒意。

这是熙宁十三年的三月四日的傍晚。距离西夏己丑政变，已过去了一个月。因为文焕与仁多保忠成功逃过梁乙逋的追杀，在十余日后到达静塞军司的控制区，于是正月己丑日兴庆府发生政变、夏主被幽禁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仁多澣立即向西夏十二监军司派出使者通报此事，但是这位西夏国地方诸侯中的强者，却非常的谨慎，并没有立即站在与梁氏誓不两立的位置上。这一点，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仅仅在仁多澣得知政变部分事实的两天后，大宋陕西路安抚使石越的公案上，就摆上了一份有关西夏政变详情的情报，这份情报同时以金字牌递发枢密院乃至御前，以宋朝的驿传体系，可以保证最多四五日之后，这份情报能够摆在大宋皇帝的御案之上。因为熙宁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是己丑日，所以宋朝的这份情报称当日西夏发生的政变为“己丑之变”。到了二月底，京兆府的《秦报》不知道通过何种渠道得知西夏政变的消息，卫棠亲笔撰文，头版头条冠以“己丑政变”之名，各大报纷纷转载，袭用此名，从此无论宋辽夏，不分官民，都称西夏之政变为“己丑政变”。

当然，怎么样称呼西夏发生的事情，只是无关紧要的小花絮。

宋朝的两个敌国都不安稳，但是一个让汴京的君臣们高兴，一个却让汴京的君臣们担忧。在西夏，大宋看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在辽国，耶律浚却势如破竹——这位大辽的皇帝是如此得到民众与兵士的拥戴，他大军所到之处，百姓杀掉守吏，士兵杀掉将领，纷纷投降反戈，即使得到宋朝“民间的走私”相助，杨遵勖也毫无作为可言，只是被吓得躲在大同府的高城之下，苟延残喘。

耶律浚将大同围了里外三匝，杨遵勖的倾覆，指日可待。

辽主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刚刚办完曹太后丧礼的赵顼与他的臣子们的神经。

一辆简陋的牛拉四轮车，在夕阳余辉的照耀下，停在坊州宜君县驿站之前。

“各位官人，宜君驿到了。”一个老迈的厢兵车夫朝车厢唱了个无礼喏，大声招呼道。四轮车上，七八个旅人弯着腰走下驿车。

“咦？有怪物！”突然，驿站前有小孩子大声叫喊起来，驿站的几个驿丞顺手抄起身边的诸葛弩，左顾右盼，大声问道：“在哪里？在哪里？”他们都是厢兵出身，虽然是不教阅厢军，但是毕竟是吃过兵粮的，胆气比旁人壮上几分。

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从一辆骡拉驿车后露出一双眼睛来，指着刚刚从驿车上下来的一个人，怯生生地说道：“在那里……长毛怪……”

众人循他手指望去，原来是个蕃商，不由都松了口气，顿时驿站之前笑成一团。一个驿丞走到小孩身后，轻轻踢了他屁股一脚，啐道：“什么长毛怪，胡人都不识得？让你来帮忙挣点小钱，可不是让给我惹祸。还不去做事？”

那孩子见着众人表情，已知必不是怪物，但是心中却依然害怕，不敢去看那个蕃商，转身一溜儿就跑了。那个驿丞朝着小孩的背影啐了一口，走到刚刚下车的旅人跟前，躬身笑道：“乡下人少见多怪，各位官人莫要见怪才是。”又特意走到蕃商跟前，用半生不熟地官话问道：“不敢请问这位客倌如何称呼？”

“我叫阿卡尔多。”阿卡尔多现在已能说得出一口地道的汴京话。他这是第一次到大宋内地游玩，因为丝路断了很久，内地宋人极少见到泰西人种，进入陕西境内后，他就经常被人误认为怪物，这等尴尬，他早就习以为常，倒也并不介意。

“原来是阿……阿官人，”驿丞终于没有弄明白阿卡尔多的名字，打了个含糊过去了，他笑着向阿卡尔多道了个歉：“小孩子无知，方才多有得罪，还请不要怪罪。”

“不知者无罪。”

蕃商口中冒出一句文绉绉的话，驿丞反而吓了一跳。不过，在宜君县，他这样的驿丞也算是见多识广之辈，当下又寒喧几句，便热情地招呼着这些客人进驿站休息。从驿车上下来的旅人，大多半各自散了，只有三四人，随着驿丞走进驿站。

宜君县的驿站从外观上看，如同一座大院子，空间宽阔，内里陈设十分精致。宜君县原本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县，最初隶属于坊州，熙宁间司马光主持合并州县之后，坊州撤罢并于鄜州，从此宜君县成为鄜延地区最南的县城，处在连接延州与京兆府长安之间的官道之上，也是陕西路驿政网中重要的一个城市。它距南面的同官县九十里，距北面的中部县（原坊州城）六十里。水运上远远不如中部县发达，甚至也不如同官县，但是依靠通过宜君县的官道，宜君县的驿站与同官、中部两县的驿站每天拂晓时分，都有一趟驿车分别驶往对方的城市，到傍晚时就可以返程回到各自的城市。此外宜君县还有一趟驿车连接县内有着矾矿场的升平镇。宜君县因为交通上的便利，使得商旅渐渐增多，连带着商业也繁荣了许多。

随着军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在石越的力主之下，借着军事上的大胜带来的边境压力减轻，宋朝彻底改变了以往分兵防守处处虚弱的痼疾，进一步完善了边防体系。以前的“军事路”虽然被废除，但是却在陕西与西夏的边境，又设置了延绥、环庆、秦凤、熙河四个“行营”（“行营”比“军事路”更加完善，它完全与民政等方面脱离了关系，只是一个纯粹的军区机构），由长安为四大行营的总后方——这样的设置，实际上是石越与枢密院博弈的结果，四大行营依然归安抚使司节制，但是行营总管与行营监军都虞侯分别由枢府、卫尉寺指派，这样既保证石越在陕西的权威，又减少了宋朝对于藩镇割据的担心。

而与此同时，一支支整编完毕的禁军开始进驻各大行营。至熙宁十三年西夏国己丑政变之时，节制延州、绥德、鄜州、保安军的延绥行营，除了姚兕的振武军第三军、种古的云翼军以外，又有新完成整编的振武军第二军、神锐军第三军进驻，于是在延绥行营，禁军步军达到四万二千众，骑军达到一万零八百骑。此外还有两个神卫营，以及屯田的沿边弓箭手、部分教阅厢军、蕃兵。因为对横山的攻略，许多横山部落内附，种古与刘舜卿上书奏请依嵬名山之旧例，将这些部落中的一部分，迁到绥州境内沿河的空旷地区居住，半耕半牧，朝廷再加以恩信抚之，使之成为大宋之助力——宋军可以随时从中征召超过一万人的蕃兵，这些蕃兵，平时不需要朝廷花一分钱，打仗之时，只要付给他们厢兵的薪俸就足够，虽然不足为以万世法，做为一时之权宜，却是非常划算的。于是在绥德城附近，大理河、无定河、淮宁河，与嵬名山部落相参，新迁移的部落布满河岸，新开垦的农田阡陌相连，旧日放牧的牛羊漫山遍野，石越下令在大理河与无定河、准宁河畔，又兴建了三座没有城墙的小城，小城里除了横山蕃人信仰的佛寺之外，还有专门设立的学校，派驻的医生，以及用于蕃汉贸易的集市。

超过五万的正规军、数以万计的蕃人部落新附，哪怕是冒着极将打仗的危险，这中间的商机，也足以吸引远在杭州、成都、泉州的商人前来贸易。

而对于宜君县而言，因为是延绥地区的南大门，来来往往的客商许多都会在此歇脚，顺便也购买大量的明矾卖到汴京甚至是杭州——宋朝的士大夫们在暑月宴客之时，喜欢将明矾堆在盘中，放在席间，看起来好似冰雪一般，称之为“矾山”。而军器监与各兵器作坊对宜君县也非常有兴趣，用明矾水来书写不只是职方馆的专利，很多部门都对此感兴趣；而宜君县还出产一些制造弓弦的材料，也被来官方与民间的作坊大量收购。

这个原本不起眼的县，甚至因为没有通畅的水利运输而人们相信没什么前途的内陆县，因缘际会，在短短的时间，竟然变得繁荣起来。虽然驿车依然是略显老旧的牛拉四轮车——因为驿政改革之时，为了节省成本所致，但是，驿馆里面的布置，却早就越来越精致用心。

阿卡尔多对这一切却所知有限，自从进陕西路境内后，一路所见所闻，都大异于他在其他地方看到的，每每都让他惊叹不已。恪于他的见闻，他此时的印象，竟是以为陕西路是大宋朝内陆的富庶中心之地。他随驿丞到柜台付了押金，挑了一间房间，整理了一下行礼，清洗一番，便出来找那两位与他有同车之谊的年轻人。

阿卡尔多对那两位年轻人有着非常好的印象。从路上的交谈中，他已经知道，这两个年轻人，一个是朱仙镇讲武学堂的高材生，阿卡尔多猜测，他是奉命前往延绥行营报到。这位年青的大宋武官，有着让阿卡尔多着迷的军人气质，虽然不过二十岁出头的年纪，但是举止沉稳，行事机敏而果断，寡言少语却言必有中，听说这个叫“种师道”的年轻人出自大宋帝国一个姓“种”的武将世家，是这个世家中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

另一个年轻人，比之种师道，其出身则更加尊贵。那个叫“柴远”的年轻人，其祖上曾经是中国的皇帝，至此今日，他的远房堂兄还被尊为“国宾”，享受尊荣。虽然依中华的习惯，他是旁支庶出，在许多代以前，便已无半点爵位与特权，但在阿卡尔多看来，他血统中的尊贵与荣耀，绝不会因此而减弱多少。况且，柴远同时还是一个资本雄厚的商人，这无疑让阿卡尔多更加喜爱他。

阿卡尔多走近驿站的前厅之时，天色已经开始泛黑。厅中点了几盏油灯——比起侈华的汴京人来说，陕西人更加朴素与节俭，所以，明亮的蜡烛除了在京兆府外，很少有地方能看到。就着昏暗的灯光，住在驿站的客人们，或单独或三三两两凑在一起，吃着晚饭，一面还互相交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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