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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第1页）

对真善美的不懈探索

——日本文学大家的风采

“悦经典”之日本文学系列，是从浩如烟海的日本近现代文学中遴选出来的。首推的三位作家可说是重量级的，分别是日本明治、大正、昭和文坛的领军人物，选出的作品也充分代表了三位作家的文学特色。

“国民大作家”夏目漱石

按作品年代，首先介绍素有“国民大作家”之称的文豪夏目漱石（1867—1916）的三部作品。尽管漱石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被冠以“余裕派”“高蹈派”的名号，但其创作的基本倾向无疑是批判现实主义。漱石所处的时代正值日本文明开化，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时期。漱石在英国亲证了西方文化及其近代文明掩盖下的弊端，对于日本人的盲目西化深感不安。他主张“批判地接受西方文明”，发扬日本的传统美德。然而，他倾尽一生不断在作品中寻求解决办法，却因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深感无能为力，最终提出“则天去私”，寻求解脱之路。

如果说其初期作品主要是探究西洋文明与日本旧有文化的冲突给世人的影响，那么中期以后，其作品逐渐转向描写头脑与心灵相克的主题，以精雕细琢的手法剖析人的内心世界，批判人的私欲。尤其是男女爱情矛盾方面表现出来的私心以及由此产生的苦闷、孤独和绝望，构成了其作品的主要内容。

“悦经典”所选的漱石的三部作品分别代表了其各个时期的创作风格和理念，同时也是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品。

留学回国后，漱石反感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缺乏批判性和枯燥的平面描写，接连发表了振聋发聩的《猫》（1905）和《小少爷》（1906）两部中篇小说，一举成名。《小少爷》取材自漱石在松山任教的经历，描写了一个不谙世事的青年在某乡村中学的种种遭遇，以嬉笑怒骂的手法，鞭挞了明治时期教育界的阴暗面——校长的伪善狡诈，“红衬衫”的阴险利己，“马屁精”的趋炎附势，并且颂扬了以“豪猪”“老秧君”为代表的正面角色。这两类人之间展开的博弈构成了美与丑、正义与邪恶的矛盾冲突。

为了突出故事的讽刺性，漱石特意将主人公设定为鲁莽、憨直、富于正义感的江户哥儿，并采用了落语的表现形式，与《猫》的漫画式嘲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充分展示了他在和、汉、洋三方面的深厚学养及非凡的艺术表现力。

《虞美人草》（1907）虽不及上述两部作品那么名声在外，但在漱石文学中的意义却非同一般。它是漱石辞去教职，从事专业创作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从创作初期进入中期、承上启下的作品。

《小少爷》里的善恶划分，在《虞美人草》里与“道义”“虚荣”相互重叠，以分属不同阵营的三对男女的婚恋为线索，展开了一系列的纠葛和冲突。结局是，有的人战胜了“虚荣”，选择了“道义”；有的人则成为“虚荣”（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牺牲品。女主人公藤尾就是这样一个悲剧人物，她爱慕虚荣，然而头脑与心灵的相克使她无所适从。与她同属一个阵营，有可能和她结合的那个男人（未婚夫），却为了“道义”不惜毁掉婚约，选择了另一个女人。而她倾心的诗人钦吾，又由于与她分属于两个阵营，根本不可能和她产生交集。这些打击最终导致了她的自杀。也可以说，她是被作者模式化的伦理观置于死地的。

相对于创作《小少爷》单打独斗式的、没有结果的奋斗，经过初期几部作品的探索，漱石的外部批判终于在伦理上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此后，经过中期向内的探索后，后期创作更加深入地剖析人物心理。《心》（1914）即是作者进入后期创作后的白眉之作，是侧重刻画知识分子多疑、厌世心理的后期三部曲（《春分之后》《行人》《心》）的最后一部，也是最有分量和影响的一部。

《心》分为三个章节：《上先生和我》主要描述“我”与先生结识，得知先生一开始并非如此厌世，而先生的转变，与他葬在杂司谷的朋友有关；《下先生和遗书》是先生通过写给“我”的书信，终于向“我”坦白了自己一直不愿意透露的过去——因一己之私而导致他的挚友K自杀，对K的歉疚最终导致先生自杀。小说旨在表明利己主义是行不通的，也寓意作者对于两种异质文明无法调和的无奈。《心》对个人心理精确细微的描写可谓登峰造极，无出其右。

漱石是鲁迅“最爱看的作者”之一。他一生的创作都致力于思索人生，描写社会现实，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生活，塑造了各种各样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使他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作家。

日本文坛素有“川端是庭院，而漱石是山脉”之说，二人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无论是思想内涵还是艺术造诣，漱石文学都达到了极高的境界，以至于他的辞世，成为明治时代结束，大正时代到来的象征。

“鬼才作家”芥川龙之介

素有“鬼才”之称的芥川龙之介（1892—1927）是日本大正时代的小说家。他也是鲁迅非常喜欢的日本作家，鲁迅于1923年芥川还在世时，便译介了《罗生门》与《鼻子》。

芥川深受夏目漱石批判现实主义和森鸥外的历史小说的影响，毕生致力于创作短篇小说，其数量多达166篇。他取材多样，尤其擅长改编古典作品，古为今用，视角新颖，构思精妙，在日本文学中独树一帜。作为大正主要流派“新现实主义”（也称新思潮派）的代表作家，其文学特色是用冷峻、简洁的文笔来描绘世道人心的丑恶，让读者去感受和思考，而很少作出评论。其代表作《罗生门》《莽丛中》等已然成为世界性的经典名作。

小说集《罗生门》中的题材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取材自日本古典的有《罗生门》《地狱变》《莽丛中》《六宫公主》《鼻子》；

取材自天主教故事的有《奉教人之死》《报恩记》《南京的基督》；

取材自古代神话的有《老年的素盏鸣尊》；

取材自佛教故事的有《蜘蛛丝》；

取材自江户时代的人物、事件的有《戏作三昧》；

取材自中国的有《秋山图》；

取材自现代的有《单相思》《阿富的贞操》；

魔幻表现的有《河童》。

由上可知，芥川文学的取材十分广泛，跨越时间（古代和现代）和空间（西方和东方），甚至人间（如《河童》的魔幻手法）来观照和批判日本现代社会，剖析现代人的利己主义。

《罗生门》揭示了在弱肉强食的社会中，人为了活下去可以不择手段。《鼻子》则通过为长鼻子苦恼不已的老僧，却因鼻子缩短复又陷入新的苦恼，揭示了“旁观者的利己主义”，戏谑之余也影射了佛门之中的六根不净。

《地狱变》以惨淡的笔墨，描写了艺术至上主义者虽然以牺牲女儿为代价，在与权势者的博弈中取得了胜利，却最终陷入了自我崩溃的境地，表现了艺术至上主义的局限。

《莽丛中》以当事人在法庭供述和作证的形式，转述了一个曲折迷离的奸杀事件。小说中每个人各执一词，真相扑朔迷离。唯一能肯定的是每个人都靠谎言来掩饰自己的罪恶，意图展现理想的自己。

《蜘蛛丝》里的佛教故事告诉人们，人的利己本性足以导致自身的毁灭，但同时也隐喻了人将自身的命运寄托于宗教的后果。

《戏作三昧》写的是《八犬传》作者泷泽马琴晚年某一天的生活，意在表现书斋中创作的艺术家内心的孤独、幸福，也折射出了作者本人的影子。

《秋山图》则意图告诉人们，绝对的美并不存在，艺术的真正价值因欣赏它的人或时机不同而有所变化。

……

芥川善于巧妙利用各类题材发掘古今共通的人性，同时，也不惜笔墨描写了善良会给人带来意外的幸福（如《南京的基督》里的妓女），以及侠气（如《报恩记》里浪子为报答义贼和强盗救助一家的恩情，而甘愿以身代死）和自我牺牲精神（如《阿富的贞操》中的阿富，为了救一只猫竟然打算献出自己的贞操；《奉教人之死》的女主人公更是舍生殉教，为人们奉献了宗教性的感动）等人性之光。

芥川将日本文学细腻微妙的感受与江户文人情趣、西方教养融为一体，他善于通过细致地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来揭示人在善与恶、美与丑的对立和相克中流露出的不安心绪，从日常琐事中将人性挖掘得入木三分，并结合多样文体为作品锦上添花。这更使得芥川的短篇小说脍炙人口、卓然不群。

尽管如此，芥川在探讨人生、观照人性的过程中，仍不可避免地看到了人世间的丑恶，陷入深深的怀疑和幻灭之中。面对日本的急速现代化，他在创作后期的一些作品时更是陷入深刻的矛盾和彷徨，最终得出“我们人类的痛苦也是难以解救的”的结论，终于在35岁的盛年，走上了否定自我的道路。芥川的去世成为昭和时代到来的标志性象征，也为日本近代文学画上了句号。

“无赖派”代表作家太宰治

太宰治（1909—1948）是二战后废墟上诞生的日本重要文学流派“无赖派”（也称新戏作派、反秩序派）的代表作家，他非常推崇芥川龙之介，并深受其影响。两人虽有着许多的不同，却殊途同归。与苦恼于新兴无产阶级时代到来的蒙眬不安而结束自己人生的芥川相似，没落乡绅出身的文学青年太宰治，似乎一降生便注定了无法回到旧时代，也无法融入新民主主义的新时代，他苦恼于理想与现实相克的悲剧性命运，为了拯救自我而投身写作，仿佛为了文学而生。他们的文学，也成为了对那个时代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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