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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晚年他干出很大的事业，阳已经不得了，所以他时时刻刻有一种恐惧之感，深怕因为阳刚太盛使自己陨灭，所以他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长寿的少，所以他求阴来补，所以退让、宽容别人、压抑自己，使得这种平衡尽量不要被破坏。这就为他后来出征洪秀全，虽屡败而不止，最后功成打下了思想基础。

因为会读书，故而曾国藩对读书人了解得格外通透。在他的军事生涯中，曾国藩一直重视培养、造就读书人。曾国藩建军的基本原则就是：〃选士人，领山农〃，他深信〃儒门出将，书生知兵〃，从而做到了兵为将有，以礼治军，培养出一支儒学色彩极浓、战斗力极强的新式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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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五唱朝阳（1）

五唱朝阳

一年之内，连升四级，一般只有在戏剧里面看得到，而今却实实发生在这个湖南士子身上。曾国藩何以能有如此殊荣呢？各种猜测纷至沓来。一种说法是，此人才具平平，然而却官运很好，当时，左宗棠就持这种看法。一种说法是，靠的是此人攀上了穆彰阿这棵大树，有了这个大靠山。野史记载，一次，朝廷传旨让曾国藩次日中午在养性殿等候召见。第二天上午，曾国藩在养性殿端坐一个多时辰，不见动静。正在纳闷之中，有人传旨说改在明天上午的养心殿见驾。曾氏颇为奇怪，便去请教他的座师、时任大学士的穆彰阿。穆也思考良久，此类事情从未有过，莫非皇上有什么用意？于是用三百两银子，买通养性殿太监，让他将殿内四壁所挂字画全部抄录下来送至穆府。他对曾国藩说，养性殿是收藏字画的宫殿，从来不是皇帝见臣工之所，赶快将这些字画记熟，定有大用。果然，第二天，皇上召见曾国藩，便问起先天在养性殿所见字画的情景，曾氏因而应对如流，深得皇上赏识，于是便青云直上。

果真如此吗？清代皇帝仅仅凭一个人对字画的熟悉程度就越级提拔？须知道光时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年轻的道光皇帝也不是那么昏庸，要这种人才于国家何益？上述说法，仿佛是说曾国藩的青云直上靠的不是真本事，而是一些历史学家所谓的〃阿谀奉承〃、巴结满洲权贵所得。或者仅仅是靠运气而已。

事实并不如此。曾国藩一生性格耿直，平素轻易不结交权贵。举个例子，当年八大臣辅政之时，肃顺权势中天，而曾国藩竟无一书信与他。而肃顺依然对他重用不减。在京时，作为礼部一高官，本来按例皇帝赏给大臣父母荫福的文书是不用曾国藩开口的，然而，由于曾氏不想花钱打点礼部办事人员，故而一纸文书一拖再拖。

曾国藩的〃进步〃，固然与当时的朝廷重臣穆彰阿等人的推荐分不开，但更主要的恐怕还在于他本人的努力。有清一代，对汉人的提拔，其要求往往要比对满人的要求高得多，严格得多。穆彰阿，还包括倭仁等人，对一个汉人的赏识，一方面说明两个民族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小，一方面说明此人必有过人之处。当时，满人对汉人在朝廷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一直心有不服，嫉贤妒能之辈大有人在。而要越级提拔一个汉人，倘若不能让满大臣心服口服的话，皇帝是万万不会这么做的。古往今来，无数能做到二品大员的人，差不多都到了两鬓斑白的年龄了。

细思曾国藩〃进步〃之谜，无出乎以下两条：一是进德，一是修业。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给其弟的信中就写道：〃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在曾国藩看来，〃科名者，食禄之阶也〃，〃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作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作主〃。这里面讲到三个方面的因素作用在一个人身上：一是天意，一是他人，一是自我。天意从来高难问，曾氏笃信天命，凡成功一事，他必分一半功于天。他人则起着一种制约或者推动力的作用，所谓〃出门靠朋友〃即是此类。故曾国藩在京城之时，一是乐意广交朋友，二是遍求名师。曾氏早年朋友之多，范围之广，在他出征十余年间尽行可知。他自己说：〃师友挟持，虽懦夫亦有立志。〃他和朋友成天读朱子全书，谈修诚之事，于日记中检点自己的一念之差、一事之失，毫不留情；他拜理学大师倭仁为师，倭仁的声名并不好，但倭仁所教他二字〃研几〃之修身要诀，却成为曾氏终身受用的法宝，他佩服左宗棠的正是此二字。他向同乡前辈唐鉴虚心请教，唐鉴所指出的两点均为曾氏所接受，并终生奉行不悖：一是读书之法，文章、义理、考据三学问中，义理为首；二是静字工夫。这对于后来曾国藩行军打仗起到了莫大的帮助。而唐鉴深受咸丰皇帝的信任，一月之内连续召见他15次，征询治国之道。正是因为唐鉴向咸丰帝面荐曾国藩，朝廷才得以让丁忧在乡的曾国藩出山组建团练，经营湘军，而且唐鉴还为他打下了伏笔，说作为书生出身且久做京官不懂军旅疏于民政的士大夫，开始之时必然不顺，但皇帝对他要有耐心，相信他今后一定会成功。这样，曾国藩在出师之初屡战屡败，而朝廷依然信任他，莫不与此有关。另外，士大夫舆论，一定会对这种与皇帝身边的红人关系密切，且有师生关系的青年士人格外看重，这正是曾国藩拜师所得到的一些看不见的好处。中国读书人都有好为人师之癖，那些官位高有学识的人也自然对那些甘心拜己为师的人另眼相看，故穆彰阿竭力扶持曾国藩，其意在此。曾氏则从中学到了许多为官之道、为人之法、处世之方，益莫大焉。因此，他把这条经验归结为两句话……〃取明师之益，无受损友之损〃作为金针渡给自己的弟弟，要诸弟坚信，〃凡从师必久而后可以获益〃。告诫他们〃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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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五唱朝阳（2）

与此同时，在京为官的曾国藩对远道千里从家乡湖南赶赴京城的读书人一概以礼相待，尽心资助，乐为善事，热心公益活动。他自己很快就得到了回报。当时曾国藩参加完散馆考试，就得了肺病。一病三个月，孤苦伶仃独自一人待在京城，幸好一个叫欧阳兆熊的同乡好友守在身边照料，又巧遇名医，得以死里回生。当时京城流传一句话：〃包送灵柩江岷樵，包做挽联曾涤生。〃此话虽为调侃，但从中也看到曾国藩的用心。给人做挽联，说起来是大材小用，一般心气高的士人不屑为之。殊不知，对于那些家有丧事的人家看来，此却是天大的人情，不能不铭记一生的。这些都可算做〃进德〃之列，为曾国藩在士林中获得较高的清望打下了基础。

修业一途，曾国藩尤为看重。〃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每天坚持用楷书写日记，每天读史十页，每天记茶余偶谈一则，此三事从不间断。以此来培养自己的恒心。他自己后来总结道：〃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这一心得在今世仍然可资为金玉良言，座右之铭。

读书之余，曾氏又勤于作诗作文。诗文工夫到了他颇为狂妄自信、目无余子的地步。他说：〃吾作诗最短于七律，他体皆有心得；惜京都无人可与畅语者。〃然而，可贵的是，曾国藩并不就此沾沾自喜，而是从中探究到了作诗的门径，为学之要领。正是他这种脚踏实地的修业之法，为他奠定了后世桐城派古文的开新者。

故有此二途，使得曾国藩不同于一般的科举制下死读经书而不知变通与运用的读书人。曾国藩同样饱读儒家诗书、朱子理学全书，成为晚清一代有名的大儒。然而，他能把这些看似迂腐无用的儒家诗书在日常生活中、在半生军旅中发挥出天大的作用。

这种学问，后世称之为经世之学。咸丰元年至咸丰二年间，曾国藩先后14次上皇帝奏折，其中五道进言疏都是直接针对国计民生的。有谈人才培养三法的《应诏陈言疏》，有备陈民间三大疾苦的《备陈民间疾苦疏》，有规范货币体制的《平银价疏》，有议论兵事的《议汰兵疏》，更有敢冒风险直言皇帝三大流弊的《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尤其是最后一折，引来皇帝龙颜大怒，顿起杀机，幸得大臣相劝为之开脱才幸免。

这最后一件折子说的都是些什么呢？

从折子的题目来看，似乎是以歌颂〃圣德三端〃为主，顺带提醒皇帝要预防流弊。而从折子的内容来看，却正好翻了过来，〃圣德三端〃只是一笔带过或者说是虚晃一枪，落脚点却在后面的〃流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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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五唱朝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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