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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4。大字报与废话的力量

大话、灌水，我们可以把它统称为废话，或者称为负语言，因为它不产生价值和意义。语言作为生产和生活的交际工具，本身是应该产生意义和价值，废话不能成为工具，只能是一种负语言。其实，人们往往忽略负语言在生活中的存在和作用，事实上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都在使用大量的废话，就像传媒每天产生大量的文字垃圾一样，生活的延续和连接更多的时候是靠负语言在支撑的，就像思想的存在是因为有无数的人没有思想一样，语言的价值是浮现在负语言的泡沫之上的帆船，废话也是有价值，有时候也是有力量的。《大话西游》中，饶舌的唐僧被牛魔王捉住之后，对看押他的小妖精反复灌输“人的妈妈是妈，妖的妈妈也是妈”的废话，居然让看押的小妖精自杀了，与孙悟空的金箍棒功效一样。这当然是一种夸张，但废话的力量让人生畏。

网络上的灌水族所使用的文体基本上都是文革期间流行的大字报，似曾相识又归来说明一种文体存在的可能性。大字报产生的时代，是大民主的时代，也是秩序和法制混乱的时代，大字报的内容无一例外是攻击性的，是不讲逻辑和论证性的，为了引起注意，无一例外要危言耸听，制造效果，作为一种政治方式在文革期间贻害无穷。大字报的作者和武侠小说中的那些侠客们一样都使用一种暴力话语来获得霸权效应，只是大暴力话语、霸权效应与语境有关系，文革期间的大字报能够呼风唤雨，在于有合适的外部环境，有合适的“武林”背景。今天的大字报不仅违法，也没有市场，因为一个秩序已经建立，法制渐趋健全的社会里，“大话”文体活跃BBS版上，倒是情有可原。第一，它是虚拟的，不要说匿名的，即使真名实姓也因网络的虚拟性而淡化，你即使讲某人的真事，大家也以为在灌水，这和报纸就不一样。第二，它是非政治化的，BBS虽然也议论政治问题，不过，它不像大字报那样对具体人实施政治攻击，灌水者往往显示自己才情多于政治关怀，很少有人把恩怨放到BBS去解决。第三，废话也需要有出口处，城市有下水道，人身上有排废系统，废话自然也应有集散地，网络没有普及时，广播电台的听众交流充当了这个排遣角色。90年代初期广播电台重新焕发青春，便是开通了与听众直接交流的渠道，听众与主持人的交流的95％是废话，但废话有人说，也有人听。至今那些没有上网的市民还在通过电台这个半自由的载体（因为电台增设了监听系统）来宣泄自己的情绪。一个社会，如果废话没有合适的通道，没有固定的释放渠道，集中起来发酵，也会成为一种可怕的能量。

大字报是一种武侠化的文体，没有哪一份大字报不是大气磅礴、豪情满怀的，也没有哪一份大字报不是以除暴安良、仗义执言的身份出现的，但大字报摒弃的是秩序、法制和理性，会搅乱、破坏正常社会的正常生活。而网上的大字报（比如灌水）、网上的武侠只是语言的狂徒，他们在虚拟空间里的暴力和恐怖，在排泄他们心中的愤懑和黑暗之后，并不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运轨。从这样的意义上看，大话无害。王朔对金庸、对鲁迅的发难便是当代大字报的“杰作”，但丝毫也没有一向鲁迅的地位和金庸的畅销，应了唐人那句“尔曹身败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

2001年的初夏，周星驰因为《大话西游》应邀来到具有百年辉煌历史的北京大学讲课，这不仅对星仔来说比任何一次演出都更为重要，对长期被内地人视为文化沙漠的香港来说也是莫大的荣耀，他们推崇的星仔走进中国的最高学府，而这之前，北大人曾歇斯底里地反对另一位红影星巩俐做该校的研究生，怕巩明星玷污了北大神圣的文化和高贵的学术。而同为明星的周星星（追星族的昵称）却被奉为座上宾，当国际影评委员会主任的巩小姐则连做学生的份也没有，这倒不是北大人势利，而是那部《大话西游》实在是经典。事后，我看了星仔与北大学子的对话记录，北大学子不失北大的高超和深度，而星仔或许是到了北大的缘故，俨然有文化大师的气度，真让我惊讶。

如今上网的三件宝已有两件被北大接纳，金庸在更早的时候在一片争论声中当上了北大的文学教授，香港搞笑巨星周星驰借《大话西游》也登堂入室，唯独王朔一人落落寡欢在三里屯自家酒吧与北大隔城相望。王朔没想到他耻于与知识分子为伍时，知识分子也会耻于与他为伍。不过，海纳百川的北大不会这么小气吧？王朔也许会过把北大瘾。

2001年10月5日于碧树园

第9节　“三高”与真声艺术（1）

京郊的一个夜晚

2001年7月13日，这是一个周末的夜晚，我在北京林业大学对面的一间二居室的客厅里和女儿一起看来自莫斯科的申奥直播。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的心在砰砰地跳，女儿紧紧攥着我的手，她的掌心在出汗。北京代表团的陈述结束之后，是张艺谋拍摄的宣传带，看到了那些熟悉的镜头，那些向西方展示古老东方和现代中国的生活场景，我对女儿说，下面该看到“三高”紫禁城音乐会了，女儿说，不会吧？话音刚落，“三高”紫禁城的宏大场面便在荧屏上出现，《今夜无人入梦》的雄浑歌声响起，仿佛预示着北京将度过一个“无人入睡”的夜晚。

果不其然，在帕瓦洛蒂、多明戈和卡雷拉斯三大金嗓子的形象出现不久，奥运老人萨马兰奇在他权力接力棒移交前夕，用他低沉的充满勉力的嗓音向全世界宣布：北京。

北京沸腾了。

我听到了窗外的欢呼声、鞭炮声和锣鼓声。

我耳畔老是回荡着帕瓦罗蒂那悠扬的《今夜无人入睡》，一直到梦中。

另一个美好的夜晚

与北京申奥成功那个激动人心的夜晚紧紧相连的是另一个美好的夜晚，这就是2001年6月23日北京紫禁城世界三大男高音音乐会。或许这个美好的抒情的夜晚，揭开了北京2008年奥运交响的序曲。

事情已经过去多日，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个晴朗澄明的夏夜，在金碧辉煌的东方紫禁城里，西方歌剧艺术的精华大放异彩，古老与现代交相辉映，音乐与建筑彼此融汇，人面与歌声灿烂碰撞……京城的女士们在那样一个流光溢彩之夜，穿着也格外地靓丽和西化，各式各样的晚礼服和时尚性感的背带裙以及高耸入云的发髻成为这个夜晚不可或缺的部分。《北京青年报》6月24目评价这次音乐会用了三个“如果不是”，“如果不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果不是中国人的生活水准大幅度提高，如果不是中国人的音乐文化素养有了惊人的进步，很难想像怎么会有那么多音乐爱好者自己掏腰包坐在午门场倾听天籁。”这是对“三高音乐会”意义的肯定，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来说。但显然有点简单化了，“三高音乐会”显然得力于改革开放，但与生活水准、音乐素质的提高则不免牵强。因为1988年的时候，帕瓦洛蒂就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过音乐会，那时候的生活水准与今天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帕瓦洛蒂的演唱依然轰动了北京城，依然受到了北京人的热烈欢迎。如果把票价用生活水准来衡量就更不合适了，虽然有不少自费者，但“蹭”票的人为数不少。至于“音乐文化素养有了惊人的进步”就更不敢苟同了，仅我所在区域（480美金一张门票）就发现有个别人在打手机，在谈笑，甚至有人打呼噜，虽然到场的“三高”的知音不少，但凑热闹、附庸风雅的人数也颇为可观。

这并不重要，演出散场我碰到了刘欢，起初没想到他会来，后来一想，全中国他最该来。刘欢和韦唯高唱《亚洲雄风》时，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帕瓦洛蒂。

走出故宫，我突然想到困扰歌坛的“假唱”问题。

“三高”显然没有假唱，因为他们的歌声离他们颠峰时期已经有较大的差距，事后有记者撰文嘲弄他们“过气”的嗓音。但“三高”真诚的演唱依然受到人们狂热的欢迎和由衷的尊敬。三高是西方的美声唱法，我对音乐是门外汉，上中学时音乐老师把美声称为“真声”，把流行歌曲叫作“假嗓子”，由真声想到假唱也便很自然了。

歌星假唱被媒体“曝”光引起观众的愤怒，甚至全场响起“退票”声，已不是一两起事件了。而歌星假唱往往不是出于偷懒，而是为了演出效果，因为录音棚里的声音经过千锤百炼、千过万滤的，肯定要比现场的效果好，如果歌手感冒或嗓子不适，那演唱的效果会更差，但观众宁可要听歌手现场演唱的声音，哪怕效果不好，也不要听完美的录音，因为这是真声！真人！要不还不如听碟看电视呢，何必花那个闲钱？因而人们对紫禁城三高音乐会三位不太完美的歌声并没有过分的挑剔，他们要的是真声，而不是完美的录音。因为前者是真，后者是仿真。

虽然假唱的名声不好，但假唱依然不能杜绝，不仅一些晚会和音乐会依然巧妙地任歌星假唱，连CCTV的春节联欢晚会也理直气壮地向新闻界宣布：假唱也是难免的。也就是说每年大年三十的除夕之夜，总有那么几位歌星用电子录制的声音来欺骗全国十亿双耳朵。这种善意的欺骗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假如哪位歌手在关键时候嗓音哑了或跑了调，全国人民的愤怒是谁也承担不了的，而且，假唱属于自己克隆自己，不像模仿秀是自己克隆别人。

在一个仿真的年代里，“三高”的真声受到欢迎，表明人们对真的追求和热爱，因为“真”在今天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和刺激。

模仿秀之秀

为给2001年中国队冲击世界杯创造更好的主场氛围，《足球》报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一支“仿真中国队”，于9月15日亲临现场，为中国队助威。细则如下：请立即行动

●●自荐或推荐“仿真中国队”队员及教练30名如果认为自己很像国家队某位队员或教练，你可参加“仿真中国队”的评选活动，请将自己近期大一寸生活彩色标准照片和四寸生活照各一张、身份证清晰复印件，并填妥以下表格，按地址寄到本报。

●●设“星探奖”10名

如果你觉得身边认识的人中有谁像某位国家队员或教练，请将他近期大一寸彩色标准照片和四寸生活照各一张、身份证清晰复印件，并填妥以下表格，按地址寄到本报。

《足球》报的创意是相当巧妙的，球场上一支中国足球队，球场下一支中国足球队，一真一假，扮演同一种社会角色，完成同一种使命：将中国足球踢向世界杯。显然这支仿真中国足球队的建立带有更多的娱乐色彩，它更多的是受到电视综艺节目“模仿秀”的启发。但《足球》报的创意是够浪漫大胆的。第一，电视综艺节目里模仿秀最多模仿两三个人，而仿真中国足球队要模仿30个人，规模空前的庞大。第二，电视综艺节目模仿的多是明星和演员，多是在表演文娱节目，“仿真中国队”模仿的是足球这一世界第一运动，模仿秀的“秀”不仅是表演和做秀的“SHOW”，且有了代替和乱真的功用，他们和真的中国足球队出现在同一时空。第三，也是最大胆刺激的，就是《足球》报将模仿秀这样纯粹的娱乐、纯粹的搞笑用到“实战”之中。中国足球这一次冲击世界杯是硬任务，对队员来说已不是一项竞技运动，有了更多的文化色彩和政治色彩，中国足球进入世界杯决赛圈，与中国加入WTO一样引人注目。为了让足球能顺利冲进世界杯，中国体育界元老、乒乓球理论之父徐寅生也不顾廉颇老矣，披挂助阵，足见其重视的程度。可以说，2001年除了申奥，中国体育最大的“政治”，便是中国足球冲击世界杯。在这样的亿万双眼睛瞩目的大事面前，仿造出这么一支似是而非的仿真中国队来，可见媒体对娱乐性新闻的钟爱。

第10节　“三高”与真声艺术（2）

另一方面，也可见在高度发达的科技时代，“仿真”（其实是造假）会不由自主地左右我们的思维逻辑，“仿真”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它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资源和文化模式，真和真实因此被置疑和论证。试想一下，如果中国足球队在十强赛上过关斩将，冲击世界杯，这支仿真中国队肯定也会因此享受英雄的机遇，也会因此被电视镜头反复呈现，成为另一种明星。当然，如果中国足球队再度铩羽而归，这支仿真队会遭受比真队员更多的唾沫和臭（又鸟）蛋，甚至球迷暴力的袭击，因为真的球员可能被警察保护免遭此罪，愤怒的球迷只好“打假”拿假球队出气了。

但愿十月的沈阳五里河体育场不要出现仿真中国队被球迷围攻甚至殴打的事，祝福他们像凯旋的英雄那样被球迷抛向空中，空中是胜利的礼花，身边是美丽的鲜花和醉人的香槟。

影视之死：反仿真的呼唤

我在紫禁城听“三高”音乐会时，有一种看社戏的感觉。鲁迅的短篇小说《社戏》以童年的视角展现了儿时看绍兴家乡戏的记忆，那种氛围因童年的视角变得真切感人。或许紫禁城“三高”音乐会是露天的缘故，或许我的座位偏后的缘故，三高音乐会的主人公形象我看得并不真切，我借助望远镜还是只能看到三位大师模糊的身影，更多的时候我和在家里看现场直播的电视观众一样看的是电视屏幕，只不过屏幕比家里大一些，但不如家里清晰。尽管如此，还是有一种文化感觉上的兴奋，知我在现场观看演出的朋友还是很羡慕我，他们甚至希望在电视上能看到我。散场之后，我回到住处就看电视录像，应该说电视的声像效果比我在现场要好。经过电子传输的声音和图像于耳朵和眼睛比现场要舒服，不像我在现场要伸着脖子去寻找最佳视角，也不受周围杂音的干扰（比如身边有人打手机）。但是，电视不能给你紫禁城的空气，不能给你实在的触摸感，虽然我和帕瓦洛蒂、多明戈、卡雷拉斯相隔甚远，不借助望远镜无法看清他们的面目，但是我依然能在空气里捕捉到他们的气息、他们的嗓音，而那种气息仿佛可以用手触摸到似的。因此，尽管影视媒体非常发达，“三高”的CD、VCD也广为畅销，但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举行音乐会都是一件盛事，都会有无数的发烧友去扑票。

虽然如此，传统的艺术还是受到了冷落。这几年最为明显的是文学的轰动效应的失去，影视媒体的崛起。在过去的年代，影视往往因改编文学名著受到人们的关注，收视率和上座率因名著而得到保证。但90年代以来二者之间发生了逆转，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往往因为影视改编的成功而名噪起来，似乎影视有点石成金的神奇功能，以至出现了出版社先运作电视剧，然后再出版根据电视剧改编小说的怪模式。

这种逆转说明电子时代文学印刷文本地位的下降，文学的仿真效果远不如电子仿真的具体、真切和随心所欲。高科技的发展为影视艺术带来了全新的活力，影视的仿真比文学的再现有着不可企及的优势。《泰坦尼克号》的成功，就在于高科技对影视创作的巨大冲击。这本是一部重拍戏，因先进的科技手段强化了再现的功能，电影轰动了全球，那首《我心依旧》也随之成为金曲。另一部由乔丹和卡通拼贴起来的新电影《灌篮高手》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真的乔丹和假的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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