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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1页）

形势开始向着有利于宋朝的方向迅速转化。

自正月十五日下午起，宋朝的各路勤王兵马陆续抵近，日达数万人。李纲闻讯，立即派人前往联络，并于京城四壁设置统制官，专门负责召集来京部伍，为其补充粮草兵器，帮助其扎寨安营。

正月十八日，统制马忠率部由西京洛阳开至汴京，在郑州门外与金军遭遇。马忠果断地命令部队展开突袭，斩敌数百，使金军的游骑从此不敢再轻涉城南。正月二十日，勤王部队中兵力最强的泾原、秦凤路大军，在静难军节度使种师道、承宣使姚平仲的率领下，亦相继赶到了汴京。

种师道字彝叔，统军镇守边关多年，曾在抵御西夏入侵的战斗中大破敌军，为徽钦两朝之名将。他以荫补三班奉职，从推官知县等基层官员做起，凭着卓著的战功一直累迁至禁军都统制、保静军节度使，却因得罪了童贯，横遭诬陷被迫致仕。金军南寇，国势濒危，良将难求，他才又被朝廷想起，起用为检校少保、静难军节度使。而当这位老将重披戎装再执帅印时，已是七十五岁高龄。

种师道久经沙场，深谙用兵之道。当他提兵行至洛阳时，宗望已经屯兵汴京城下。部将探知贼势甚锐，建议是否且不事先声张地将部队驻扎于汜水一带，静观其变再做图谋。种师道却认为目前贼焰越猖宋军越宜大张军威，应当首先在气势上压住强敌。因此他非但没有低声敛息地驻足观望，反而公开亮出了旗号，向着汴京大踏步地挺进，一路上还大肆宣扬，此乃“大宋名将种少保统领甘陕雄兵百万东进勤王”。兵抵京西汴水南岸，他即下令前锋部队马不停蹄立刻渡河，咄咄逼人地迫近敌营扎下了营寨。

宋军这种旁若无人的进军架势，果然唬住了宗望。他一时弄不清这位赫赫有名的种少保到底带来了多少兵马，为慎重起见，他只好下令收缩阵线，将两翼的营寨悉数北迁，以便集中守卫中军驻地牟驼冈，并且禁止各部再出动游骑进行劫掠，以防被宋军各个击破。

金军这一收缩，便给宋军让出了通道。种师道、姚平仲即率兵长驱而入开进京城。马忠等其他各路勤王兵马亦乘机向前移师，靠拢了京城四壁。密切关注着战场动向的李纲则及时地派兵策应，以亲征行营司的名义为各路兵马一一安排下了屯兵之地。在京城内外颇为默契的配合行动下，连日来在汴京城下便逐渐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宋朝禁军大会师。

汇计到京的勤王兵马总数，已达二十余万人。这个数目是金西路军兵力的三倍有余。这还不包括汴京城里原有的守军和正在北上途中的江南勤王部队。如此一来，宋金的实力对比便完全颠倒了过来。现在不是汴京将被宗望、宗翰的两路征伐大军合围，而是宗望那深入宋朝腹地的六万孤军即将陷入宋军重围的问题。

数日之间，局势发生了如此巨变，汴京军民无不欢欣鼓舞。

赵桓亦一扫心头阴霾，精神振奋地临朝崇政殿，接见了种师道等各路勤王兵马将帅。

在金殿面圣时，众将一致认为，女真人目光短浅，孤军深入，粮草后援难以接济，是犯了兵家之大忌。而汴京城池方圆近百里，城高数十丈，城中的粮草可支数年。金军对我围不胜围，攻难速克，只要我们严加防守，坚持数月，俟四方勤王之师云集，必可令金军陷入灭顶之灾。这些见解其实李纲不止一次地对赵桓说过，但处于惶恐中的赵桓总以为这不过是水中望月。而在如今的形势下，听众将这样说，就觉得是这么回事了。

赵桓似乎忘记了他曾数度欲弃城逃跑，而且目前还在为难以凑足金银讨好金人而焦虑不已，面对众将，他很自然地做出了一副大义凛然之状，堂皇称曰，朕身为大宋天子，岂有畏惧金虏之理。纵然贼势万分猖獗，朕自稳如泰山岿然不动，盖因众卿所议，俱在朕意料之中。

然后，他语气铿锵地传谕，从即日起停止向金营输送金银宝器及任何物资，各部兵马速加整顿，准备与金军决一死战。他在新形势鼓舞下陡然产生的这个一百八十度的态度大转弯，使连日来饱受压抑的主战派大臣尽皆扬眉吐气。

面对此况，李邦彦却深感不安。

一方面，李邦彦认为，赵桓是过于轻率冲动，考虑问题太不周全了。勤王兵马虽众，但其战斗力如何却很难说。他担心朝廷既已应允议和，却又中途变卦，将来万一出现不测，金人必将变本加厉，局面就会更难收拾。另一方面，即使宋军战之能胜，于他亦无益处。到那时，他的这个太宰之位，很可能会被身居首功的李纲取而代之。总之，他所希望的结果，只能是以和退敌，而不是以战退敌。

可是如今张邦昌不在朝中，他缺少了这个得力的盟友。其他主和派大臣虽是人数不少，却没人敢在这时出面扫皇上的兴。他李邦彦现在是孤掌难鸣。所以他在心里掂量了半天，到底未敢将还是应当坚持既定国策、继续与金军议和的主张公然说出口。他知道就是说了，也不会得到头脑正在发热的赵桓的认可。

但是他不甘心眼睁睁地看着李纲又春风得意起来。毕竟他在玩弄权术上是有点经验的，稍加思索后，他便想出了一个办法。

自从就任亲征行营使、担负起守城总指挥这一重任以来，困扰着李纲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兵力不足。开战以后，这个问题变得更为突出。经过正月初九一整天的激战，李纲对此有了越加深切的认识。他在内心里不能不承认，如果没有数倍于敌的兵力优势，长期相持下去，宋军绝对不是金军的对手。尽管招募了大量的厢兵义勇作为后备兵员，但那些人多半没打过仗，有的人甚至没习过武。像索天雄父女组织起来的那种拉上去便能顶用的民间武装没有几支。在这种情况下，如要长期坚守城池，仗必然会越打越艰难。

勤王兵马的陆续到达，使这个难题迎刃而解。所以这几天李纲情绪亢奋如释重负，大有如虎添翼之感。他认为，各路兵马理所当然地应当悉归亲征行营司节制，纳入统一的京城防务体系，从而形成强大完整的军事阵营。果能如此，若金军再敢挑衅，则无异于蚍蜉撼树了。

而李邦彦欲阻挠李纲建功，恰恰就是要在这个地方使绊子。他决心要打乱李纲统掌兵权这个想法。

这个绊子下得准确。

接见过勤王部队的将领后，赵桓将宰执大臣们留下议事，议的就是部队的指挥方式问题。这是个亟待明确的问题。从各地抵京的部队番号杂乱，归属不一，如不理顺指挥系统，便无法有效地进行协同作战。李纲已经就此具折，指出“勤王之师集者渐众，兵家忌分，节制归一，乃克有济”，并坦率地提出了“愿令师道、平仲等听臣节制”。

许翰曾劝李纲，此议慎提，以免令皇上心生猜忌。而李纲自恃是出以公心，还是直言不讳地提了。赵桓阅过李纲的奏折，起初是意欲以种师道接替曹蒙为亲征行营副使，但执笔拟旨时却产生了一丝犹豫。他想到，如此一来，就等于将朝廷禁军的指挥权几乎全部集中到了李纲手里，这样做是否妥当呢？李纲这个人本来便固执得令人头疼，一旦集天下兵权于其一身，会不会更难驾驭？于是他便暂未下诏，打算听听宰执们的看法再做定夺。

李邦彦一见皇上要议此事，心里马上有了底：皇上对李纲并不放心。如果皇上意属李纲，在金殿上当场诏令各部将帅悉听李纲节制就是了，何须召集宰执另议？

这对李邦彦太有利了，他立即做出襟怀坦荡状，毫无顾忌地首先表态道，太祖废除前朝军制，盖因太祖深谙其弊。依太祖治兵之法，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如今李纲之权，已超于枢密及三帅之上，若再将勤王之师悉交其手，即不合乎祖制，且又隐患无穷，窃思断不可为也。

赵桓本无定见，此时若有人针锋相对地提出，在非常时期可以打破常规，一切应以有利于指挥作战为准，对他的决断亦会产生影响。可惜没人这么提。几个宰执倒并非皆似李邦彦那样居心叵测，但对李邦彦冠冕堂皇地提出的祖制，却都是不敢不认同的。其中怀有善意者，还认为不让李纲拥兵过重，乃为令其免祸之道。

由于这些人都不懂军事，对于分散指挥权将在作战中带来的麻烦和弊病均无切实考虑，更谈不上给予高度重视，因此商议下来，经赵桓首肯，便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于亲征行营司外另置宣抚司，以种师道为签枢密院事，兼河北、河东、京畿宣抚使，以姚平仲为宣抚司都统制。各路勤王之师，以及原来驻扎在城外的前后两军，均属宣抚司统辖，驻扎在城内的左右中三军，仍归行营司统辖。

而且，在李邦彦所谓宜职责分明的建议下，赵桓特地在诏令中明确申敕，行营宣抚两司节制既分，行事独立，相互之间不得侵紊。

这样一划分，李纲非但没有得到统一指挥权，反而连原来辖下的兵马也被划走了半数，可节制者只剩了两万余人。也就是说他这个城防总指挥实际上已是变得徒有其名。不动声色地将李纲挤对到如此地步，李邦彦感到相当满意。

李纲接到诏令，像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他感到非常意外、非常失望、非常寒心。这种安排，使他的雄心勃勃的宏伟抱负基本上泡了汤。

他本想再上奏折力陈己见，但是思忖再三，还是压下了内心的冲动。皇上不肯将兵权悉付行营司，显然说明了对他是心存顾忌。在这种情况下再明目张胆地去上书争权，岂不是更会加深皇上的误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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