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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第1页）

革命运动（前411年）

自前431年战争爆发以来，雅典人民在二十年的热战和冷战中表现出了令人称赞的团结。他们无法自由使用乡村的农场和房屋，被迫挤进拥挤的城市中心，遭受严重的瘟疫，最后还在西西里岛蒙受了惨重损失，经历了可怕的苦难，但他们仍然团结一心。自一百年前雅典驱逐僭主以来，雅典人一直保持着这值得称道的团结统一。西西里岛灾难之后，雅典人出人意料地迅速夺回了制海权，似乎能消除那次蹩脚行动的恶果，收复帝国境内的失地，也似乎能重获胜利的希望。然而，波斯的参战使这些前景都暗淡下来。前411年，潜伏已久的敌视民主制的力量开始在雅典复苏，其利用波斯的严重威胁和亚西比德的野心，去攻击民主制政权。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前411年是雅典从僭主统治中获得解放（此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制政权）的一百周年纪念。在这一百年里，雅典发展得繁荣强盛，雅典人民渐渐将民主制视为雅典理所应当的政体。不过，民主制在希腊各城邦当中还是很少见的，大多数城邦都由寡头政权统治，有的寡头统治集团人数较多，有的则较少。雅典的上层阶级也接受了民主制，参与争夺领导权的竞赛，或简单地置身事外，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雅典几乎所有的主要政治家都是贵族出身。

贵族传统

有些贵族从来没有拋弃对民众统治的鄙夷，这种偏见在希腊传统中根深蒂固。在荷马史诗里，贵族做出决策，发布命令；普通百姓安于自己的位置，服从贵族。前6世纪时的墨伽拉诗人泰奥格尼斯是贵族，但他的世界被政治和社会变革颠覆了，他的诗歌带有愤恨，他的思想一直到前4世纪仍然对反对民主制人士产生强有力的影响。泰奥格尼斯根据出身将人类分为两种：善良且高贵的人和恶劣且卑贱的人。只有贵族拥有判断力和虔敬，只有他们能做到温和、克制和公正。广大群众缺乏这些美德，因此是无耻而傲慢的。另外，好的品质是无法传授的：“生养一个人容易，教他理智却很难。从来不曾有人找到一种办法，让一个蠢货变聪明，也不能让坏人变善良……如果能够炮制思想并将其灌输给一个人，那么一个好人的儿子永远不会变坏，因为他会听从好的建议。但永远没有办法通过教导让坏人变好。”（Theognis429-438）

前5世纪中叶时底比斯诗人品达的观点受到雅典上层阶级的极大推崇。他的思想与泰奥格尼斯如出一辙：出身高贵的人天生就在智力和道德上比广大群众优越，而这种差距是不能通过教育来消除的。

光辉血统的意义重大。

一个人可以学习，却仍然昏聩无能，

东摇西晃，始终步履蹒跚，

他的头脑粗陋，

吸收了一千种美德的碎片。

（Nemea3.40-42）

只有天生睿智的人才能理解：

我臂弯下的

箭筒里

有许多锋利的箭。

它们对理智者发言；

大多数人需要译员。

睿智的人凭借血统便懂得许多事情；

粗陋的人需要被教导。

他们什么都说。他们无聊地喋喋不休，

像乌鸦，与宙斯的圣鸟形成对比。

（Olympia2.83-88）

在被这种思想塑造的人看来，即便说得好听些，民主制也是愚蠢的，它也可能变得不公正和不道德。前5世纪20年代一位佚名作者（常被称为“老寡头派”）写的小册子《雅典政制》揭示了一些雅典人在战争期间的不满情绪。“至于雅典人的政制，我不会赞扬他们选择了这种政制，因为他们这么做就是将大部分权力交给了粗鄙民众，而非善人。”（1.1）那些安全而有薪水的职位给了群众；那些危险的职位，如将军和骑兵指挥官，则由选举产生，给了“最有资格的人’（ConstitutionsoftheAthenians1.3）。

“老寡头派”这样的人的愿望是，他们的国家能成为一个“欧诺弥亚”。这是斯巴达人给他们的政体取的名字，品达也用这个说法来称呼科林斯的寡头政权。在这样的政体下，最优秀和最有资格的人制定法律，好人惩罚坏人；好人“不会允许疯子出席议事会或者在公民大会发言。但由于这些好的措施，人们当然会陷入奴役”（1.9）。作者希望群众通过奋斗来保持民主制这种“恶政”，因为这对他们有好处。“但任何更愿意居住在寡头制城市而不是民主制城市的人，就要做好变得不道德的准备，因为他们知道，坏人在民主制城市比在寡头制城市更容易潜伏、不引人注意”（2.19）。不足为奇的是，抱有这种信仰的人将把推翻民主制视为道德义务。

民主制与战争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对民主制的敌视不仅仅是哲学思考，还变成了实际问题。漫长的战争、苦难和匮乏，无法赢得决定性胜利的所有战略，以及西西里岛灾难，人们很容易将这些归罪于政权的性质和领导政府的人。雅典长期缺少像客蒙和伯里克利那样强势且受尊重的贵族领导人，也缺乏民主制和反对者之间的缓冲地带。前411年，领导权的真空似乎增加了政治俱乐部的权力，这些俱乐部在雅典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增加了民主制敌人的力量。这些倶乐部的成员和其他有产阶级人士为了维持战争，承担了史无前例的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且在战争期间，纳税人群体也萎缩了不少，从战前的大约2.5万名成年男子减少到战争后期的约9000人。

到前411年时，许多雅典人（不仅仅是寡头派）开始考虑对民主制进行一些改良，甚至改换政权。此项运动的肇始者是流亡海外的亚西比德。和以往一样，他这么做不是出于意识形态，而是出于个人私利。他非常精明地认识到，提萨弗涅斯对他的保护是转瞬即逝的，他们发生利益分歧只是时间问题。亚西比德不可能返回阿基斯二世统治下的斯巴达，所以他准备利用他对提萨弗涅斯的暂时影响力，赢得安全返回雅典的机会。

亚西比德的第一个步骤是与萨摩斯岛上“最重要的雅典人”（可能是将军、三列桨座战船船长和其他有影响力的人）取得联系，请求他们在“精英人士”（8.47.2）面前提到他的名字，并告诉他们如果“精英人士”愿意以寡头统治取代民主制，那么他将返回雅典，并带来提萨弗涅斯的支持。这个计谋奏效了，“因为在萨摩斯岛的雅典士兵感到，亚西比德确实能对提萨弗涅斯产生影响”（8.47.2），于是开始通过使者与亚西比德对话。修昔底德有一段非常重要但很少引起人们注意的话，他认为寡头派运动的始作俑者是雅典领导人：“即便没有亚西比德的影响和诺言，在萨摩斯岛的三列桨座战船船长们和最显赫的雅典人也热切希望推翻民主制。”（8.47.2）

修昔底德此处说在萨摩斯岛的所有雅典领导人都抱有这样的动机，肯定是错的，因为有一位我们知晓名字的三列桨座战船船长——斯泰里亚的吕库斯之子色拉西布洛斯——从来就不是民主制的敌人。从一开始，萨摩斯人得知有寡头派图谋推翻他们的民主制政权时，便来找色拉西布洛斯和其他人，这些人“似乎始终特别敌视那些密谋者”（8.73.4）。色拉西布洛斯和他的同僚集合起来，保卫萨摩斯民主制政权，镇压了寡头派叛乱。他们迫使所有士兵宣誓忠于民主制。完全支持民主制的军队罢免了将军们，选举了可靠的民主派人士为将军，其中就有色拉西布洛斯。在战争的余下时间里，他一直是一位忠诚的民主派领导人，在战后则是抵抗和最终推翻三十僭主寡头统治、恢复雅典民主制的英雄。如果修昔底德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或者得到的信息有误，那么他在其他地方可能同样是错误的。因此，我们绝不能毫不怀疑地全盘接受他的观点，而需要对每一个事件做出自己的分析。

色拉西布洛斯与温和派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色拉西布洛斯忠于民主制，他却是萨摩斯岛上支持亚西比德重返雅典阵营的人之一。所以，其他人欢迎这位变节者回来的原因也可能不是他对民主制政权的敌视，而是另有缘由。从一开始，萨摩斯岛上的雅典领导人就分成至少两个派系。其中之一是色拉西布洛斯的派系，修昔底德说他的“观点始终一致，即应当召回亚西比德”（8.81.1）。但这意味着在前412年年末，这位毕生忠于民主制的领导人愿意对民主制加以限制，至少是暂时的限制，因为只要当前体制还在运转，就不可能恢复亚西比德的地位。亚西比德本人起初公开表明他对寡头统治的支持，但色拉西布洛斯和其他真正的民主派可能迫使他淡化了自己的措辞。亚西比德在与萨摩斯岛的一个代表团会晤时，已经使自己的立场温和了不少，承诺“如果雅典人不处于民主制统治之下”（8.48.1），就可以将提萨弗涅斯拉到雅典同盟当中。他措辞的微妙变化是对色拉西布洛斯等人的妥协，后者愿意修改政体（贤哲的出现就已经改变了政体），但不愿意走得更远——改为寡头制。

色拉西布洛斯在说服萨摩斯岛的雅典军队授予亚西比德豁免权并选举他为将军之后，便亲自乘船去往提萨弗涅斯营地，接回亚西比德。正如修昔底德解释称：“他把亚西比德带回了萨摩斯岛，因为他认为对雅典来说唯一安全的办法就是让提萨弗涅斯离开伯罗奔尼撒人，将其拉拢到雅典阵营。”（8.81.1）色拉西布洛斯相信，如果波斯和斯巴达仍然保持盟友关系，那么雅典就完蛋了。要赢得战争，雅典就必须争取波斯的支持，而只有亚西比德能办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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