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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第1页）

恐怖和冒险（前427年）

雅典人对米蒂利尼叛乱的反应表现出了一种新的更为积极主动的精神，它开始挑战伯里克利留下的旧温和策略。在前427年的选举中，两位新将军欧律墨冬和德摩斯梯尼上台了。他们很快就开始实施更大胆的政策。即便是温和派也觉得需要采取攻势，哪怕是非常谨慎的攻势。前427年夏季，尼基阿斯占领了墨伽拉外海的小岛米诺亚，在那里建造防御工事，以便加强对墨伽拉的封锁。

普拉蒂亚的命运

但大约在雅典人进攻米诺亚岛的同一时间，普拉蒂亚守军投降了。只有为数不多且饥肠辘辘的一些人在守城，所以斯巴达人完全可以强攻得手，但他们禁止任何人强行攻城。他们的想法是“假如将来与雅典缔结了和约，并且双方都同意将在战争中征服的地盘物归原主，那么斯巴达仍然可以保留普拉蒂亚，因为普拉蒂亚是自己投降的”（3.52.2）。

斯巴达人的这种诡辩式的刻板想法表明，他们在前427年已经认为与雅典和谈不是不可能的了。雅典人虽然受到瘟疫打击但仍然非常顽强，而且轻松镇压了帝国内部的叛乱，再加上斯巴达在海上的无能，这些都让斯巴达人深思。不过，他们仍在苛求全面胜利，还没有和谈的打算。

为了劝说普拉蒂亚人投降，斯巴达人许诺，将委派五名来自斯巴达的法官对守军进行公正的审判，但守军受到的这种待遇是对司法正义的歪曲。普拉蒂亚人没有受到任何指控；法官只是问他们每个人，在战争期间有无尽心为斯巴达人或其盟友效力。普拉蒂亚人的自我辩护非常有力且令人信服，让审讯者十分窘迫，以至于底比斯人担心斯巴达人会被说动，于是发表了一篇冗长的演讲。然后，斯巴达法官向普拉蒂亚人重复了原先的问题，普拉蒂亚人当然只能回答没有。于是，至少200名普拉蒂亚人和25名雅典人被处死，留在城内的妇女被卖为奴隶。斯巴达人的动机完全是政治上的自私自利：“斯巴达人对底比斯人的态度几乎完全取决于他们对底比斯人的考虑，因为斯巴达人觉得，在刚刚开始的战争中，底比斯将会是对斯巴达有价值的盟友。”（3.68.4）所以，斯巴达人实际上是在为一场漫长的战争做准备，在这样的战争中，玻俄提亚势力会成为关键因素，而公平正直的名誉没什么用。

最终，斯巴达人将普拉蒂亚交给了底比斯人，而底比斯人将这座城镇夷为平地。他们将这些土地租给了有功的底比斯人，租期十年。到前421年时，底比斯人已经将普拉蒂亚视为自己的领土。普拉蒂亚消失了，而雅典人没有努力施加干预。这两方面其实都是不可避免的。普拉蒂亚在战略上是守不住的，但它遭受了这样的命运，雅典人有理由感到尴尬，甚至羞耻。普拉蒂亚是雅典的忠实盟友，在遭到斯巴达进攻时，原本能够以合理的条件投降，雅典却要求普拉蒂亚坚持作战，并许诺提供援助。雅典人向幸存的普拉蒂亚人授予了雅典公民权，这是极少给予外邦人的特权，但这也不足以弥补他们丧失家园的痛楚。

克基拉的内战

不久之后，雅典在西方的盟友克基拉遭遇了新的威胁。那里发生了激烈的政治斗争，雅典的敌人即将掌权，使雅典丧失了克基拉强大海军的支持。在前433年西波塔战役中被科林斯人俘虏的约250名克基拉人得以回国，麻烦就从这里开始。科林斯人给俘虏的待遇很好，赢得了这些人的忠诚。前427年初，科林斯人释放俘虏回国，让他们颠覆本国的政策和政府，而在那个时候，伯罗奔尼撒人正满怀希望，觉得雅典的各盟邦很快就会普遍倒戈。

克基拉人没想到这些归国的同胞竟然已经变成了外国势力的代理人，回来反对自己的政府。这些人解释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安全回国，是因为被800塔兰同巨款赎回了。回国之后，他们就开始敦促同胞结束与雅典的联盟，恢复传统的中立地位，而隐瞒了自己的真实目的，也就是将克基拉带入斯巴达联盟。尽管这些人上蹿下跳，民主制的克基拉公民大会还是选择了中间道路，再次确认与雅典的防御性同盟，但也投票决定“像过去一样，与伯罗奔尼撒人保持友好关系”（3.70.2）。

这次投票对寡头派密谋者来说仍然是一次胜利，是他们切断克基拉与雅典关系的第一步。之后，他们指控亲雅典的民主派领导人培西亚斯企图让克基拉人变成雅典人的奴隶。但克基拉的普通民众并不认为与雅典结盟就是叛国，于是将培西亚斯无罪释放。培西亚斯随后成功起诉了指控他的人当中最富裕的五个人，控诉他们犯下了所谓的宗教亵渎罪行。被告没办法付出巨额罚金，于是躲在神庙内。

寡头派害怕胜利的培西亚斯会乘胜追击，促使克基拉与雅典缔结完整的攻守同盟，于是准备用暗杀和恐怖手段阻止这种局面的出现。他们拿着匕首冲进议事会的一次会议，杀死了培西亚斯和其他六人。培西亚斯的一些民主派同僚逃到了停泊在港内的一艘雅典三列桨座战船上。这艘船立刻起航前往雅典，那些难民向雅典人讲述了这些故事，敦促他们进行报复。

在这种恐怖气氛下，刺杀培西亚斯的寡头派召集了公民大会，但克基拉人民仍然拒绝改弦易辙。密谋者转而提议仅仅保持中立，但即便是这样的措施，也只有在强迫之下才得以通过。寡头派害怕雅典的进攻，于是派遣使者到雅典，解释说克基拉不是要反对雅典的利益。雅典人没有听信，将这些使者当作“革命党”逮捕了。其实，寡头派向雅典派遣使者也仅仅是为了争取时间，以便与斯巴达谈判。在有希望得到斯巴达支持的鼓舞下，寡头派向平民百姓开战，在正面交锋中将其打败，不过未能消灭所有的民主派人士。民主派占领了卫城和城内其他地势较高的区域，以及朝向外海的港口，而寡头派控制着市场周围区域和朝向大陆的港口。次日，两派都给予奴隶自由，以争取他们的支持。大多数奴隶都加入了民主派，但寡头派从大陆征募了800名雇佣兵，于是克基拉爆发了内战。

两天后，民主派在第二次战役中取胜，寡头派抱头鼠窜才保住了性命。次日，驻纳夫帕克托斯的雅典军队指挥官尼科斯特拉图斯率领20艘战船和500名美塞尼亚重步兵赶到了。他的行为非常克制，没有向失败的寡头派报复，而仅仅要求克基拉人与雅典缔结完整的攻守同盟，以便让雅典安全地保住这个岛屿。寡头派当中只有10名被认为对煽动革命责任最大的人受到审判，其他克基拉人则被敦促达成和解。

但克基拉人的情绪已经非常激昂，如此温和的解决方案是不可能实施的。即将受审的10人逃跑了。民主派领导人劝说尼科斯特拉图斯留下5艘雅典战船，以5艘克基拉战船作为交换，船员将是由民主派挑选的寡头派人士，也就是他们的敌人。被选中的寡头派人士害怕自己被送到雅典后会遭遇不测，也逃到神庙里避难。尽管尼科斯特拉图斯努力保证他们的安全，他们仍然躲在那里不肯出来。民主派则开始准备将寡头派杀掉，但尼科斯特拉图斯阻止了这种鲁莽的举动。

就在这时，伯罗奔尼撒人施加了干预。在阿尔基达斯的指挥下，从爱琴海匆匆返航的40艘战舰在基伦尼与13艘战船会合，然后带上作为顾问的伯拉西达，抢在雅典大舰队抵达之前，来到了克基拉。克基拉民主派不顾雅典人的意见，出动了60艘战船迎战敌人，但秩序混乱、纪律性差。伯罗奔尼撒舰队轻松得胜，由于在克基拉的12艘雅典战船阻止他们扩大战果，于是伯罗奔尼撒舰队带着俘获的克基拉船只，返回了大陆。次日，伯拉西达敦促阿尔基达斯趁着克基拉人手足无措、心惊胆战的时候攻打克基拉，但怯懦的海军司令拒绝了，而这一番耽搁是致命的。消息传来，一支60艘战船的雅典舰队在苏克利斯之子欧律墨冬的指挥下，正从琉卡斯岛赶来。伯罗奔尼撒人闻风而逃。

克基拉安全了，于是民主派开始疯狂地报复政敌。在内战中，这种愤怒和仇恨是非常强有力的动机。对政敌的处决很快演变成不分青红皂白的谋杀；为了报私仇和获得金钱，人们互相杀戮；不虔诚和渎神行为已经司空见惯。“儿子死在父亲手里，人们被从神庙里拖出，然后杀死在神庙附近，有些人被关在狄俄倪索斯神庙里死去。”（3.81.5）这些恐怖行为给了修昔底德一个机会去描绘战时内乱所引发的恶果，这是他的雄壮史书中最富含忧郁和预言性智慧的章节。

他告诉我们，这些暴行只是个开端，伯罗奔尼撒战争还将引发一系列内战，造成更多的残忍暴行。在某些国家，民主派可以寻求雅典人的帮助来对付他们的敌人，而寡头派则会请求斯巴达人的援助。“在和平时期，他们没有借口，也没有意愿去寻求雅典或斯巴达的帮助；但既然两个大国在交战，不同城邦内的政治派系如果想要推翻现政权，就可以轻松地寻求两个大国之一的支持。”（3.82.2）“由于派系斗争，各城邦发生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修昔底德写道，“只要人性不变，这样丑恶的事情就一直会发生，永远会发生。”（3.82.2）在和平与繁荣的时期，两个民族、两个国家的行为都很理智，因为物质财富与安全的纽带（它们将文明与残暴野蛮分隔开）还没有被撕裂，人民还没有受困于残酷的自然法则。“但战争使人们无法轻松地满足日常需求，所以战争是一个凶残的教师，它让人们的秉性根据所处的环境发生变化。”（3.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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