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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第1页）

蜜丝于1946年1月28日，在奥地利基茨比厄尔嫁给彼得·哈恩登。大战期间，彼得在美国陆军情报单位服役，与蜜丝相遇时官拜上尉，在巴伐利亚美国军事政府内担任参谋。早期参与反纳粹活动，战后成为联邦德国著名政治家的汉斯·赫尔瓦斯是参加婚礼的宾客之一。他如此描述：“由于蜜丝是东正教教徒，婚礼在一座哥特式天主教教堂内举行，由一位从苏联逃出的俄籍神父主持。那天艳阳高照，我们列队走进教堂，依照俄国传统，由我的孩子手持一座圣像前导，接着是蜜丝和身穿美军制服的彼得，然后是三名男傧相——穿法军制服的布罗斯伯爵上尉，以及都曾担任过德国军官的保罗·梅特涅和我——我们三人轮流握住一顶极重的皇冠，放在新人头上。每个人都强烈感觉到这场仪式的重要意义，它结合了来自四个不同国家的人，而这四个国家不久之前才在一场惨烈大战中浴血交战。”（摘录自《对抗两个恶魔》[AgainstTwoEvils，London：Collins1981]）

彼得退伍后，便和蜜丝定居巴黎，先参与“马歇尔计划”一段时间，之后成立自己的建筑设计公司，日后获得国际间的赞誉及认可。彼得于1971年在巴塞罗那过世后，蜜丝迁居伦敦度过余生。他们共育有四名子女，其中两位已成家。

战争结束后，又过了许多个月，分散世界各地的瓦西里奇科夫全家才开始彼此探望，再度团聚。

蜜丝的母亲于1948年11月在巴黎车祸死亡；她父亲则于1969年6月在巴登—巴登去世。

她的大姐伊连娜战后住在意大利。1980年后定居德国。

约翰尼斯贝格城堡的重建工程大抵完成后，塔蒂阿娜与保罗·梅特涅夫妇便正式迁入定居。保罗直到近年仍活跃于各项国际赛车活动，塔蒂阿娜则热心参与红十字会慈善工作。

蜜丝的弟弟乔吉在战后成为一名国际会议口译，先参与纽伦堡大审，接着进入联合国服务。婚后育有两个小孩，目前从商。

巴伐利亚康斯坦丁王子也和其他德国“王族”一样，早在战争初期便被逐出德国陆军，因祸得福，不仅存活下来，同时也和大部分王族青年一样，完成了高等教育。大战结束后，他在德国茁壮新生的自由媒体业中从事新闻工作，同时固定赴美演讲，成为第一批功成名就的贵族之一。之后又进入政界，被选为波恩国会议员。他于1969年死于飞机失事。

彼得·比伦贝格被逮捕后，遭受盖世太保恶名昭彰的调查员兰格审讯长达数月，却始终守口如瓶。接下来，他一直被关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单独监禁室内。如今他与家人住在爱尔兰。

虽然戈特弗里德·俾斯麦在狱中不断遭到毒打及酷刑，但他的律师成功地将他的审判拖延数月。他终于在1944年10月4日出现在弗赖斯勒法官所主持的人民法庭上，结果令所有人大吃一惊，被判无罪开释。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是希特勒亲自下的命令。但盖世太保很快又逮捕了他，并把他关进一座集中营内，直到1945年春天才被释放。当时希姆莱正暗中通过瑞典关系向盟军做求和试探，戈特弗里德在瑞典出生的姐姐安·玛莉，在瑞典则颇具影响力。战争结束后的头几年，戈特弗里德与妻子梅勒妮住在汉堡附近的家族产业中，结果在1947年赴约翰尼斯贝格城堡探望梅特涅夫妇途中发生车祸，双双身亡。

战争一结束，赫伯特·布兰肯霍恩立即成为基督教民主联盟政党的创立人之一，并在后来担任该党秘书长。他与首相阿登纳关系密切，在建立联邦德国政府与“欧洲煤矿与钢铁联盟”两项工作中都扮演关键性的角色。之后，他重返外交界，连续担任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55）、法国（1958）及英国（1965）大使。现已退休。

戈特弗里德·冯·克拉姆在战后重返国际网球球坛，并与芭芭拉·赫顿短暂结缡。他担任联邦德国国际草地网球俱乐部主席多年，1976年在埃及死于一场车祸。

艾伯特与迪基·埃尔茨都在战后平安返乡，如今定居奥地利。

大战结束前几个月，哈索·冯·埃茨多夫奉派前往热那亚担任总领事，因此逃过一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国后，他重返外交界，接任一连串重要职位，包括驻加拿大大使（1956）、外交部代理副国务秘书（1958）及驻英国大使（1961—1965）。现已退休，住在慕尼黑附近。

1945年2月3日，苏军距离柏林城外仅100千米；同时城内却在两个月稍事喘息、未发生空袭（因隆冬气候）的情况下，在白天遭受到美军最猛烈的一次轰炸。柏林居民因毫无防备，共2000人死亡（平均大约一吨炸弹炸死一人），12万人无家可归。其中一枚炸弹正中阿尔布雷希特王子街上的盖世太保总部，建筑毁于一炬；另一枚炸弹击中“人民法庭”，当时希特勒的“魔鬼法官”弗赖斯勒正在审问一名重要反纳粹人士冯·施拉布伦多夫博士，结果众法官、警卫、囚犯及观众一起冲下法庭掩蔽壕躲避。警报解除后，弗赖斯勒的尸首被发现压在一根倒塌的横梁底下，手里仍紧抓着施拉布伦多夫的档案。战争末期，施拉布伦多夫虽然一直被囚禁在集中营中，却因那次空袭捡回一命。

柏林指挥官冯·哈泽将军遭处决后，在其手下工作多年的海因茨·冯·格斯多夫即被征召加入民团。格斯多夫的妻子玛莉亚一直留在柏林，许多个月都没有他的消息。1945年，她听说他在保卫首都的最后战役中阵亡，终于精神崩溃，自杀身亡。海因茨本人一直活到1955年。

尽管在盟军连番轰炸后，霍斯特曼夫妇位于克尔岑多夫的乡间别墅毁坏严重，但弗雷迪却拒绝拋下他仅剩的收藏品。俄军抵达后，发现他与妻子莱莉躲藏在附近树林之中。即使到那个时候，他仍不愿逃走，最后终于遭到逮捕。他于1947年在民主德国集中营里饿死；莱莉出版的回忆录《只能哭泣》（NothingforTears，London，Weidenfeld&Nicolson，1953）成为畅销书，但不久亦在巴西去世。

帕贾斯维奇夫妇于1945年8月与蜜丝分手后，先前往瑞士，然后移居南美洲。格察至今仍然在世。

C.C.冯·普菲尔先成为美军俘虏，后在德国地方政府内任职了几年，接着担任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驻波恩代表将近30年。现在过着半退休的日子，定居波恩。

于1941年向盖世太保告发蜜丝母亲的卡尔—弗里德里希·冯·皮克勒，在志愿从德国陆军调往党卫军后，步步高升，官拜党卫军准将，兼任希姆莱手下的布拉格警察局长。1945年5月，布拉格刚被解放后，他便自杀身亡。

1944年8月31日，苏军占领布加勒斯特，所有德国外交官员及家属立刻遭到扣押。后来妇孺被释放，但必须自己想办法返国，男性则全被遣送到苏联；据说乔赛亚斯·冯·兰曹便死在莫斯科的卢比扬卡监狱中。

战争结束后，法官里克特及其家人迁往威斯特伐利亚，他与妻子创立了一家口译及翻译社，生意兴隆。1949年，他投效格伦中将所主持的单位，该单位后来成为根据德国联邦共和国新宪法成立的新情报组织（B.N.D.）。他于1972年去世。

托尼·绍尔马在“七月密谋”发生后的肃清运动中逃过一死，多亏他的直属指挥官仗义相助，以“搜集进一步证据”为由，设法拖延其军法审判。终于开庭后，大部分罪证已变成间接证据，不足以定罪，又因为他作战负伤有功，仅被卸除军职。他于大战结束前几天，设法从位于西里西亚的家族产业逃往西欧，后来成为美军占领欧洲当局的雇员，担任卡车司机。不久他便拥有自己的卡车，然后数量慢慢增加，最后成立自己的卡车运输公司。现在他与家人住在巴伐利亚的一片农场上。

冯·德·舒伦堡大使从未积极参与过反纳粹活动。然而随着德国对苏战况每况愈下，他志愿替纳粹政府与斯大林居中调停。蜜丝在日记中记载，1944年7月他受召进入希特勒的司令部，大概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但他同时亦通过冯·哈塞尔大使与一些密谋者接触，那批人未经过他的同意，径自将他与哈塞尔列入未来外交部长的人选。名单被发现后，他遭到逮捕，被关入莱特街监狱长达数月，终于在1944年10月4日被带到“人民法庭”上，和戈特弗里德·俾斯麦一起接受弗赖斯勒法官的审判。但他不如后者幸运，被判死刑，于11月10日问吊。

罗玛莉·舍恩贝格是另一名经过“七月密谋”奇迹般活下来的幸存者。1944年，她仓促离开柏林后，便躲在萨克森的家族产业中，直到苏军兵临城下，才被迫逃往西方。一旦战争结束，她很快便在美军反情报机构内找到工作，不久嫁给一名美国军官，并定居美国一段时间。晚年她热衷于环保工作，一如早期她献身于反抗纳粹主义，狂热投入。她于1986年7月在维也纳过世。

纵然犯罪记录累累，党卫军准将西克斯却也因为不同的理由，成为另一种幸存者。大战刚结束，他便与恶名昭彰的巴比及其他许多前党卫军，一同被美军反情报机构“吸收”；但他过去的行迹很快败露，于1946年春天遭到逮捕，因策划集体谋杀行动的罪名接受审判。他一再申辩自己“只是一位科学家，从来没做过警察”，却仍在1948年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但他显然有后台撑腰，1951年法庭将他的刑期减半，1952年，便获大赦出狱。很快地，他又被格伦将军主持的联邦德国情报单位“吸收”，同事中有很多是他在党卫军及盖世太保时代的旧同事；这一批人都因不同的理由，接受格伦的保护，成为所谓的“专家”。西克斯的“专长”为吸收特定的苏联前战俘及难民，组成间谍小组，渗透苏联；同时他还担任大财团曼内斯曼公司的子公司保时捷机油公司的公关经理，作为掩护。艾希曼于1962年在耶路撒冷受审时，曾描述西克斯从自诩为“知识分子”堕落成一名集体谋杀犯，战后又东山再起，俨然成为美国及德国政府两边吃香的机密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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