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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在河边（第1页）

中学时代的每一个夏天，我都会去戴城南郊的运河游泳。戴城被运河环绕，南郊的水质最好，河面宽阔，船只也少。

游泳池不能去，那地方收费，一小时两块钱，还要办游泳卡，去体检，总的来说很麻烦。只有运河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地方，在南郊的河面上，一条水泥大桥横跨而过，桥堍下是一片两百米长的河滩，形成天然的游泳场，而大桥的阴影恰好遮蔽了夏季的毒日。这儿离市区很远，荒僻之地，很少有流氓混混涉足，家长也不会跑这么远来抓捕我们。每年夏天，这里都聚集了大量的少年。

一九九一年暑假，我和杨一去游泳，那片河滩上热闹非凡，不远处有一个废弃的岗亭，那里就是更衣室。我们换上游泳裤，把衣服夹在自行车书包架上，然后跳进河里。

在运河里游泳，第一要注意避开那些运货的拖船，第二要注意不要潜到木排下面去，第三要注意不要独自游的太远。每年都有人淹死，河水又深又宽，根本捞不着人，只能等他浸胖了自己浮上来。这就等于去另一个世界免费旅游，再回到人世，已然改头换面。也有人乐意冒险，从大桥上往水里扎，或者到木排下面去潜一圈，或者扒住拖船的船沿，在白浪中滑行，假如船上运的是西瓜，他们还会跳上去偷瓜。偷瓜的人会被船民用铁头镐子捅，捅成透心凉的也有。

那天下午暴热无比，河滩上的鹅卵石晒得都可以煎荷包蛋了，河水是温热的，我随便划了两下就觉得口干舌燥，只能蹲在浅水处喘气。杨一很潇洒地在我眼前炫耀着各种泳姿，自由泳，仰泳，蝶泳，扎猛子。这些我全不会，我只会狗刨，掉河里的话刚好够我自己逃命。

杨一游到我身边，蹲在水里，好像在大浴池里一样只露出个脑袋。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学校有人自杀了。”

“为什么死啊？”

“高考没考上，前天跑到农药厂的水塔上跳下来了，摔得硬邦邦的。”

“为什么要去农药厂自杀啊？”

“不知道。”

“那水塔够高的。你们学校是不是年年都有人自杀？”

“没那么严重，就今年这一届死了个人，”杨一说，“上一届有个学生发神经病，跑到学校里说自己被保送复旦了，别人还信了他，挺羡慕的，到了下午才知道他精神崩溃了。”

自杀者的形象在我脑子里盘旋不去，一个人没有考上大学就要死去，这件事我无法理解。我想起农药厂的水塔，我对它很熟悉，我经常去农药厂，看见它矗立在那里，直挺挺地戳向柔软的云层，如此丑陋的建筑居然吸引一个人爬上去，还要跳下来，太不可思议。我知道，一个重点高中生考不上大学是很惨的，好比小混混出去抢钱反而被受害人打了，这都是混不下去的典型，但是，混不下去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去死，否则像我这样的人已经死过一百次了。

八月的下午，好像有十个太阳在头顶上照着，河滩上一片喧闹，四周却很安静，公路上看不到一辆车，蝉声从路旁的大树上传来。大桥上有几个女孩，嘴里叼着冰棍居高临下看热闹，他们并排趴在桥栏杆上的样子酷似一群电线上的小鸟。我隐约看见一件红色的T恤，很醒目，像我见过的少女帮。我试图看清她的脸，但阳光晃眼，她在一个逆光的位置。后来红色T恤带着那些女孩儿从桥堍上走下来，再后面还跟着一群光头少年，他们招呼都没打，踹翻了自行车，拎起衣裤开始收我们的口袋。

一看这个架势，我们也拿起鹅卵石冲了过来，只是力量对比太悬殊，对方都穿着衣服和鞋子，我们这里全是游泳裤，还都光着脚。内行人都知道，光着身子是没法打架的，皮肉都暴露在外，打起来很吃亏。还没动手呢，那伙光头都亮出了西瓜刀，我们立刻举手投降。

红色T恤走过来，对我们说：“这个地盘以后就是我们少女帮的了，你们要来游泳，每天交五块钱。”我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双叉奶黄莺。

我们被那伙光头驱赶着，站成三列纵队。我和杨一躲在最后面，生怕黄莺认出我们。从流氓堆里走出来一个黑不溜秋的矮个子，两腮深陷，一双蒜包眼，好像一个营养不良的非洲儿童，手里拎着一根空心铁管，对我们说：“以后就是我负责这里。”这个人我也认得，就是攻打重点中学的时候的虾皮。我心想，他妈的见了鬼了，这个笨蛋都敢出来收保护费。世风日下，傻逼当道，如之奈何？

为了不让黄莺认出我们，我和杨一都尽量低下头，保持低调。虾皮说：“你们都记住我，我叫虾皮。”有个小孩嘟哝说：“谁他妈的认识你啊？”这句话被虾皮听到了，他问：“是谁说的？站出来？”纵队里好几个人指着那个小孩，立刻就把他出卖了。那小孩哭丧着脸说：“不是我。”被虾皮一个耳光打蒙了，揪出来，空心铁管在他裤裆上戳来戳去。这么干很色情，我们都想笑。后来虾皮试图把那个小孩的裤子挑下来，小孩立刻哭了。后面走过来一个高个子长头发的女孩儿，照着虾皮屁股上踢了一脚，说：“你恶心不恶心？”这个动作非常帅，我简直要为之倾倒。

那女孩儿是个杏核眼，瞪起来很好看，眉毛有点立着，好像一把张开的剪刀。她穿一件黑色衬衫，一只手抄在裤兜里，另一只手拎着一把西瓜刀。我操，如果说于小齐是我的梦中情人，那么这个女孩儿就是我噩梦中的情人。

更为诡吊的事情发生在后面，我的目光跟着那女孩儿，她走回流氓堆里，那儿还有好几个女孩。她和其中一个低头交谈着什么，我一看那个人，竟然是于小齐。当时我的脑袋呜的一声，好像有架飞机从头顶上开过去。于小齐是少女帮的？怎么可能？

我在后面探头探脑的，于小齐也看见了我，露出惊喜的神色，又冲着那家伙努努嘴，对我扮了个鬼脸。这时杨一按住我的脖子，让我低下头去。

后来，黄莺又走了过来。她就像阅兵一样看着我们，踱了个来回。我看着她胸口那对标志性建筑，忽然头皮发麻，多年前被打成脑震荡时的回忆又注入了我的血管，呈现出低血糖的状态，出虚汗，心跳加速，脸色苍白。与此同时，我身边的杨一往人堆里缩了缩，他轻声对我说：“别发抖，她认不出我们了。”

我和杨一退缩到人群的最后面，我微微沉下去，同时用眼角的余光瞟着她。河滩上一片寂静，那对大胸好像是整个世界的消音器，只要它们一出现就肯定鸦雀无声。

她果然没认出我们。经过这好几年的时间，她从一个念初中的大胸女生成长为矮胖的大胸女人，脑袋上很时髦地顶着一副墨镜。后来她回过头，问虾皮：“搜了多少钱？”虾皮说：“不多，才一百多块钱。”黄莺说：“平分了。”这伙人就当着我们的面分赃，每人拿到毛票若干。我们都看得义愤填膺，零花钱本来就不多，让他们洗劫殆尽，这个暑假等于提前结束了。钱分到那个西瓜刀女孩儿时，她哈哈大笑，摇摇头。黄莺说：“反正你有钱，你就算了。”又分到于小齐手里，于小齐也摇头。黄莺就问西瓜刀女孩儿：“她谁啊，怎么这么不开眼？”西瓜刀女孩儿说：“她是乖妹，别带坏她了。”黄莺说：“那就算了。”分完钱，她很屌地吹了声口哨，说：“收队啦。”

那伙人簇拥着黄莺往桥堍上走，我想今天算是躲过一劫，刚想松口气，于小齐忽然回头喊我名字：“路小路，路小路。咦？你躲什么啊？？”这时黄莺回过头，问于小齐：“谁是路小路？”于小齐茫然地指了指我。我听见杨一说：“该死。”我叹了口气，仰望天空，太阳依旧耀眼。我被打成脑震荡那次，也是看到一片蓝天，蓝天上漂浮着十几个拳头。

黄莺站在那里，相隔二三十米的距离，她打量了我一会儿，然后她和那西瓜刀女孩儿耳语几句，拎着一根铜皮带头，独自走了过来。她的胸，我曾经念念不忘的胸，曾经让所有男生都提前性成熟的胸，一个指着我，一个指着杨一。

她把墨镜摘下来，很低地架在鼻梁上，眼睛从墨镜上方看着我们。我从前没有注意到她的眼睛，长得还挺水灵，我光注意她的胸部了。她手拎皮带的样子让我想起革命电影里军统局的女打手，军统局有女打手吗？我怀疑是我小时候做的春梦。

“怪不得那么眼熟。”黄莺说，“路小路，还有你，杨一。”

我们都不说话。

黄莺说：“躲？躲得了吗？”

我们还是不说话。

“还记得我吗？忘记了？”她面带嘲讽，把手里的皮带抡了一圈，空气中发出咻咻的声音，“不说话？不说话就不挨打了吗？”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杨一梗着脖子说：“记得。”话音未落，脑袋上挨了一皮带。杨一捂着头蹲在地上。我看着黄莺，还没来得及害怕，忽然眼前一花，脑袋上也挨了一皮带。黄莺说：“你他妈也该打，你还敢看我！”巨大的疼痛从我头顶贯穿全身，一直沉淀到脚底，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被铜皮带抽在脑袋上，这种皮肉之痛铭心刻骨，令人意志崩溃。

她抽打我的时候，河滩上一片肃穆。为什么这么安静，我也搞不懂。过了很多年，我发现这件事在记忆中有一种残酷的美感，我这半辈子打过人，也被人打过，，都没有这种审美的境界。当时的肃穆，可能是因为围观者也被这种美所震慑。

后来她拎着皮带走掉了。我以为她会把手下叫过来，把我们打个半死，可她没这么干。她就这么走了，我都没有目送她远去。这一皮带是我少年时代领受的纪念，仿佛不是为了惩罚我们，而是为了让我们永远地记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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